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落空的权法

　　汉武帝死前十来年，由于四处开边、挥霍无度，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已经消耗殆尽，一遇天灾，各地便多流民，先是乞讨，后是聚集抢劫，天下于是盗贼滋生。武帝时的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都崇尚峻急刑法，狂捕滥杀，境内倒也门不闭户、道不拾遗。但后来，高压政策毕竟敌不过口腹之欲，流民蜂拥而起，较有名的有南阳的梅免、百政，楚地的段中、杜少，齐地的徐勃与燕赵之间的坚卢、范主。大的数千人，自立旗号，攻掠城邑，抢夺兵器，释放罪人，俘获杀害地方长官；少的几百人，掳掠乡里，这样的多到不可胜数。汉武帝于是派高级秘书外出督察剿灭事务，没什么效果；于是再派高级干部持节、虎符等发兵攻击，斩首有上万的，再制订有关法律，诛杀向盗贼提供粮食、消息等等之人，有的地方甚至杀到几千人，总算把主要的大头领捉拿归案。但是不改变基本国策，盗贼当然不可能完全削平，那些小喽罗们散后复聚，群集山川，遍地皆是，官方真是无可奈何。汉武帝于是制订一部新的《沉命法》，规定凡是有盗贼而没有发现，或是发现了没有全部捕获的，从太守到小吏，负责的人都得杀头，可以说到了非常严厉的地步。
　　这可说是古代中国当政者治政的一个秘诀：对一个十分重视的问题，自己亲自抓，让各级的第一把手亲自抓，落实责任；觉得力度还不够的，进而专门制订法律，贯彻落实。这种方法绝大多数时候也确实能够奏效，因为权力总有它的覆盖地带和延伸范围。而任何权力，既然建立，其原初也必定有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在这种范围内操作，自能成立。有些人体会当领导的满足，也便是当一个事情面临几种发展可能时，他可以决定、选择一种可能，哪怕这种可能最悖常理、最违背大家的意愿，他只要有足够的权威、勇气甚至足够厚的脸皮坚持，这种决定、选择照样可以执行、落实。这种小范围内的成功操作，到了后来，会使人忘记权力的有限性，而错以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其实，任何政策、措施和方针归根结底还是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权力是好用的，但如果长期超越实事求是的范围，恣意妄为，不知不觉权力就会失效，只不过这种过程时常相当漫长，难以觉察罢了。所以汉人说：“积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作为权力集中体现的法律，也不外乎此。
　　事情的发展不出汉武帝的意料：《沉命法》一经公布，各地治安状况马上好转，天下平安，盗贼匿迹，毕竟当官的还是珍惜自己脑袋的嘛。但是，事情的发展也出乎汉武帝的意料：实际上各地的盗贼活动如常，不仅如常，而且还更自在——因为不改革基本国策，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盗贼就不可能根本平定；既然不可能根本平定，又要不让那个要命的法律追索到自己，那唯一的办法只有隐瞒事实，明明不好也只有说好，明明有盗贼反倒不用剿。先是下层的小吏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也为了不致于连累上级，所以发现了估量无法荡平的盗贼，干脆也就不再报告；相府一级的等等领导明白下面的苦心，也装成睁眼瞎，或者直接暗示、命令下级不要多嘴。所以汉武帝看看治安抓得有效，法令雷厉风行，心中不免大喜；下面既然欺骗成功，不妨顺水推舟，再歌颂一下领导英明，弄好了还可以升一级干干，真是何乐而不为！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便是这样肇始，它告诉我们：一味想单纯地依靠权力，或者通过一项法律来解决问题，如果脱离了一些总的原则，结果会弄得何等的荒唐，甚至不可收拾。权力和法律永远不是可以迷信的对象。
