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寻找台头

　　一九四五年，一位叫Martin Young(杨懋春)的中国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A Chinese Village：Shandong Taitou，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该书出版后随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当年就得以再版，并被许多大学相关科系列为必要参考书。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人类学家Ralph Linton亲自为之撰写序言，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该书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在他看来，研究“异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一条捷径就是培养本土人类学家。本土人类学者一旦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技术，就等于有了一把测量社会的尺子。人们获得这把尺子比去了解“他文化”要容易得多，掌握了这把尺子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所谓的文化“边缘人”(Marginal man)，于是，他们就拥有了解释自己文化的“能力”(此处忌讳使用“权力”一词)。Lon-ton氏甚至认为未来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成就将是由这些“边缘人”来完成的。和马林诺斯基看费孝通一样，Linton对杨懋春的评价实际上包涵了更多的希望和期待。
　　Linton氏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非常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这些溢美之辞绝非随意吹捧。据称，该书经由哥大出版，是著名人类学家Keesing的特别推荐。
　　一本中国学者的作品在国际学界受到如此青睐，自有其独特之处。这本书和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费孝通著)、《金翼》(林耀华著)以及晚它出版的《祖荫下》(许烺光著)可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这些著作各有所长，展示了草创初期的中国人类学所达到的极高水准，其影响至今仍弥漫整个学界。费著、林著是功能派的代表，许著是心理学派的代表，而杨著则偏向于乡村社会学。这些作品代表不同的研究取向，表明早期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多元化。有意思的是，这几部作品都是最先在国外出版，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所述内容都是中国农村发生的事情，且均为作者家乡的“故事”，时间上大致从世纪初叶到四十年代。
　　我们知道，人类学研究与写作是以不影响当地人(和当事人)为原则的，因此，人类学家总是给他所研究的村子起一个“学术上的名字”，如“江村”、“金翼黄村”、“凤凰村”、“溪村”等等。所涉人名也常常是虚拟的“化名”。这早已成为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所奉行的“学术伦理”。这样的做法倒不是害怕有人做检验或验证的工作，但这确实给后来试图进一步追访的研究者增加了许多困难，要是作者尚健在，当然可以直接去问；如若作者逝去，找寻这个地点的真实所在则成为一道难题。
　　寻访这些“学术上的”名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学界都知道，“江村”就是江苏吴江的开弦弓，费老及其弟子已做了“五访”、“六访”了。“金翼黄村”则是闽北古田的湖口(现已为湖口水库淹没)，林老的弟子庄孔韶博士也已完成了学术续本——《银翅》。《祖荫下》的西镇如今也已找到，就是云南大理旁边的一个白族村寨，我不知道是否已有同仁在做“接续性”的工作，因为跃跃欲试的人实在不少。近日，一位从日本来的学者正筹划着要到林耀华先生一九三五年硕士论文所研究的“义序”去做学术重访。《义序宗族研究》从未正式出版，手稿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燕京大学藏书)，一般的读者是极难读到的。但由于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成名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of Southeast China，London：Athlone，1958)一书中不断地征引义序的材料，故义序和上述诸村一样早已成为“学术上的”名村。除了中国学者研究过的这些“田野工作点”外，外国学者研究过的乡村也不断进入国内学者的“重访”视野，如中山大学的周大鸣先生重访了葛学溥的“凤凰村”(见《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九期)。庄孔韶教授告诉我，他正安排博士生对杜赞奇(P.Duara)研究过的华北村庄做重访的准备……。
　　我想，这些人类学“重访”的兴趣并没有抢占“地盘”的意思，其出发点也绝不是为了寻找“先到者”的错误。当然，近期针对某些国外学者研究地点的重访(如Dru.C.Gladney所研究的纳家户等回族社区)，有检验其田野资料可信度及其“局内”经验是否过关的目的，有方法论的意义，是一个例外。
