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费希特的矛盾

　　人类历史的分期，可以有多种分法；不论怎样分，都是要说明人类社会和文明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例如，康德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野蛮时期、民族时期和理性的“公民普遍立法社会”的“至善”(the highest　good)时期。这是最宽泛的分法，几乎是一种普通常识了。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从原始共产主义到科学的共产主义，和康德的大框架也是吻合的，黑格尔的“历史精神”把人类文明分为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和日耳曼的，同样说的是社会和文明的进化；不过，他不像康德和马克思，他没有把历史再向前推，到“日耳曼”就煞住了，“历史到此终结了”。前几年很热闹了一阵子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是拾得黑格尔的一点点牙慧作出的一篇应时“大文章”。
　　费希特的历史哲学比较古怪，比起康德和黑格尔来，更加是“纯精神”的。他把人类从纯朴的本能到理性的自觉走过的历程，划为如下五个阶段：一、人类的“纯然本能状态”，相当于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以前那种洁白无瑕、一派天真、本能理性的状况。二、由于抵不住外界的种种诱惑，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恶性开始发作，于是进入了“犯错误的初始状况”。三、再进一步进入了“罪孽状况”，纯朴的本性、天生的理性至此已荡然无存，主宰人类社会的，是放纵、横暴、冷漠和怀疑，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利己主义成为煽动一切激情的动力”的时代。四、物极必反，理性时代开始降临，理性科学渐渐受到重视，前一段的“罪孽状况”正在发生变化，是为“赎罪的初始状况”。五、人类进入了真正理性时代，认识了必然的“自由王国”，到了这个阶段，人取得了完整意义的自由，即所谓“赎罪的完成状况和圣化状况”，或叫做“理性艺术的时代”。
　　费希特这一套，很有点像教士在教堂里的说教，凡人听了颇不耐烦。不过那意思仍是说人类的精神世界发展到最高境界时终于是净化而崇高的。费希特哲学的“catchword”(口头禅)是“自我”，这五个阶段即是作为本体的“自我”的旅行全程。好像《神曲》里的但丁，在维吉尔的牵引下，走完“地狱、炼狱、天堂”的全程。这在欧洲曾是一个极具启蒙意义的思想路程，且莫因为它有如念经一般而小看了它。放到历史观点上看，费希特的历史哲学一步也没有离开康德的“世界主义”理想。历史对于费希特来说，就是全人类战胜自然的共同努力。歌德说，费希特的哲学要表示的观念是：“只有联合一致的人才能过人类生活。”
　　费希特的这一分期，见诸他一八○四年冬季在柏林作的题为《现时期的特征》的系列演讲。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他所谓的第三个时期：不讲道德、不讲真理、没有理性、没有自由，人的行动悉听“物质利己主义”的驱动。三年以后，即跨一八○七年和一八○八年的那个冬天，他在柏林又作了十四次系列演讲，总题为《致德意志民族》。在第一讲中，他宣布第三个时期已经走到尽头，是该进入第四个时期的时候了。有如一个人抛开了“原罪”加诸的精神枷锁，要用理性去观察一切了。
　　费希特的这两次系列演讲，特别这后一次，与时局给他的刺激大有关系。先是法国大革命，他认为它对于全人类都是重要的，对于他要逃出“专制君主的地牢”，是一极大的鼓舞。然后紧接着是拿破仑当了皇帝，而且很快把战火烧到了费希特的祖国，耶拿、柏林相继失陷。这在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当中引发了一场强烈的心理地震。费希特的“世界主义”理想，骤然与民族意识遭遇。对理性的追求，受到了感情的挑战。他预设的天衣无缝的“自我”哲学发生梗阻。单凭抽象的哲学理念，担当不了解释现实的任务。费希特在这些演讲里，相当生硬地把“自我”同被占领的柏林联结起来：大写的“自我”放大为民族的“我”，“小我”变成“大我”，“旧我”变成“新我”，本体论的“自我”变成政治化的“自我”。
　　费希特认为，人的认识一旦越出“朦胧的本能”阶段、跨进“醒觉的认识”阶段，那个“自我”就成为“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拿破仑进军耶拿、占领柏林，给德民族提供了“醒觉”的契机。
　　在这以前，费希特在建构他的“知识学”的时候，书呆子兮兮地想的只是如何继承、批判和超过康德：他觉得，用“自我”一元论代替老师的二元论，就可以把康德的矛盾理顺，用不着总在各种“二律背反”中犹豫徘徊。然而他只是在“自我”、“非我”之类的概念中闭门造车，以致康德批评他“只是把概念叙述得很符合逻辑”，他的认识是没有客体的认识。费希特却认为老师的“不彻底”，恰恰在于总要给客体保留下一点位置。好了，现在拿破仑这个实打实的“客体”找上门来了。费希特用“自我”、“非我”之类解释这一强有力的现实，真真地难为了他。费希特的演讲虽然仍保持着“钻牛角”的思维方式和诘屈聱牙的文风，但无论如何是从天上降到了地上；在“知识学”等著作中翻来覆去的逻辑游戏，深奥而欠通达，如今脑子里站着一个拿破仑(虽然演讲里没有提到他一个字)，“自我”哲学的内涵却显得丰满而醒豁多了。
　　具体些说，在此时，费希特的思想里增加了对民族命运的现实关注。于是他反复讲德意志民族的本原，它的心性，它的“活的语言”，它的宗教，它的哲学，等等。总之，讲“德意志人之所以为德意志人”的一切。他说，他所谓的“爱国主义”，爱的就是这些根本性的东西，即保证子孙后代永远是“德意志人”的东西。这不能听其自然，而必须要有一个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的教育，把每一个德国人“培育”成从“内心深处”毫不动摇地自认为是德意志的一分子。他强调，这对于保全民族的延续性是一种严格的“必要”，也是通向人类的理性的、道德的“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所谓“培育”，或“民族的教育”，首先是人的“心性”的教育，把人从骨子里“培育”成德国人最应该的样子。费希特讲到最后一讲时，真有些“事急矣！”的架式，他几乎倾其全力向德意志各邦的各种阶层，向王公大臣、文人学士、商贾农夫，大声疾呼：“切莫相信在古老的文明消逝之后，能在半野蛮的民族内部，在废墟上再现新的文明！”“如果你们沉沦了，那就意味人类将和你们一起沉沦，而丝毫没有未来复兴的希望。”费希特认为他的民族是产生哲学、产生思想和精神的民族，是继承欧洲古老文明传统、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特长的民族，如果这样的民族“沉沦”了，人类文明也就无望了。至此，费希特的“世界主义”理想几乎淹没在民族复兴的渴望里了。
