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本上的灰尘

　　整个寒假心里一直都十分平静。这种感觉开始于自己决定依靠学来的那一点福柯思想，做一篇关于异质文化经验比较的博士学位论文。为此，我在假前就回到了家乡——那些处于山谷之中的乡土社区。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最发达最前卫的大都市里求学，已经遭遇过太多的喧嚣与浮躁。一到周末就可能被同学旧友叫去打保龄、唱卡拉OK。实际上，我自己真正喜欢的游戏还是和队友们一起踢球，每天都踢。倒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觉得，仿佛不这样，浑身就要不自在起来。
　　幸好，毕竟这些年来还读了点书，知道自己的尴尬不是由大都市的喧嚣氛围引起的，而是更多地来源于自己所掌握的那点知识。或者说，如果要追问这内心的尴尬是受什么力量控制的，就等于追问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受哪些权威知识主宰的？无疑，力量最大的主宰是“后现代主义”，接下来要数那些关于中国文化的逻辑话语(即那些将经验过滤一尽的各种理论体系)。
　　宁静清爽的感觉真是好。然而，当我再次回到校园后，又觉得自己有些失落起来。直到那个志趣相投的队友打来电话问好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失落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一个人在喧嚣的都市里守望知识，难免孤独。
　　队友是个好学的人。他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内地一所师院教书。有一次，系主任问他有什么爱好，比如，打牌、跳舞什么的，队友说一个也没有。主任又问他有没有谈过女朋友？队友又回答没有。结果主任说他适合读书，于是把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指标给了他。于是他就成了既与我一起踢球，又与我一起读书的哥们儿。并且，每次一起喝酒时，总是会将“缘分”二字说上个一百遍。
　　放寒假前，队友从我这儿拿了《疯癫与文明》与《知识考古学》。他的选择出自我的主意，我觉得他的性格很适合“读”福柯的孤僻与沉默。他欣然接受，说整天听我吹福柯，这次待在家里一定要好好读读他的书，还可以看看我讲的是不是胡话。
　　通电话的两天后，队友回来了。自然，我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喝酒。席间，队友问我，寒假干的事情怎么样？我说，除了有一次我拿出考问性的科学问卷，让乡亲们觉得我是从上面来村里调查的“大官”，因而弄得自己“心虚”得厉害，以至于马上将科学问卷“付之一炬”之外，其他都干得很好，连酒量都比以前大了一些(这是由于乡里人的“豪爽”造成的)。那么发现点什么？队友又问。我说只有“宁静”二字。
　　之后我又说，为了仔细看看古人是如何“研究”乡土生活的，我把一堆中华书局出的《朱子语类》和其他理学丛书(以前都是看“现代理学”)从图书馆里借了出来，上面全是灰尘……令我大吃一惊的是，队友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冒出一句：“对，书本上的灰尘。这正是个好题。‘沉默的’书本上的灰尘，要是福柯在，该多好！”
　　然而，福柯终究已作古十六年。我和队友只有依靠自己的真诚与热情，去尝试发掘那“沉积”在“灰尘”下面却又可能被“合法地”描述出来的一点精神真相。
　　曾几何时，《朱子语类》是如此地被中国“知识界”看好，以至于当代求知者根本无法想像它被多少人翻阅过。用一句“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来修饰当时求知者对之的珍视心情，或许不会有什么夸张吧！看看那个一度只能依靠“抄写”圣贤文本进行求知活动的李颙，便很自然地能够觉出这一点。真正危险的想法倒是：将社会进步的沉重期望，寄托在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五尺男儿身上，并因此埋怨他迂腐柔弱、所追求的东西没一点意思。
　　但是，无论当时的求知者曾经怎样地钟情于圣贤语录，人情终究难敌历史的冷酷。从李颙的时代，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期间人们的经验发生过多少变化。不过，我们所考虑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变化，这就是：原本经常被人翻阅的《朱子语类》或其他儒学经典，现在却布满了灰尘。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求知经验“断裂”。
　　此刻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样一幅关于当代知识者的求知图景：“在外出开会的旅途上，我有意识地带上一本新书，准备用阅读来打发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恰巧，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全球化的陷阱》，是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读书》二○○○年一期)。从这幅图景中，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这些经验来。一、当代中国求知者依旧是离开知识便觉得无聊，求知仍然构成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求知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地说，现在的人们已是在国际化的大语境中梳理知识。当然，人们这样做，决不仅仅就是为了打发“活着”的无聊，更是为了将眼前所遭遇的这个时代，加工成种种合法的话语体系，以使这个时代可以看清自己的经验秩序、行动方式乃至当然指向。
