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

　　哈贝马斯在当今西方知识界无疑堪称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但对他的具体定位一直很有歧异，这显然是由其思想的综合性和混杂性所造成的。算起来，哈贝马斯虽然早在六十年代初就已崭露头角，但由于种种学术政治的原因，他并不属于“少年得志”，倒是有些“大器晚成”的味道。国内早就翻译过来的两部有关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名著《哲学主要趋向》和《当代哲学主流》对他不是只字未提，就是一带而过，即是明证。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初，哈贝马斯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理论家的地位才得以确立；九十年代，他的政治哲学巨著《事实与价值》(Faktizitaet und Geltung)问世，人们又冠之以“民主斗士”的雅号。一九九四年，哈贝马斯正式退休，德国的重要刊物和报纸纷纷予以报道，至此，他才最终被供奉到了德国思想史的伟人祠。
　　不能否认我们学者的敏感性。八十年代，哈贝马斯的学术地位刚刚确立，国内就已有强烈反应；进入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在西方的影响如日中天，我们对他的重视也随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哈贝马斯在国内目前是红得发紫，恐怕一点也不为过。不少出版社正在着手准备大规模地出版他的著作，他的一些关键词，如“交往理性”、“对话策略”等更是成了一些人手中继“结构”、“颠覆”、“后新”之后的又一张王牌。
　　总的来讲，我们对哈贝马斯的热衷是“掐头去尾”。所谓“掐头”，是指对他的早期学术思想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他的教授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未能作详细介绍和深入研究。九六年第十期《读书》发表了萧瑟先生的文章，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点。萧先生认为，“哈贝马斯赋予Oe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以新的涵义，并把它引进了他的社会批判哲学。”而且，哈贝马斯的综合分析方法，即“他在论述过程中所展现的广阔视野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他对于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各方面材料的运用自如的能力”，使得其研究既具有“深刻性”，又充满“文化性”。
　　但我在这里还是想不揣冒昧，就萧先生的文章提出两点小小的疑义，一是萧先生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使他(哈贝马斯)赢得批判理论家声誉的成名之作”。这样说恐怕不甚确切。众所周知，真正为哈贝马斯在学术界获得一席之地的是他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即《理论与实践》和《认识与兴趣》。概而言之，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确定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在《认识与兴趣》中则偏重于从认识论的层面上阐释他所谓的与批判方法相对应的解放兴趣。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多参考一些西方有关哈贝马斯的研究著作，就会一目了然。
　　再一点疑义就是萧先生认为哈贝马斯当时所持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立场，因而“影响了他的结论的科学性”。在文章中我们读不到萧先生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看出是从哪个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其实，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起码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这点，哈贝马斯本人的立场最能说明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其可贵之处就是有效地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统一了起来，从而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是，马克思的批判语境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批判语境变了，批判方法自然也要有所调整。换言之，必须从现实语境出发，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重建，关键又在于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如此看来，哈贝马斯明明是在批判和否定“经济决定论”：再说，要求哈贝马斯的结论具有科学性，本身就有悖于他的兴趣。哈贝马斯一再强调，他所作的是介于“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批判”。
　　话说回来，尽管萧先生的文章中存在着上述两点值得讨论的地方，但他提醒我们注意和重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还是有其独到眼光的。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隐藏着诸多的是是非非，这大概也是哈贝马斯后期对之格外重视的一点“私心杂念”吧。
　　一九五四年，阿多诺寄予厚望的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一怒之下离开了研究所，迁居英伦，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接班人出现了真空。于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便着手物色人选，先是相中了福利德堡(Ludwig v.Friedeburg)，然而使两位大师为难的是此公虽在经验研究上略胜达伦道夫一筹，可是理论功力明显不足。正因为如此，一年后，当哈贝马斯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他们不但从这位后生身上看到了达伦道夫所具有的集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于一体的长处，更为难得的是，哈贝马斯的学术兴趣竟然和他们不谋而合，即同样关注现代性的症候学。据说，阿多诺私下曾表示，哈贝马斯有三方面的长处使他心动：即能写、(附和他)批判海德格尔、批判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搞清哈贝马斯当时是故意唯两位大师是从，还是他们果真趣味相投。不管怎样，哈贝马斯总算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门下。
　　最初，哈贝马斯是阿多诺的助手。他们合作，或者说，阿多诺指导哈贝马斯完成的第一个成果是一份有关“大学与社会”的研究报告，由哈贝马斯执笔，一九五七年发表在《水星》杂志上，题为《高校改革的磨难》(Das chronische Leiden der Hochschulreform)。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署名并没有阿多诺，后来哈贝马斯也把它收进了自己的文集中。不过，从阿多诺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认为既继承了他的研究主题，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科学的批判上。
