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做书人的胆量

　　“柏拉图写过一部《理想的幻灭》吗？”
　　“怎么可能呢？”
　　“孟德斯鸠写过一部《法的衰亡》吗？”
　　“当然没有。”
　　“休谟有部著作叫《人性的断裂》吗？”
　　我已经不想回答了，朋友笑眯眯地从身后拿出一本书来。那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的拿来主义丛书之一，白色的封面上印有五个金字“人性的断裂”，书名右下方有“[英]休谟著　冯援译”的字样。
　　真是奇了。不急，先打开书看一看。正文目录前有一篇八页长的“休谟自传”，在第三页，休谟写道：“我一向总认为，我的《人性论》的第一版之所以遭到失败，多半是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促付印，乃是一件最鲁莽的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写出《人性的断裂》来。这部新书是我在杜林时出版的。”
　　休谟根据《人性论》第一部分改写的著作明明是《人类理解研究》，怎么变成《人性的断裂》了？幸好手头牛津大学一九六三年出的休谟《文集》(Essays)收有那篇自传，不妨查核一下原文。没错，英文书名是ln-quiry concering Human Understanding。此事蹊跷，译者冯援先生更改书名必有深意。
　　那么再来检查一下书的内容。从目录上看《人性的断裂》共二十一章，前十二章恰恰是《人类理解研究》的全部，第十三章(“论爱与恨的对象”)至第十九章(“论性爱或两性间的爱”)是《人性论》第二部分“论情感”第二章“论爱与恨”的第一节、第六节至第十一节，而第二十章“论许诺的约束力”和第二十一章“论仁善与慈善”分别是《人性论》的第三部分“道德学”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三节。
　　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八○年就出了《人类理解研究》和《人性论》的中文本，译者都是关文运先生(《人性论》译文经郑之骧先生校读)。《人性的断裂》的译文全部抄自上述两书，不过做书人也有他在标点和文字上的贡献。例如他将《人类理解研究》第六章“可然性”( probability)改为“必然性”，并作一注：“有的译本译作‘可然性’。这一生造的词汇比较完整的[地]表达了原文的意义，……为照顾到我国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兹译为‘必然性’。”冯援先生做《人性的断裂》一书几乎不费功夫，在他为“ probability”的译法费功夫的时候他却不幸暴露了自己的致命伤——不懂英文。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第七章和第八章还论及“必然”(necessity，也可译作“必然性”)的概念。把“可然性”改窜为“必然性”后，probability和necessity的含义不是两相混淆了吗？
　　商务的《人类理解研究》也附有“休谟自传”。关文运先生翻译这篇短文的时间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当时一些专有名词还没有固定译法。统治过英国的两个王室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被译作“屠陶”和“斯屠渥特”，意大利城市都灵(Turin)被译作“杜林”，这些不合当今习惯的译法全部为冯援先生所“采纳”。休谟在自传里提及他外公“Sir　David　Falconer”，关文运先生译作“发尔康诺爵士”。其实此处名字“戴维”是不能省的，因为照英国习惯，“爵士”这称号可用于名字或姓名之前，不能用于姓氏之前。对这错译冯援先生照搬不误，只是把“发”改为“法”。一般而言，以剽窃为生的做书人要“发”不顾“法”，莫非是立贞节牌坊的冲动在暗中作怪？
　　好像不是。冯援先生无意掩饰自己的丑行，他还颇为得意。“冯援”者，“逢原”也。《中国成语大辞典》对“左右逢原”的释义是“做学问功夫到家，则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冯援先生凭自己对目前中国图书市场上“卖点”的敏感性还可以做出“挑战人性”、“人性的超越”和“人性大观”之类的书名来，作者当然都是休谟。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成为冯援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也是不足为怪的，君不见如今盗贼在光天化日下作案就像在自己家里放屁一样全无顾忌。
　　神龙见首不见尾。冯援先生毕竟要比大街上的作恶者或郊区棚屋里制假卖假的奸商高明许多。休谟一直以为自己“和平而能自制”，但是他若见到随意拼凑、肢解他哲学著作的“神龙”，相信他会像传说中的圣徒那样博而杀之。当然，受《人性的断裂》一书伤害的，远不止休谟、关文运先生和商务印书馆。
　　听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拿来主义丛书在图书界还颇有名气。“拿来主义”一说漏洞很多，原来不曾想到，它还可以是偷儿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