　　在费希特的系列演讲中，经常可见一些相互有关联的字汇。一个是nation，通译为“民族”，不是自然状态的“民族”，是可能发展为“民族国家”的“民族”，所以近来有译为“国族”或“政族”的，以区别于纯出于人种的“民族”。再一个字汇是“祖国”，表示的是具有共同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的“民族”世代聚生和聚居的乡土。“祖国”在法文是“Patrie”，“爱国主义”——Patriotisme——应是“爱(祖)国主义”。再一个字汇是“国家”(State)，费希特把这个字同前面两个字在含义上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所谓“国家”本当具有结构性和法权性的价值；对于当时的德意志人来说，“国家”指的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国、诸侯国，等等。所以，在费希特那里，“祖国”高于“国家”，他的“爱国主义”的“国”不是普鲁士封建军事专制的“国”，更不是任何一个德意志邦。所以虽然他的国家学说赋予“民族国家”以最大的权力，是民族领土的唯一占有者，但在作这些演讲时，这样的“国家”在德意志民族处于分裂状态时还远不是事实，因此他此时的“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他没有用“民族主义”一词)，而不是“国家主义”。
　　费希特有几句话，我以为很能概括他的思想：“合于理性的国家不是使用任何现成的质料，再经过人为的处置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从培育和教化民族开始，才能达到建立此类国家的目的。民族，只有首先以切实手段解决了教育完人的问题，才能接下去解决完善国家的问题。”这里包含着两个层次，即：先要把自然的民族建成“国族”或“政族”，然后再变成“合于理性的国家”，最后才能经过教化国家去教化全人类。费希特说，这是一种把教育和哲学“相参”的使命；他属意于德意志民族去完成这次使命，从德意志及于其余日耳曼族，以及其他。
　　费希特的民族问题理论，后来引出了不少批评和非难。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欧理论界常有反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学者夏里·昂德勒(Charles Ander)，持辞之厉，很有代表性。他于一九一七年在《哲学的泛日耳曼主义》一文中说，费的演讲犹如一本德国钦定的宗教教理，让人相信德意志灵魂的绝对优越性，具有对人类负有上天赋予的历史职责，因此大可为助长“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好战的民族主义”所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有把费希特的理论指为纳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前兆理论的。比较公平的看法是，费希特在十九世纪初所表现的激烈民族情绪，乃是源于人民反抗外国占领的斗争；当时的费氏内心正处于“世界主义”理想与“民族意识”情结的冲突之中。仔细阅读费希特的这本演讲集，并且联系他的其他数量和重要性都远超过这些演讲的哲学著作，就可以发觉，他在突然降临的事变面前，还来不及冷静地清理他的内心矛盾。
　　我个人以为，费希特的矛盾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没有什么奇怪的。“民族”这宗东西确实极微妙而又极敏感，休说十八、九世纪在欧洲正是民族主义鼎盛时期，即使在世界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今天，民族感情也没有因此而稍减。
　　我拿到的《致德意志民族演讲录》是一九九二年出的法译本，从译者Alain Renaut的序言来看，印这本书的动机似乎既有学术、理论的，如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政治的，如联系时局。从八十年代中叶以来，西欧史学界一直时断时续地讨论欧洲统一进程对民族自性(Identity)的冲击问题。法国在一九八七年由政府倡议，组成了一个有学界和政界参加的“民族委员会”，于次年向政府总理提交了一份“法兰西人的今天和明天”的研究报告，从历史、语言、文化等几方面提出看法。德国史学家们讨论了使德意志民族既保持传统、又与其他文化相融的“正常民族”的问题。当时曾引起广泛议论的，是巴伐利亚州右翼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该是我们走出第三帝国废墟和希特勒主义臭气的时候了，以便重新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德国人民，如果没有自属的、借以重获过去和探寻未来的民族自性，那将不能完成它在世界上的任务。”这番话讲出以后立即在欧洲、特别在法国，引起了一阵非常强烈的反应。(顺便说一句，这比我们的东邻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从未间断的不认账、乃至怀旧的非常露骨的、有时几乎是“示威”性的言行，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冷战”结束后，欧洲民族情绪普遍上浮，尤其是德国从分裂到统一，一度又引出了“是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的老问题，民族问题于是又继续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译者序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归根到底是关于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有关“民族观念”的广泛讨论。这在世界已经连成一片的时候，似乎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费希特遇到的是“世界主义”理想和“民族意识”情结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天则是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特性的交错和矛盾问题。费希特的矛盾在哲学和现实之间；而当今世界，现代性、全球化、民族特性则都是活生生的，现世的。总之，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民族和民族差异，费希特式的矛盾就会以不同形式不断再现。
　　一九九六年八月于芳古园陋室
　　(Johann Gottlieb Fichte，Discours ā La Nation allamande，Imprimerie nationale，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