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绝对的价值与残酷

　　在易卜生的某些戏剧里，命运被表现出了无法抗拒的绝对性，命运具有一种绝对的威严与正义，一种对于绝对的价值的近逼；而不容讨论的价值系统，对于人性具有一种绝对的审判；然后作出了类似因果报应的绝对的裁决。
　　例如堕落的儿子欧士华注定了要毁灭，起因于他的父亲阿尔文的罪恶。任凭他的母亲等人怎样为尊者讳，怎样以办孤儿院等措施来补赎，以把儿子送到巴黎学艺术来摆脱罪恶家庭的影响，以打发掉乔安娜的“妥善安排”来为阿尔文擦屁股，欧士华还是运行在命运为他预设的罪恶——毁灭的圆圈里。孤儿院注定了是要被焚毁的。而曼德牧师呢，他的一切按条条框框办事的忠诚，他的把思考与判断的权利拱手让出——即所谓“在好些事情上头咱们必须倚仗别人的意见”——的谦卑忠顺，他的把痛苦的与爱自己的海伦即阿尔文太太推出去的“克己复礼”，他的对于一切精神污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坚决(听说什么书什么艺术界不好，就绝对不去接触它)，并没有为他带来圣者的光环与成功的安慰，他的下场竟然是纵火的罪名与舆论的笑骂。(以上见《群鬼》)而动辄自称是问心无愧的纯洁的罗斯莫，美丽聪慧的吕贝克，由于罗斯莫对于吕贝克的“不适当”(语出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倾心，造成了妻子的自杀，造成了代表鬼魂的“白马”的无法躲避；更由于吕贝克的诱人自死的责任和她与自己的名为养父实为亲父的不清不楚的关系，以及吕贝克的“私生女”的原罪，即使他们拒绝卑鄙，他们勇敢地忏悔与坦白过失，他们终于逃不脱双双从桥上跳下去，被白马索命抵命的命运。(以上见《罗斯莫庄》)
　　易卜生的最具有公然挑战乃至宣战色彩的剧本还是《人民公敌》。人民公敌这种语词在我们国家也是流行的。早在解放前我便读过陈伯达君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内称蒋某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颗大狗牙”云云。(后来，陈君也落了一个亚人民公敌的下场。)当然，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他企图强调的是一种精英的原则性，即使因为拒绝媚俗而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亦在所不惜。新浴场的修建会给城镇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这个城镇的卫生状况却相当恶劣，斯多克芒医生早先写了一篇“仔细叙述浴场的优点怎么多，本地的卫生情况怎么好”(见《易卜生文集》第四卷299页)(是不是写得太轻率了？王注)的文章，同时他称颂本市的生活“有生气——有前途——有无穷无尽的事业可以经营”，即使在称颂本市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从而批评市长哥哥的迟钝，没有像他那样为本市的美妙而激动(见同书同卷301页)；然后，他根据新掌握的情况改变了支持修建浴场的观点，改称这未来的浴场将是一个“传染病的窝儿”。这样，他就受到了“本地寡头政治集团”(语出一个风派报人霍夫斯达，霍原是他的朋友，后来却背叛了他)与“群众专政”(这当然是王某的毛文体语词)的同时打击。虚伪卑鄙的“民主派”“自由派”小人们提出“稳健是公民的最大美德”，“有多数派帮忙总是有好处”(323页)，要有“责任心”(343页)的命题，同时对医生百般压制。市长哥哥也以维护“公众利益”“应该保密”等理由对斯医生威胁利诱，迫他就范。
　　斯多克芒医生遂宣布：“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366页)“我决不能容忍那种领导人……最好能把他们像别的害虫似地彻底消灭。”(36 8页)“真理和自由的最大的敌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结实的多数派。”“多数派从来没有公理。”(369页)“一个社会决不能靠着那些陈旧衰朽、没有精髓的真理去过日子。”(371页)他还一不做二不休地宣告：“说你们这些平常人是人民的精华，这句话是哄你们上当……平常人不过是原料，要经过加工培养才会成为人民。”(372页)“……他盲从上司的意见，自己没有独立的思想……这种人就叫平常人。”(374页)“正因为我非常爱护家乡，所以与其看它靠着欺骗繁荣起来，我宁可把它毁掉。”