　　初显身手，便大功告成。哈贝马斯接下来便和他的同伴一道独立研究课题，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大学生与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该书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社会学研究”，属于“大学与社会”研究项目中的一个部分。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研究，先是发问卷，再找人座谈，最后作总结分析。霍克海姆认为，让哈贝马斯多作一些经验研究，对他有好处。
　　然而，哈贝马斯这次却不太本分，走过了头。在该书前言《论政治参与概念》中，他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作归纳总结，而是试图大胆地进行理论分析。他不仅对政治习惯作了分类探讨，还对政治趋势和社会图景作了研究，并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政治潜能的看法。
　　哈贝马斯这一大胆尝试，可激怒了霍克海姆。霍克海姆在一九五八年给阿多诺的信中对哈贝马斯的前言作了猛烈的批评。他提出，哈贝马斯在这篇导言中所讨论的主题和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那篇《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讨论》一文如出一辙，都违背了研究所的宗旨，有违师训。霍克海姆甚至认为，哈贝马斯的这篇导言已经对研究所的同一性(Identitaet)构成了威胁。
　　在霍克海姆的坚持之下，阿多诺也只好批评哈贝马斯。因此《大学生与政治》后来未能收入研究所编撰出版的“法兰克福社会学论丛”。直到一九六一年，才由远在Darmstadt的Luchterhand出版社编入“社会学文本”丛书。而且，书里书外显得与研究所毫不相干。
　　哈贝马斯与导师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和霍克海姆之间的矛盾就此展开，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哈贝马斯未能在研究所获得教授资格，教职就更是无从谈起。哈贝马斯起初好像并没有把霍克海姆的批评放在心上。做完《大学生与政治》之后，他就着手撰写教授资格论文，就是我们前文说到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很显然，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并没有改变前此的立场，而是愈走愈远，在霍克海姆看来，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哈贝马斯自己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看作是他进入学术公共天地，建立自己学术空间和理论立场的开山之作，更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萌芽。我认为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哈贝马斯不但建立起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哈贝马斯毫不讳言，他所要寻找并论证的是一种“市民阶级公共领域”(Buergerliche Oef-fenttichkeit)，一种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哈贝马斯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初盛时期曾经繁荣过那么一阵子；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工具理性张扬到极点，物化精神的不断挤压，这片空间消失殆尽了。
　　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西欧曾经拥有过的这种“市民阶级公共领域是一种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范畴。它不能从肇始于欧洲中世纪中期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史中抽象剥离出来，更不能把它当作一种普遍理想类型，随意转用到另一历史阶段”。
　　对待这种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其中应当“公私分明”，公共领域不允许被私人化和专制化；另一方面又明显感到公和私的二元紧张模式有悖于其交往动机，于是又提倡“大公无私”，想使公共领域成为一个中介机制，用以调节自我与他者、个体与团体、国家与社会：
　　市民阶级公共领域可以首先被视为个人集合而成的一个公众的领域，但他们很快就要求这一原本自上而下进行调整的公共领域归属他们，以对抗公共当局本身，并且促使他们讨论有关调整那些基本上属于私人，但与公共密切相关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的领域中各种关系的一般规则。
　　哈贝马斯所描绘的这种公共领域洋溢着公共讨论(das　OeffentlicheRaesonnement)，因而也是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其作用是双重的，它不仅使得现代科学研究、艺术创作以及各种社会科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探讨从传统的、服从于少数特权阶级、服务于神学家或统治者的自身需要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此外还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理性的商讨方式构造着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该书尚未发表，已受到广泛的赞誉。达伦道夫、松特海姆(KurtSontherheimer)等纷纷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可惜，哈贝马斯的导师并不领公共舆论的情，未能做到“大公无私”，坚决不予搭理，从而使得哈贝马斯未能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获得答辩。哈贝马斯似乎对导师的这种“公私不分”的做法也相当不满。万不得已，他只好另谋高就，投身到马堡(Marburg)的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教授门下。和《大学生与政治》一样，该书也是在Luchterhand出版社出版，书前书后，也好像一点儿不关社会研究所的事。一九六一年，哈贝马斯在Marburg获得了教职。后几经辗转，最终才重又回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促成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改变主意，召回哈贝马斯的直接原因，则是由于福利德堡在一九六二年的离去。
　　人虽说回到了导师的身边，但过去的曲折却并未随之而去。看得出来，哈贝马斯对此是牢记在心的。综观其写作历史和理论发展，在近三十年期间，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几乎是三缄其口。细读他在此期间发表的文章和专著，很难找到该书的影子，好像压根没有这本书似的。
