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时代急需的思想

　　在这些总题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数十篇时政评论文章里，高尔基严肃地提出了十月革命前后俄苏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最为紧迫的问题，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府政策和工作的缺陷、失误乃至关乎其命运的重大错误，甚至还准确地预见到苏联的最终解体。
　　对于刚刚经历了“文化热”的国人来说，高尔基的文化观很值得注意。在他看来，文化的真正内涵就是使人“变得更具有人性”。“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一切在乎人，一切为了人！”他把这一思想作为文化的核心，进而尖锐地批判偏离了这一核心的泛文化现象。“在我们周围有不少所谓的‘文化人’，这些人政治上非常内行，各种各样的知识相当丰富，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知识并不妨碍他们充当反犹太主义者、反民主主义者，甚至充当基于压迫人民群众、压迫个性自由的国家制度的真诚的捍卫者。这些人……在社会活动中毫不迟疑地、不择手段地采取不正当的方法，……甚至采用残酷的方法……而所有这一切又不妨碍他们认为自己是‘文化’人。”高尔基惊呼“文化处于危难之中”，其危难不仅在于真正的文化的匮乏，而且更在于假文化人正在推销伪文化。
　　高尔基一再强调必须明确文化重建的目的，那就是个性意识、人的尊严的意识和思想启蒙、精神创新。他把文化比喻为净化和陶冶人的“慢火”，认为只有用文化的文火慢慢陶冶，人们长期形成的“奴性”才能被逐渐清除，才能使野蛮变成文明、麻木变成清醒、残酷变成仁爱。高尔基痛切地说：“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对人的价值估量依然同过去一样低廉”，“捞起贿赂来还像以前的官员一样，还把人们像牲口一样往监狱里赶”。“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说明在俄国只实现了物质力量的转移，但这种转移并没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长。”高尔基认为，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肩负起思想启蒙和精神创造的使命，并宁愿为此牺牲自由与生命。纵使“在俄国的平原上播种我们最好的鲜血、我们最好的神经汁液，也只能得到不太茂盛的、可悲的幼苗”，但“还是应当播种”；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事业”，“因为除了他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理智的力量”。
　　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使命，在高尔基看来，就是批判。他公开宣称：“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人们或许还不曾忘记，“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站在政治之上，应当学会限制并善于限制自己的政治情感”；因为“政治——不管是谁搞的政治——永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与之相伴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然而，超越政治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躲进纯学术或纯艺术的象牙塔；而是要站在政治漩涡之外，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缺失和阴暗给予勇敢的揭露批判。
　　高尔基由衷地渴望他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能与执政党的领导人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他一方面忠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权利；另一方面又渴求斯莫尔尼宫里的领导人能够理解他这种真正的忠诚，能够宽容他坦诚而尖锐地批判，能够重视他的所谓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意见，能够认识到他所言所为的一切，都是补台而非拆台，都是建设性的而非颠覆性的，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非为了一己私利。也许正因为如此，列宁对高尔基指名道姓的批判容忍了十四个半月，又在下令查封《新生活报》时断言，“高尔基是我们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只被有限度地容忍发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高尔基的思想没有转化为苏联的方针政策，而他早在俄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就发出的警告性预言，却真的变成了现实！人们慨叹高尔基的远见，但更要紧的是重视他的卓识。
　　(《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著，朱希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一月版，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