(375页)(王注：他完全不讲“硬道理”。)“……把它踩成平地都没什么可惜！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消灭干净！照你们这样……国家灭亡，人民灭亡，都是活该！”(376页)“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的时候，千万别穿好裤子……这群蠢东西居然自以为跟我是平等的人……”(381页)“他们不像这儿的人用一把老虎钳把一个自由的灵魂拧得紧紧的……”(382页)“要是有一天国家真的出了大事情，大家一定会提起脚就跑，结实的多数派一定会像一群绵羊似的四下里乱钻……”(384页)“自由派是自由的最狡滑的敌人，他们的党纲是尊重有力的真理的刽子手，权宜主义是颠倒道德正义的武器。”(398页)最后，他宣布，他是本城最有力的人物，因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选”
　　真是痛快淋漓！真是如火如荼！真是抵抗投降，真是批判使命，道德理想！真是振聋发聩！
　　易卜生是至今红遍世界的挪威作家，尽管他没有得到近在咫尺的诺贝尔文学奖，倒是他的竞争的对手但也给予他的《群鬼》与《玩偶之家》以正义的支持的比昂逊与一直不服不“嬲”他的克鲁特·汉姆逊都到手了这个至今令一些人发烧发酸的文学奖。易卜生为他的愤激是付出了代价的，所以是更加可敬的。
　　单单从字面上看，斯医生的议论似嫌过分，尤其是令提倡中庸的孔孟与相反相成的老庄的后人们触目惊心。专家们说，是易卜生写完《群鬼》、《玩偶之家》，受到攻击，他为了回应这种攻击写下了《人民公敌》。可以想像他写“人”剧时的愤懑之情。然而，我并不认为从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乃至做人之道上讨论推敲判断医生与医生后面的易卜生的是非智愚分寸得失是我们最应该做的。这是话剧，戏者戏也，这不是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一个公民的社会纲领。它也无意为民立极，提供标准和尺度。一般认为，易卜生的意义往往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无法像要求实行家那样要求语言艺术家。其次，易卜生所在的社会，他面对的国情，是多元的而非一元化的。多元的国情下，某种激烈偏颇常常为另一种激烈偏颇或另一种决不激烈偏颇所制衡，在多元价值并存的地方，一种绝对、一种排他性、一种宿命论往往并不具有在一元状态下所具有的危险性，因而也就不被要求立论立得那么全面准确矛盾突出而又恰如其分。而我们缺少共时性的多元制衡传统，我们的平衡往往是纵坐标上的，是历时性的，它表现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天道有常，物极必反；反左易右，反右易左；忠厚需有余地步；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莫为己甚，厥执乎中等等。
　　当然，多元了并不是说就自然好，自由派也可以成为自由的敌人，结实的多数照样可以搞成群众专政，斯医生不但被免去了浴场医官的职务，他的言论也得不到发表的可能，最后市民们甚至“自发”地发动签名，拒绝找斯医生看病，而且“不敢不签名”(387页)；甚至他的孩子们在学校也受到攻击，以致不得不辍学在家接受医生本人的教育。挪威大概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挪威的社会条件也不具备文革的孳生条件，然而，在易卜生的剧本里，斯多克芒医生的境遇却与被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毫无二致。可见，文化背景与国情固然不同，人性的弱点却是一般，搞出的漏子实为相似，面对的问题也颇能相互借鉴，道德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经济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体制也不是万应灵丹；这方面，易卜生的戏剧令人深思。
　　(无怪乎现代人视少数服从多数为并非民主的精义，而认为服从多数的同时保护少数与他们的权益，才是民主的要点。)
　　五十四年前，我才十岁时，读了易卜生的剧本《社会栋梁》(潘家洵译本为《社会支柱》)、《国民公敌》(潘译《人民公敌》)与《群鬼》，当时，我当然不懂易戏，但是仍然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从脊梁背上冒出，我已经隐隐感到了宿命的绝对性残酷性与恐怖性和人性的丑恶。此后与易卜生一别半个多世纪，一九九八年夏末秋初，首次访问挪威时，才又拾起了易卜生的戏。这也是命么？