　　斗转星移，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世界局势的骤变，尤其是东欧事变之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人们“发掘”了出来。一九八九年，第一个英文译本问世，旋即在英语世界引起了一场“公共领域”热潮，几乎波及到了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同年九月，为了配合该书英译本出版，英语世界还举行了颇具规模的主题研讨会“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就该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哈贝马斯本人也一改以往的沉默，在会上作了全面的答复。也就是在此次讨论会上，哈贝马斯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重视，指出该书乃是其思想体系的“人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会后，哈贝马斯觉得意犹未尽，在《水星》杂志上发表了《民族主权作为程序，公共领域的规范概念》，进一步对公共领域加以规范和解释。在新近出版的巨著《事实与价值》中，该文又被大量扩充，附于书后。总的来看，《规范概念》一文在坚持其原初立场的基础上更加向政治理论靠拢，并且由突出“公私分明”转向强调“大公无私”的彻底民主立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重视，同时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最值得介绍的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女权主义和神学界的挑战。他们(她们)认为，女性和宗教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遭到彻底否定。并由此指出，哈贝马斯作为德国精神史，乃至西方精神史的传人，仍然固守着“西方中心论”和“阳性中心论”，这违背了他的交往理性。从女权主义发起攻击的首推莱恩(Mary P.Ryan)，从神学角度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范畴批判得最为有力的要数查莱特(D.Zaret)。他通过对英国历史的分析，指出宗教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萌芽和高涨之时，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始终在公众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哈贝马斯否定宗教决不是无意识行为，而是“别有用心”，即为了建立纯粹的乌托邦的理想类型。费洛伦查(F.Fiorenza)则认为，哈贝马斯对教会作为一种社群所具有的公共制度特征的否定是很成问题的。所有这些质疑促使了哈贝马斯后期思想的大转折，即所谓的“神学转向”和“多元文化转向”。这是一个大课题，值得我们重视。
　　二、左派的挑战。早在一九七二年，左翼代表耐格特(Oskar Negt)和克卢格(Alexander Kluge)就针对哈贝马斯发表了《公共领域与经验——对市民阶级公共领域和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Oeffentlichkeitund Erfahrung.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ue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Oeffentlichkeit)一书。当时影响不大，最近则随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道走红。他们全面地提出“无产阶级公共领域”范畴，新颖之处在于，用人的实践经验对公共领域的不同类型加以衡量和区别。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公共领域”除了具有一般的历史哲学作用之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就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而言，他们批判阶级意识和政党的抽象概念，指出“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是这些因素的有机组成，另一方面涉及到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指出，工人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未能有效地占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和建设“无产阶级公共领域”。
　　三、汉学界的挑战，以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为代表。他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包含两个空间概念，亦即，公共领域既是“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充满张力的关系之间”，因而国家与社会在这个中间地带互动而形成公共领域的各种形态；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是与国家对立、而非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黄宗智认为，后者对研究中国问题更为可取。因此，他建议，把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个独立空间称为“第三领域”，使之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的目的论色彩。借助于这个“第三领域”概念，黄宗智对从清末到当代的中国社会历史作了概要的清理，涉及到司法制度、行政管理、公共事务以及企业制度。尽管黄宗智的研究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但它无论如何都为我们进一步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提供了较好的参考和借鉴。对于我们来讲，来自德国左翼和美国汉学界的挑战更具有切身意义。眼下，美国汉学界所发起的挑战正在向汉语世界本土渗透，或许，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空间，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更是意想不到的“新大陆”。
　　除了学理价值，《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命运在学术规范方面也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历史效果。无论是阿多诺，还是霍克海姆，或是哈贝马斯，都是极守学术规范之榜样。虽然哈贝马斯一度不得已叛逆师门，但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并没有因此而永远将他革除。同样，尽管哈贝马斯曾遭到老师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老师依然保持尊敬。到了九十年代，在纪念霍克海姆的文章中，他不计前嫌，对霍克海姆恭敬有加，追念不已，与此同时，哈贝马斯也吸取其老师的教训，对自己的学生十分宽容。他的几位高足相当“调皮”，老是对他的理论挑三拣四，如霍耐特(A.Honneth)为权力批判辩护，维尔默(A·Wellmer)替后现代讲情，更出格的是，奥佛(Claus Offe)的晚期资本主义概念与哈贝马斯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张力。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效仿其老师，而是坦诚地与他们对话、争执，并且大胆地汲取他们有价值的见解。
　　看来，师生之间也要讲究些“大公无私”，不过，首先还是“公私分明”的好。
　　(Jürgen Habermas：Strukturwandel der　　 Oeffentlichkeit——Untersuchung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uergerlichen Gesellschaft，Luchterhand，1962，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