　　与过去的求知活动(仅限于儒学，佛道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往往是为了自己的“安身立命”，或者说，想通过将时代问题化约成一个简单的人生问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精神指向——相比，今天的求知活动无疑要复杂多了，从承诺到运思，再从用语到落实，均要比以前复杂难辨许多，乃至一不小心，就会被自己的求知活动推入“迷雾”之中，看不清前进的方向，从而也兑现不了自己的知识承诺。总之，这是一趟复杂并且充满危机的知识之旅。求知者的精神状况就是由这趟旅行造成的。前者的任何特征都可能从后者那里找到其最初的知识来源。
　　于是相关的问题又来了。在何种条件下，求知者才能消除自家知识之旅或精神经验所必须面对的危险呢？或者说，从古到今，在这种由承诺、运思、用语、落实构成的思想生命之中，有多少能够经受得起那个不相信眼泪的历史时代的百般刁难呢？
　　在这个问题上，昔日的求知者如果有什么幸运的话，那正是由于他们直觉地简化了思想之旅的许多手续，使其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精神要求。所以，当他们说，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只发明个“本心”就够了的时候，那所表明的，其实都是安排自己的生活秩序。官宦商人可以发大财，但这都与“我”无关；并且，“我”对于这种现象，如果非得要费上一点思想或说出一句话语，那也只是表达一个不同的生活立场，至多见了其危害社会的时候，再加上一点蔑视的口气。
　　有趣的是，他们这样简单地处理思想，反倒可以获得其所处时代乃至其代言人皇上的欣赏。穷困潦倒的李颙就能说明这一点。其中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分析出一大堆来，但，如果允许征用“诗性的智慧”，则我们就会说，莫非这些人敬仰的知识祖先真是活在大地上的精灵，一下就看中了最本质的问题，从而可以将一道既适合自己又最富有人性意义的精神防线超前地构筑了起来；然后，在他们的调教下，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在为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活法折腾来折腾去，最后都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即能否收获个“仁”字？
　　而现在的人们则非得把这道精神防线拆得七零八落，并以为这样做定有更好的收获，但最后却发现，这样做实际上是为自己营造了一座庞大的思想迷宫，其紊乱神秘的程度，足可以使陷入其中的人们“一无所见”，乃至“失语”；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在无意之中替历史玩了一次“放虎归山”的游戏，使先前许多“被困的恶性”，全都跑了出来，并且怎么喊它们，似乎也喊不回来。
　　我们有些困惑，不敢对这些“诗性”的话语做最后的裁定；但至少我们相信，乡土社区的清明氛围就是来源于昔日人们的“上说下教”和“以身殉道”，即便是有人“叛逆”，最后也不得不接受只能处于“社会末流”的道德宣判，乃至被驱逐出所居社区或自动地离去。可这一切到了现代文明体系里，似乎都成了来自遥远天国的神话。今天的“末流人”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道德宣判涂改得“面目全非”。
　　这让我们想起了一种“听来的故事”：有许多“哀伤”、“抱怨”乃至“呐喊”都在说，当代求知者大都成了社会的“边缘人”，没人听他们的话，还经常被人瞧不起。除了这些话语中往往夹杂太多的由于“壮志未酬”而形成的极而言之的心情，或许，真正的差别乃在于，通过现代知识与经济的分工机制、文化融合以及其他力量的反复调整，当代求知者完全能在失去往日辉煌的前提下，仅仅依靠着那可以安己一身的种种现代话语体系，便能成功地获得在各地发言的机会。就像昔日的求知者只需凭借其自身的道德感召力，就可以获得邻里的交口称赞和远方的盛情回应一样。
　　当然，活着的痛苦和那些潜伏于知识之旅的危险因素，并不会因为求知者收获了起码的成功，就自动消失了。即便是那些简化了思想手续的昔日求知者，也不会因为收获了“辉煌”而就一生都是“幸福”。对他们来说，揪心于思想无法普遍落实，狼狈于见到自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是常常会遭遇的精神经验。
　　这样看来，倒是坐飞机旅行的求知者幸运了。这种待遇至少证明了他们再也不会去为觅不到下锅之米而犯窘。然而，人们实际的精神处境并没有因为物质上的优越而就实现了历史性的改善。有的经验兴许还更糟。且不提他们不时地会忧虑科技的非人性和政治的危险性，仅从话语所能产生的精神震撼力来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业已枯萎或底气不足的迹象——与《孟子》相比；而稍清醒的人们也早早卸下了其最初的宏大思想承诺，只留下个安顿自家“生命”。鲁迅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难道我们就真有理由说，在精神上，今天的人们就一定比以前的人们更辛苦些？当我们这样追问时，那“书本上的灰尘”能否给我们提供一点什么启示呢？
　　从时间上看，“五四”时期，也就是最喊着要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或许可以被看成是《朱子语类》“蒙受灰尘”的开始。我们划分出这一标志性的时间，不是为了给思想史贴上一个比“进步/落后”更合理的区分标签；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理解，在当时国破家亡的历史条件下，求知者的热情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迅猛高涨，人们恨不得能在一夜之间，用拿来的思想武器，消灭那被异域文明“证明”为痴人说梦的精神说教。于是，几乎所有的求知规则都被更换一新。起初，人们还沉浸于喜悦之中，以为这样做真的就可以马上建好一个自由民主的人间天堂。直到今天，我们读起当时的文字，还能感受到其中的激情。