　　逗留奥斯陆期间，适逢两年一度的易卜生戏剧节，我们被邀观看了在树有易卜生与比昂逊的双铜像的国家剧院小剧场演出的《罗斯莫庄》。“罗”剧是作家在“公敌”剧后四年即一八八六年所写，戏剧冲突远远没有前述几个戏那么外在和紧张。感谢奥斯陆大学的刘白莎老师，事先把复印好了的“罗”剧中文版拿给了我，我在自奥斯陆前去卑尔根的火车上读完了它。我惊异于一出戏竟然可以把最紧张的冲突(碧爱特之死，吕贝克的身世与“任务”背景，特别是罗、吕相爱等)放在幕后，而只在台上谈论问题，进行观念、价值与意志的对抗。敢于写得这样含蓄，当真把冰山的四分之三留在水下，不是大手笔是不敢犯这种戏剧上的大忌的，文无定法是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二。(又是“毛文体”，实在惭愧。)但此剧也有它的特殊惊心动魄之处。那就是罗斯莫在知道了吕贝克的底细，尤其是知道了她对自己的爱情之后，他提出要求：要吕贝克为他而死，以达到他的一贯的追求道德理想与精神纯洁的目标。罗斯莫说，如果吕贝特肯去死：
　　我就会恢复对于自己使命的信心。我就会相信自己有提高人类灵魂的能力。我就会相信人类灵魂可以达到高尚的境界。(！)(同书，六卷220页)
　　这不是偶然的，绝对的最高形式是死亡、是殉道、是献身、是就义。你为它去死的东西，还有什么相对和变易的可能吗？除了死亡，一切活着的人包括极其高尚和纯粹的人都可能有所变化。就拿绝对讲原则、不媚俗的斯多克芒医生来说，他对于修建浴场的意见，不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吗？如果不是市长好意地告诉他报纸将发表他的该篇文章的话，他在去年写的，与现在的他做对的文章不是早已就发表出来了吗？何况还有那么多俗人坏人变坏了的人与罗斯莫相差不知凡几，天知道该死时不死的话，此后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汪精卫当年要是“引刀成一快”成功，不就名扬青史而不会堕落成汉奸了吗？无怪乎旧时代的行刑者对就义者要说：“那我就成全了你”啦！
　　再说罗斯莫，他与吕贝克堕入爱河而不自知，造成爱妻的自杀而不自知，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疏忽大意吗？或者，是他的内兄克罗尔玩弄的阴谋诡计么？是太忙了？是潜意识里他过于希望与吕贝克结合故而认同了己妻的死亡？这是常理所不能不提出的问题，是追求纯洁完美的罗斯莫的尴尬所在。怎样摆脱这种尴尬呢？他不是总统，如果是总统，也许辞职就够了。他的唯一与自己的绝对道德理想主义相一致的选择就是要求爱自己的人赴死。而当吕贝克答应了去死，证明了吕贝克的精神已经净化之后，罗斯莫也与之同赴一死。他不是在要求吕贝克死前决定去死而是在之后才说出自己的必死信念，他是“你死我才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戏剧情节的安排。这说明，罗斯莫认定自己有权审查吕贝克的道德动机，并认定自己有权要求吕贝克在不知道自己也要死的前提下先同意为自己而死。这是与一切殉情戏不同的地方。天！
　　抱歉，写到这里我竟然想起吴起为功名向妻子求头的故事。对于吴起，功名是绝对的，对于罗斯莫，道德的清洁感是绝对的。当然，道德的非实利性使它比功名显然清洁得多，我的联想也确是拟喻不伦。我也想起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的一个情节，一个老姑娘责备自己的当年恋人：他被俘了，而没有死在沙场上。
　　无论如何，倒是社会支柱卡斯腾·博尼克通过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来求得良心的平安更具有说服力。(见《社会支柱》，五卷10 6页)