　　难为的循吏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吏时，收税看百姓的情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交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伍如长龙络绎不绝。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汉书》的《循吏传》起首是文翁，其为武帝时人，因为在蜀地成功发展教育事业推广大汉文化而被载入史册。当时蜀地文化水平很低，他为推广文教，不遗余力，用心良苦。他先是亲自选择小吏中较为灵敏有才的十余人，谆谆教诲，然后送到京师学习儒学经典或律令。学成后他选择好的提官，有当到郡守、刺史的。他还在成都市修造官学招生，招进的免去徭役，学得好的补为吏员。每次外出巡行，总要带读书好的同行，让大家见而羡慕。后来大家都抢着入学，有些富人还为此出赞助。于是蜀地文教大行，到京城求学的蜀人与文化之邦如齐、鲁等地来的一样多。而且后来郡国都立学校，就是遵照文翁的榜样。
　　但是用理想的标准来衡量，文翁所为仍有明显的不当之处。史书所传虽仅寥寥两百余字，但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送年轻人上京求学时，尽量减少自己官府的费用，而买了很多刀、布等当地的土特产，让他们进京后送给先生。这种送礼方式在当时是否合乎法律此处姑且不论，但是求人帮忙需送礼则符合一般人的认识。只有遵循这种一般也可说是俗界的认识，文翁后面的政绩才得以有着落。而接着文翁传后的王成，曾受皇帝明诏褒奖，但他死后就有人告他乱报统计数字以蒙奖赏，这似乎是我国第一位虚报成绩得到表彰的官员。虚报成绩的不轨行为不先出于酷吏倒先出于循吏，此间的文化意蕴颇值思量。
　　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霸是武帝、宣帝时的一大循吏，后官至丞相。他任颍川(今河南禹县)太守时，劝农桑，赡孤鳏，这些都不用细表，反正是做了极多的好事。而他治吏治民的秘诀是：依仗自己极好的记忆力，随时留心各项细微事物，借以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使人惊为神明，不敢为非作歹。如他一次派一位吏员秘密外出公干，此吏员顾忌秘密不敢住在公家的驿馆里，在大路旁吃干粮，结果带的肉被乌鸦衔走。有个到官府办事的百姓正好看见这一幕，向黄霸偶然说起。等到该吏办完事回府，黄霸就慰劳他说：“你此行辛苦了，在大路旁吃饭被乌鸦衔走了肉。”吏员大惊，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正是由于类似的举动，坏人都不在颍川作案而纷纷离去，盗贼日少，境内日治。我们如果仔细揣摩一下，便可发现黄霸这种假装神明的举动不免有些可笑，而且问题还在于，这种借侦知细节来控制属下的无意举动，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当会成为有意的特务行为，结果就不是好玩而是恐怖了。
　　在此细析循吏的种种可议之行，不在于如文章写手一般处处作翻案文章，而是指明人在向上的努力道路上，总是伴随着种种的造作甚至矫饰，也总得顺应人世间至俗的一般倾向。光辉目的的达到常常得用见不得人的一些小手段，而做好人的诱惑常常诱惑人本身去犯一些好人不能犯的错误。这恐怕是人性的本质使然，你无可隐避也无能为力。
　　坦荡的酷吏
　　与南宋以来市井社会对官员划分为清官和贪官的一般认识不同，司马迁和班固将官员分为循吏与酷吏，而且其褒贬态度也与今日习惯大相迳庭。他们毫无疑问地称颂循吏，同时也有保留地赞扬酷吏，如班固就说：天下乱时，如果不“武健严酷”，如何又能胜任！此时空谈道德，只会玩忽职守。虽然从理想的角度看酷吏未必完美，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酷吏又属必需。
　　今日来读《汉书》中的《酷吏传》，可以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廉洁。列于传首的郅都，“公廉”，不拆私信，亲戚的馈赠从来不接受，熟人的请托也从来不答应。他有一句名言：“出了家门来当官，便当奉公职守死于位下，终不能顾妻子儿女矣。”赵禹，为了廉洁，家无食客，连别的高官造访，他都不遵循礼节回访，目的就在于断绝所有的应酬交往，可以一意孤行。张汤，一生杀人甚多，权势极盛，但他死后，家产所值不超过五百金，而且都是得于皇上的赏赐。跟随张汤的尹齐，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十金。