　　这里也许需要稍做解释。国际人类学界常有“先来者”和“后到者”之间发生笔战的事例，“后来者”要么抱怨“先来者”把某项重要制度弄错了，要么批评其竟然疏忽大意而没有问出某种宗教仪式。最著名的例子是弗里曼(D.Freeman)对米德(M.Mead)关于萨摩亚人青春期行为的田野报告的批评。这个批评非常激烈，因为除了理论构架上的“异议”外，晚去的Freeman在重访时发现Mead工作太马虎，尤令他无法原谅的是她对萨摩亚人的一些行为似乎有意“视而不见”。弗氏的书出版于一九八三年，书名就叫《米德与萨摩亚》，人们怀疑这是一次目的不良的田野重访。然而，此时米德氏已经作古，于是这个著名的“缺席审判”就无法听到“被告”的申辩，而真真是“死无对证”(D.Freeman，Magaret Mead and Samo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美国一九九六年新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辞条里专门有一条“Mead－Freeman Controversy”。这个百科全书是由设于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领域档案组织编写的，全书四大册，仅收三百多个辞条，由全球三百多位人类学家撰写，可谓字玑句珠。对于这个条目，我不知道同行们怎么看，我内心很不舒服。无论如何，米德是位绝对一流的学者，对她的田野工作能力和学术态度是不应该怀疑的，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篇小文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仅提出一个思路，就是由单个人类学家从田野中得来的资料如何确保其真实性，的确是个大问题。
　　我的重访台头村完全没有这样的“野心”，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看一看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书中描述的村子怎么样了？这不仅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海内外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者所想知道的。Ohio大学的陈中民教授提醒我：在全球急剧变化的今天，“变”肯定是个主题，可是，在社会文化变迁的洪流之中有没有不变的或者不怎么变的东西？这个“变”与“不变”的分别对人类学研究有什么意义？我似乎有点开窍，也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野之后可以“继续”台头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台头村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即使偶然“物是”，肯定“人非”。纵然如此，我想凭自己乡村生活的经验和对胶东文化的了解，只要这个村子还存在，我一定能够找到它五十年前的影子。当然，对我而言，最困难的却是如何将我所见到的九十年代的“故事”与五十多年前的“故事”接续起来。实际上，我在经历了相当长的田野之后，对此仍然一筹莫展。
　　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开始了寻访台头的工作。不过，我担心的是，仅仅根据书中所述，我能够顺利找到她的芳踪吗？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终于理出了一个思路。
　　第一步，先将“Taitou”可能的中文名字拼出来。因为书中人名、地名的拼法用的是罗马法，所以“Taitou”可能是“戴头”、“岱头”或“抬头”、“台头”。再把书中有关的其他地名也一一列出来，如“Kiaochow Bay”(胶州湾)、“Tsingtao”(青岛)、“Kiaohsien”(胶县)、“Wangtai”(王台或望台)、“Hsuehchiatao”(薛家岛)、“Hsinanchen”(新安或辛安镇)。第二步，根据这些地名，可以大致清楚我要寻访的村子在山东青岛、胶县一带。第三步，到青岛、胶县的地名办公室或地名委员会查询王台、薛家岛及新安等小地名的所在。最后，进入台头。
　　这个计划虽很周密，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完全乱了套。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古今地名变化很大，而且这些地名完全可能是作者的“移花接木”。我于是写了不少查询的信件寄往各处，希望得到知情者的帮助。然而，好长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有一天，林耀华先生突然告诉我说：“你要找的台头，曾经有一位美国教授Norman Diamond去过，具体的情形已记不清了，你去问一下系里的老师，好像张海洋陪同过她。”约二十年前，Diamond是系里的访问教授，曾在系里教过课，她访问山东的事，大家都知道。我立即有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不巧的是，谁也没有陪同她去过台头，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是否真的到达了那里。张老师说他觉得好像她去的是山东的桓台，可能是外交部下的文，要山东省外办帮助找，具体的就不清楚了。后来，庄孔韶教授从美国来信说：Di-amond教授确曾去过台头，不止一次，但她没有写什么东西，多年前听她抱怨说当地干部把她“围”起来，当地人也都把她当“贵宾”看待，无法看到“日常的”生活，也就无法开展工作。可惜，庄教授也不知道台头的具体所在。
　　我给Diamond写了信，希望她给予指点。
