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盛世修史

　　“盛世修史”，欺人之谈。
　　《春秋》说它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好，说它是断烂朝报也好，就算孔夫子躬自删订，其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足见并非盛世。
　　司马迁著《史记》在汉武之世，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盛世。但看看太史公的自述，他的修史却并非因为盛世，多半倒是因着父亲的遗训，自身的遭际，即所谓“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由李世民下诏重修并挂名御撰的《晋书》，可以算“盛世修史”的典范了，可惜，这部史书成书之后就受到指责，说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并没有给“盛世修史”说留下什么好的记录。
　　《史通》作者刘知几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说的是完备而真实的史料，后者要的是史家之史识史才。同盛世衰世大抵无关。后来一些人大唱“盛世修史”，多是怀着自己的鬼胎。一是颂圣以自献，二是借圣以自高，三是倚圣而弄财——一通赞歌唱得上面高兴，封一个监修，立一个衙门，拨一笔巨款，比“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的修史要实惠得多。
　　今天尚非盛世，需要的是紧迫感、危机感，而不是“盛世”颂歌。即或已臻盛世，修史也不宜丢弃优良的传统而拾掇恶劣的风。
　　诗曰：
　　一家独断史堪夸，
　　“盛世”官修未见佳。
　　廉重职闲多争竞，
　　名高识浅绾秋蛇。

　　丁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