　　二是气傲。宁成为吏员时，总是不服上司，甚至冲撞欺凌。周阳由生活在武帝时，对那位汉武帝见时还要正正衣冠的戆头戆脑的汲黯，他偏偏不买账，汲黯与周同车时总是偏身侧让，不敢有所冒犯。史书说周阳由当地方官，一定要除灭当地的豪强；他当太守，便把平级管武事的都尉当成下级县官一般使唤；如果他自己当都尉，就一定要爬在太守头上，独揽大权。
　　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他们得以严格执行法律，对一切不服从法律的人们特别是皇亲贵戚和豪门之后施以重刑。济南有三百余家组成豪族，横行不法，人不能制，郅都一到，马上将首恶抓来杀掉，豪门战栗；他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他都侧目而视，号为“苍鹰”。纵上台后就得罪了将自己从强盗转为官员的皇太后。皇太后外孙之子犯法，他依法办事，使皇帝对他刮目相看。宁成本为酷吏，治关时，商人有句民谣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义纵一到任，宁成住地之地方官，便不顾宁成前来迎接，将宁成抓拿，破碎其家；他任定襄(今内蒙呼林格尔以北)太守时，将狱中犯重罪的二百余人和私入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日捕杀，真是鲜血淋漓。王温舒任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时，当时只有秋冬两季可以杀人，王温舒就任时已是九月，他暗中令人备好私马五十匹，布置从河内到京城的驿站，一到任就展开大搜捕，将境内不法家族尽数捕到，而且连坐至千余家，罪大的族，罪小的杀，而上报的报告两天就从京城批复，众人皆惊为神速，到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王温舒心尚不平，甚至越境到他郡去追拿逃逸的罪犯。适逢立春，不能行刑，王温舒顿足叹曰：“唉，如冬天再长一月，我的事就可以做完了啊。”
　　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既廉洁，又严执法令，不畏权势，真个是坦坦荡荡，无所畏惧，比起小心谨慎、束手束脚、爱玩点儿小手腕的循吏来，他们真是痛快爽气，而其治下也大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如此说来，酷吏岂不成了官中楷模和后人学习的榜样？
　　回答当然是不尽然。如要追索其中缘由，关键就落在酷吏们遵循的究竟是何种法律上。对此，杜周的一句话可谓泄尽天机。杜周为廷尉时，皇上想打击的人，他想法治倒；皇上想释放的，他长久拘留不处理而慢慢显露其冤。有人质问他：“我为天下执公平，而不循法度，专以皇帝的意思办案。案子难道是这样办的吗？”杜周回答说：“法度从哪里来？前头皇帝定下的为律，后头皇帝定下的为令。各当其时而为是，有什么不变的法度！”这就是说，在一个法律纯粹等于统治者意志的时代，就是严格遵循法律，天下仍无公平可言，因为法律已经没有了神圣的意味，只堕落为专制统治的简单工具。只有当法律是为保护公民的神圣权利而设立时，严格遵循法律才成为光辉灿烂的典型。
　　天赋人权的学说出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我们的祖先当然不可能据此来批评汉代的酷吏。但是在我看来，酷吏严延年母亲的一句话已经致命地击中了他们行为逻辑的痛处。她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滥杀人者必被杀。我将东归，为你整理墓地耳。”事情发展也果如严母所言。实际上，人皆有生存的权利，自己要生存，先得容得别人生存。如果蔑视别人的人身自由，不尊重别人的生命，那么，在同样的逻辑下，你的生命也势必不能为他人尊重。无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点，对此难道我们还需要读古书了解吗？
　　与循吏相比，酷吏倒显得更加坦荡，更加爽直，从某个方面看更符合一般的道德认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性中恶的方面更为天生、更为直接，而善的方面却需战战兢兢、勉力养成呢？这已经导入了一个深深切入、但又很难遽断的问题纵深。面对浩瀚的历史和现世，我们只能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