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霜叶红于二月花”

　　四十年代在重庆，就知道于刚同志。解放初期，有机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我在那里时间很短，虽然于刚同志给我印象很深，但接触还不多。解放前我就知道在周恩来同志身边有许多“才子”，他们新旧学问都很渊博，能诗的更是不少。齐燕铭同志的诗词和书法篆刻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于刚同志做得一手好诗。最近我有机会读了他的《霜叶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才深深地觉得他“深藏若虚”，若不是这十载沧桑，使他在“监护”中有写诗的时间，那么，于刚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可能有更多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恐怕就很少机会显露。这不一定是“诗穷而后工”，倒是“人忙诗就少”。
　　很难说于刚同志的诗风近于唐诗还是宋诗，宗的是哪一家哪一派。可是他具有较严格的旧体诗格律，熟练地运用了旧体诗的特有词汇和句法。新名词在诗中运用得自然恰当，没有格格不入的毛病。他使用的是传统的技法——五七言律诗和绝诗，但要表现的内容却是当前的客观现实(主要是与政治有关的现实)。用旧体诗写现代生活和思想感情，常常会感到许多扞格和拘束，所以尽管不少人都在尝试，但是经常会碰到各种困难。我不敢说于刚同志在旧诗领域里没有遭遇过这些困难，但是，正如一个好舵工，在险滩恶浪面前，常常是应付裕如、举重若轻的。并且正因为有力量驾御这些险滩的恶浪，才感到行舟的愉快。
　　对于周恩来同志的悼念，《霜叶集》中收了近十首感情深挚的作品。“……同抛血泪怀先哲，誓慰英魂继壮猷，莫叹灵车行太疾，人民心里活千秋。”(《痛悼周恩来同志》第四首末四句。)记下了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全国人民悼念总理，痛恨“四人帮”的悲愤心情，今天读起来还是使人怅触极深。作者永不忘记多年来在重庆、在延安追随恩来同志战斗的日子：“巴山雾锁红岩影，延水波沉宝塔光。”明是写景，实是写情。一九七七年一月写的《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的第一首：“别梦萦回又一年，狂飚卷起艳阳天，人民血泪英雄胆，化作花环慰九泉。”都是好句。诗比任何文字都需要发自灵魂深处的真实感情，没有感情就没有诗，这几首作品既是沉痛的感情流露，又是历史的纪实，所以可贵。
　　一九七八年冬，他写了一首《寄友》：“漫道寻根更有根，水流花落看新春；诗人莫赋伤时曲，且敞胸怀乐太平。”这一首和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在“监护”中所写的那首《解惑》及《寄怀》这两首一样：“莫向天书问休戚，本来无字更糊涂”，“莫问天涯与海涯，借将遗句照丹霞”，这些句子写得十分蕴藉，同时又感慨遥深。这几首诗在《霜叶集》的风格中，比其它各首较隐晦、较蕴蓄，但也更有诗意。
　　一个革命者是否就不提骨肉之情呢？不！《霜叶集》里有好几首提到作者在被“监护”后，重获与家人子女团聚时的深切感情之作，写得十分亲切。女儿的短辫七年不剪，等待着与爸爸重聚；七年被“监护”，回家后与老妻合拍照片；儿女匆匆来看久别的父亲，重新又分开了；于刚同志都写出很动人的诗句。其中《小别》第一首“……承欢方蔼蔼，临去更依依，盛暑蝉鸣急，新凉早露晞。”第二首“聚散寻常事，前程笑眼看。月从圆处赏，花到盛时攀。……”这些诗句既表现了革命乐观情绪，又充满了儿女之情，读后使人深受感染。
　　《霜叶集》虽然只有五十多首诗，但是叫人“不厌百回读”。它的好处在于它是用真性情写出来的，并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