标题在暧昧的日本

　　明治维新后，富于进取心的日本民族大量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本人也历来重视智力投资，培养人材。由于教育普及，文化水平较高，从人口比例而言，能写作的自然也就多了。作家们要么精通外语，要么通过日译本，广泛地阅读过各国文学作品，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从而开阔了视野。他们在继承古典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时地写出散发着奇光异彩、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作品。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以《个人的体验》(一九六四)和《万延元年的足球赛》(一九六七)这两部长篇小说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然而当日本文部省即日召开紧急会议，表示要把文化勋章授予他时，他却在报纸上撰文。声明自己是“战后民主主义者”中的一员，文化勋章对自己来说不合适，从而毅然谢绝了。拒绝接受由天皇在皇宫颁发的这一体现国家最高荣誉的奖，这在日本确实是破天荒的壮举。
　　大江年仅十岁时，适逢日本投降。他问老师：“大人们说要废除天皇制，是真的吗？”老师立即对他拳打脚踢，还把他的母亲叫来，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大江生长在被原子弹污染了的土地上，他的长子又偏偏是个弱智儿。这样，他在作品里一方面对核武器发展以及日益严重的公害对人类生态所构成的威胁充满了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对残疾人表示了关切。
　　一九六○年五月，大江作为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我国，在北京慷慨激昂地做了支持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广播演说。回国后，大江以持刀杀害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少年山口二矢为原型，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这两个短篇小说，均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发表在杂志上。由于后者涉及天皇制的部分激怒了日本右翼势力，刊载它的《文学界》立即受到恫吓，被迫在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公开赔礼道歉。这篇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至今未能收入大江的文集。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对大江健三郎的授奖评语中说，他之所以获奖，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与神话凝聚在一起，构成一幅当今人类困境中惶惑不安的图画。”当年十二月十日，在授奖仪式上，评委会主席又指出，大江的作品“充满着崭新的观点和简洁的意象，有着诗一般的‘怪诞现实主义’。……在常常变形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之中，最终呈现为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形象，我们一切人都关心和为之感动的形象”。
　　在授奖仪式上，大江以《我在暖昧的日本》为题发表讲话。他认为当年川端康成在获奖时所发表的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暖昧”。接着，他就在“暖昧”一词上大作起文章。他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暖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暖昧之中。……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日本人“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染上了历史的污垢”。
　　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为《万延元年的足球》(一九六七)。这部长篇小说以四国的山峡森林为背景，写出了都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作品融知识、激情、梦幻与野心于一炉，入木三分地描绘了在混乱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日本评论家松原新一认为，大江的基本主题是把个人从“内在的地狱”中解救出来。
　　大江的长子光生于一九六三年，是个患先天性脑障碍的弱智儿。大江为之悲痛至极，根据亲身感受写了《个人的体验》(一九六四)。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因爱子患有残疾而闷闷不乐，自暴自弃，但终于醒悟过来，打起精神尽做父亲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探索，他和妻子已奇迹般地把先天不足的儿子培养成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总把他个人的体验与民族及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去年适值日本投降五十周年，大江健三郎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一九九五年七月二日)上发表了题为《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一文，一针见血地抨击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不认罪的态度。文章指出：“日本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就必须建立起一个基础，俾使本国既能批评邻国，也能听取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作出赔偿。这本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对这一点业已达成共识，然而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界领导人所组成的联盟的反对。……”
　　文章作者痛心疾首地说：“我的残疾儿子每遇到新的困难，我的家人和我就都热情地帮助他进行康复治疗。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是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着。”“不进行这种康复治疗，我们就永远不能放弃我们对邻国所采取的暖昧态度，也不能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关系上的不实在感。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到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悄然而又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
　　美国文化批评家弗·詹姆逊认为：“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最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从来不认同日本官方的和传统的形象。”
　　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获诺贝尔奖时，已年近古稀。身体一向孱弱的他，在过多的荣誉面前感到吃不消了。获奖后，在传播媒介面前不断曝光，他的创作欲反而衰退了。三年多的期间只写了三篇无甚新意的短篇小说《长发》、《竹声桃花》和《偶田川》以及几篇随笔，就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口含煤气管与世长辞了。
　　大江健三郎于一九九四年获奖时是五十九岁。这位少年时代在日本四国农村的山谷森林中，浴着南方的骄阳长大的战后民主主义作家，精力充沛绝伦。获奖后的繁忙社会活动并没影响他于一九九五年把长篇巨著《燃烧的绿树》第三部(《成长之日》)照原订计划付梓。第一部(《救主竟被殴》)和第二部(《推动》)已出版于一九九三年，如今他又雄心勃勃地着手写新作了。《燃烧的绿树》三部曲是以作者的故乡四国的山林为小宇宙，以大千世界为大宇宙。作者说：“在这部小说中，即使撇开宗教信仰，我也仍重视灵魂：描绘生活在希望与绝望峡谷之间的人的状态。”此作似略带宗教色彩，然而不是死后升天堂的宗教，而更像是为二十一世纪和“整个人类而进行的宗教式祷告”。
　　纵观大江健三郎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强调自己是个日本作家，是为日本读者而写作的，主题都是针对日本在二次大战后的社会问题。但由于日本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日本人当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发展、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他的作品因而为各国读者所重视。早在一九八九年，他就获得了欧市(EC)欧洲文学奖，一九九四年又以《疯狂告诉我们存活之道》获意大利蒙迪罗文学奖。在他的作品中，未遭到核污染的大森林，很突出。一九九四年，大江在斯德哥尔摩所做讲演的最后一句是：“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人类的医治与和解做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健三郎关心人类的前途，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断地寻求突破，创造新的艺术高峰。
　　倘若考虑到，本世纪初，由日俄战争的发动者桂太郎任首相的日本政府曾以所谓阴谋暗杀明治天皇的莫须有的“大逆罪”，悍然处决了幸德秋水等十二名社会主义者；而八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这位持不同政见的日本杰出作家虽一贯公开批评天皇制，却还能在一九九三年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十大作家中的第五位，就不难看出战后日本局势的变化。这充分反映了大江从日本广大读者所得到的支持。同时也说明了日本人民对正义感的重视。通过阅读大江的作品，面对二十一世纪，他们势必也在反思过去，并对未来做出抉择。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