　　可能是受了实用主义的世风影响，我对罗斯莫的要吕贝克去死难以接受。这处理有点不近情理。绝对化的律令就是这样的，它的英勇、它的魅力、它的高尚、它的英雄主义、它的超凡脱俗的伟大性常常是用死亡来体现来证明的。罗斯莫为达到自己的道德理想去死，与曾子正缨后再死(见《东周列国志》)，与为刺秦王而献头的樊於期(而且樊是在大英雄荆轲向他求头后才献出头来的，而且事实是荆轲并未成功，即於期的献头并未达到目的。)、精忠报国的岳飞之死，都体现了某种律令，某种价值观念：精神的净化，礼，复仇，报答知遇之恩，忠君爱国等的绝对性。而保护了赵氏孤儿的程婴，在成功之后自杀，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忍辱偷生是为了复仇大事，而绝非贪生怕死，就是说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死而死。连死都不在乎，这种精神还不纯洁吗？成败利钝又有什么可说！连死都不敢，什么鄙俗的直至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来！没有任何绝对价值感的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当然，最伟大的是烈士，最可耻的是叛徒，这是公认的呀！而现今的人们，现今的市场经济的影响，是怎样地鄙俗化堕落化了啊！
　　(仅次于死的体现净化的方法是禁欲，教皇、活佛、胡志明与林巧稚，都终生不婚。我不知道易卜生笔下的人物有没有选择这条路的。但禁欲的人有可能还俗或苦闷，其绝对化的程度不如献出生命。)
　　这是绝对价值的悲剧性、郑重性、惨烈性乃至必然性即强制性。
　　我不知道作为天才剧作家的易卜生对于此类道德理想主义是否也有些质疑。因为在《群鬼》里有曼德牧师的形象，他也是忠于自己的道德理想的，然而，他表现出来的却是不似小丑胜似小丑的喜剧色彩。到了《罗斯莫庄》那里，罗斯莫的老师，渴望着隆重地宣告自己作为思想者的伟大成果的布伦得尔就变成不折不扣的小丑了。天才作家的目光总是更犀利些，他总是能够看到、能够从艺术上达到别人没有达到没有看到，乃至自己也还没有看清楚的东西。
　　小剧场的演出相当精彩。吕贝克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心计，你觉得她活得很累。碧爱特的哥哥克罗尔壮实有力，嗓音厚重。罗斯莫“长着”美丽的连鬓胡须，形象颇佳但声音孱弱，举止温吞显得没有什么力度。不知道这是演员条件所致还是导演的有意安排与阐释。
　　在奥斯陆逗留期间，我与妻就住在当年易卜生喜欢前来喝咖啡的宏大酒店(GRANT HOTEL)，那里的一些地方标志着易卜生的遗迹。据说易卜生生前每天按时散步到酒店饮咖啡，戴着高装帽子，穿着厚底靴。对易不“嬲”的文坛竞争对手们嘲笑说那是因为易卜生的个子长得太矮。易卜生的这些习惯倒不像是好斗的与不得不斗的斯多克芒。我参观了易卜生故居，听说了一些易卜生懒惰而他的妻子督促他写作的花絮。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与比昂逊特别是汉姆逊的一些互不服气的故事。易与比活着时候便被双树铜像于国家剧院前，易对雕塑满意，但不喜与比昂逊并列，而比昂逊对自己的雕像不满意。浮名烟云，竟也困扰了伟大作家难以绝对免俗的心，这可以理解却也令人莞尔。尤其是比易年轻许多的汉姆逊，总是觉得易碍事。(是不是也有弑父情结？)直到易死了，他的遗属捐出他的家具，汉姆逊嘲讽说：“易卜生的家具只配在民俗博物馆展出。”意即易卜生的品味极差——死了也不饶选洋的文人相轻的故事叫人解颐轻叹。这些故事只不过是故事而已，聊为谈资，并无多大意思。作为作家，各人有各人的光辉，靠作品也只靠作品。相互攻击的结果是随风飘散，无聊。当时间冲刷过去，连得没得诺贝尔奖也显得无足挂齿。易卜生至今活在中国观众与读者心中，远远超过了那两位。据说汉姆逊的小说确实写得好。我国中央实验话剧院也曾到奥斯陆参加易的戏剧节的演出，他们演《人民公敌》的时候表现斯医生受到愚众的攻击，愚众扔下的有可口可乐的易拉罐，这个细节颇受挪威观众称道。这个细节大概可以说明斯多克芒医生的遭遇，至今令人觉得并不过时吧——虽然同样是天才的汉姆逊早就觉得易卜生过时啦。
　　尤其是易戏里的某些台词，弄不好还以为是为今天的中国人写的，有所“矛头”有所影射呢，读者自己去阅读吧，噱头大大的有噢！
　　附记：笔者并非研究易卜生的专家，无意向此领域置喙。我的《欲读书结》话题广泛，谈苏联文学，谈李商隐，谈魏晋文人，谈好莱坞电影等，重在自己的读后或观后感想，重在与古人洋人神交即心领神会处，借他人的灵柩哭自己的块垒。不但有借题发挥，也有浮想联翩，一赞三叹；自然也就不会将笔墨置于某个特定领域的适合于大学一年级新生学习的绪论式概述，特别是常识性的复述，如苏联不仅有过“光明梦”式的文学一种，如嵇康是司马昭所杀，谈嵇康时应该谴责司马昭……拙文说到了的，如有错讹，欢迎并感谢指正，而拙文中没有提到的，幸勿以为笔者与错爱王文的读者就是不知晓或不赞成，特此说明，以免有劳方家唇舌。当然，你可以指出王的“结”算不得学术，也可以不喜欢王的这种文体，那是读者与批评家的正当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