　　等待的日子里，时间如流水一般。转念一想，如此舍近求远，何如亲走一趟。青岛也罢，桓台也罢，我总得去探个究竟。暑假一到，我就打点行装上路了。没想到，这一趟竟然找到了五个新(辛)安、三个台(抬)头。青岛地志办的一位姓刘的老先生还跟我打趣，说：幸亏没有找李庄、刘庄或张庄之类的村子，光青岛市就数不清。像“港头”这样的村名不应该重名吧，可仅黄岛就有八、九个。他的话果真不假，后来，我在去台头时刚好路过他所说的港头——港头李、港头陈、港头臧……八个村子若即若离，相距一公里或半公里。我真的有点庆幸了。以中国之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份资料说，叫李淑娟的人在京津两地就有几千位。以我国现有百万村庄计，侥幸不被重名的可谓凤毛麟角。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发现新(辛)安与台(抬)头共存在一个社区内的，只有两处，一个在胶州市，一个在黄岛区，但均属原胶县辖区(当地称为“老胶县”，今胶县已改为胶州市，属青岛辖区)，所以二者之中肯定有一处是我日思夜想的台(抬)头。我决定到最近的台头去看个究竟，若该处不是，另一处必然没问题。
　　在要下乡的前一天晚上，青岛大学中文系的王光卉小姐提醒说：不必急着下去，如果台头是个文化村，那么一定有不少学生在青岛读书。青大是所地方院校，绝大多数学生是本地人，说不定就有台头来的。她还说，已经找了家在黄岛和胶州、甚至胶南的同学帮我去问他/她们的老乡，也许明天就会有好消息。
　　果然，第二天她就带来几位同学，但没有台头村的。其中一位辛安镇的同学说，她母亲是“抬头”嫁来的，姓潘，不知道这个“抬头”是不是“台头”。我讲了一些书中的“故事”，他调动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的片段记忆和我一一核对，我觉得似乎有点意思，但还不能肯定。他建议说：村子已经属于青岛经济开发区，坐轮渡很方便去，从市区不用两小时就可以到达，干脆去一趟吧。他还给我画了一张地图，留了几个名字。
　　王小姐要陪我同去，说没见过人类学调查，不知和新闻调查有什么不同，她想“借机”体会一下。还说乡下的话不好懂，她可做免费的翻译。我想有这样的“青岛通”可免去许多麻烦，又难得她对人类学有这番好奇心。
　　真的很方便。半个小时的轮渡，再加半个小时的公交车，我们很容易地找到了抬头。四周虽然是片片的楼群和巍峨的厂房，但我一看三面环山的地势与村落的基本格局，心里就有了底。经过小小的周折，就得到了村民的肯定：这就是杨懋春书中描述的台头。
　　杨先生真是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没想到，他根本没有杜撰什么新地名，而是用了本名。其实，书中写得很清楚：“依据本书所述，人们很容易对号入座”，是我自己过于疑心，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找到了本可以轻松到达的地方，我虽暗自好笑，但所经历的这个复杂的过程于我却有颇多的意义。我一时难以说得很透彻，我想“朝圣”的路总是最难行走的。我把“田野研究”比作我人类学生涯的“朝圣”，确符合当时的心境。我甚至想，若是上天的安排，必有考验的目的。
　　抬头的变化的确让人吃惊。不独“台头”得名的土台子已被平整(文革中不仅土台子被铲平，坟头、小河沟等尽被平整——这是考古学家最感伤心的)，村子的标志物——教堂、广场、学古堂等荡然无存，就是杨柳依依的台头河也被向南平移了近二百米！因为土台子已经不复存在，“台头”的村名也就名不副实。七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台头”被改为今天的“抬头”。现在，整个村庄已向南扩展了二百多米，旧河道刚好压在街道的下面。东、西、北三面也都向外有所发展。所有房屋均被重新规划，最老的房子也是六十年代末规划设计、七十年代建筑完成的“排房”。统一的格调、布局甚至统一的室内陈设都深深打上了那个年代的浓厚烙印。村子的四周则是近年新起的“洋楼”，各具姿态，也异常招摇。村中不仅找不到一座旧房屋，就是一棵老树也没有剩下。记得书中说：“有人从南面来，远远看到绿树环抱的村子、河岸的垂柳，不免心动：真是一处好风致！”
　　如今，绿树成荫的美景只能在记忆和想象中追寻了。
　　村中的青年都上班去了，村子周围建了大量的工厂，绝大多数青年都在那里上班。农业成了家庭的副业(老人的职业)，大部分年轻人也已经不大懂“庄户活”。澳柯玛的工业园占据了村西最好的土地，原潘氏看山户住的牛王庙也被包围在林立的厂房和烟囱之中。村中非常清静，除了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只有一些老人在村中心的路边围聚着，或者说笑，或者玩着当地的游戏——“搁五子”、“搁大花”、“砍高粱”之类，这又让人想起“老台头”昔日的生活：“人们不是在家里，而是聚拢在村前广场的周围，男人们或者收拾农具，或者聊天；妇女们则在河里洗衣服，孩子们在她们的左右嬉戏……”。这样田园般的生活不复存在。
　　村里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接近城里人，而老人们对“由家用电器、液化气等左右”的日子感到“相当不方便”，甚至“害怕”。一位老妇抱怨说：她不敢动电器，每回做饭都先得让上小学的孙子给点火……。这是一群“不适应的老人”(《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看到村中的这些变化，感受颇多。王小姐说，这里的变化是整个胶东农村改革后的缩影。于是，我决定住下来，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不仅仔细观察、感受这个变化，倾听抬头的声音，更要用笔将它们记录下来，记录下这里每日发生的故事以及我的思考。我应该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还应该是一个有头脑的思考者。我最终“接续”出来的故事不仅是“台头”的故事，更应该是“抬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