　　但激情毕竟只是激情。就知识之旅本身的程序而言，这也仅仅是完成了一小步。“危机”正出在“落实”一环上。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那个思想母体的求知活动也无法“落实”的时候，受激情驱动的知识之旅与精神生命更是陷入了早已潜伏的危险圈套，随之，原本饱满的激情也渐渐萎缩破碎。鲁迅的经验又很能够说明这一点。
　　我们总是以鲁迅为中国现代知识活动的样板，无非是因为我们觉得鲁迅高明。只不过与有些人认为鲁迅的高明在于他为中国现代化开出了“立人”药方不同，立足于另一些人的真诚理解，如汪晖的《反抗绝望》、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我们以为，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以“新思神宗”作为“资本”，成功地在现代语境中“赎回”了昔日求知者们直觉抱定着的思想归宿——安身立命。或者说，在关于时代的种种宏大思考中，求知者最后真正能够有所兑现的就是安顿自己的精神生命；至少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点真正的收获，来有力地回击知识之旅所潜伏的种种危机，而且还是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鲁迅是高明的。同样高明的求知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出一些不够高明的求知活动呢？别的如当年的“科玄论战”不说，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明显地属于这一类。我们一度自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为眼前这个时代启动合理的实践方式，提供一套完整的话语按钮体系。为此，我们去学习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除了可以做到给这个时代“帮点忙”——或者明说就是掺和浮躁——之外，我们几乎一无语言上的按钮发明。
　　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文化研究学习者的我们，才理解了马尔库斯等人关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尴尬评价(《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一九九八)。他说这些活动并没有兑现其当初的宏伟承诺。
　　当然最能引起我们共鸣的还要数麦天枢先生的《天国猜想》(三联书店，一九九八)和陈志华、李玉祥先生贡献的《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三联书店，一九九九)。这些踏实的著作强化了我们回到乡下去的意向，并且这种回归首先意味着，我们打算从那里找回原本宁静踏实的思想风格和精神气质。我们担心不这样，几十年后，即使我们还在试图发出“声音”，恐怕也只能为纷乱浮躁的“时代精神状况”做个干瘪的注脚。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今天的求知活动更叫人辛苦难受，那么，其中的缘由或许就是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让自我的真实经验和原初精神在今天复杂的话语世界及多变的求知活动中处于“卑微”的地位——听任复杂多变的话语和知识来剥蚀我们，直到我们原有的经验与精神如“一地鸡毛”般破碎凌乱。我们学习鲁迅，却没有学到像他那样，在任何话语体系前面，始终都能保持住“主人”的地位，并且做得比当年的朱熹还好。这也是一种充满“吊诡”意味的求知经验。
　　正是凭借着这点感悟，我们才决定回归最初的自家土地，却没想到这一“回望”，倒发现这条被自己遗忘了的知识之旅，一路漫布的竟都是“书本上的灰尘”。但是，冷酷的历史不理会我们的发现，这样的知识消息还在继续：《中华读书报》上有人说“我选择漂流”，接着《读书》上又有人想“任何一种观念在某种条件下都能被搞成真理”，而“生活并不需要任何真理，人们永远只能选择真理”。但，我们并非全然孤独，我们还听到了费孝通博士在说：“在思考这个(知识)差距的过程中，我抓住了一个做人的问题，作为差距的关键。”(《读书》，一九九九年十二期)
　　余华曾苦苦追问“我能否相信自己”，我们如果想在这里做点回应，就是这样一句话：从现代哲学中，我们发现了另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遗忘，即，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由父母和土地给予的，又肩负着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沉重精神使命。祖辈的牺牲与土地的造化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物质前提。但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都回避了将这一点概念化(包括鲁迅的生命本体)。这像是另一种“对存在的遗忘”。我们这样想，是否意味着关于乡土文化的考察将安定我们的精神生命呢？或者，我们就可以相信了自己呢？但无论怎样，我们原本浮躁的心情，就是顺着这种思想路向，才渐渐获得安宁并日益清晰起来的。
　　今天的求知者到底处身于一种如何复杂危险的、由各种异质知识经验构成的工作环境？我们无法想像，我们只能真诚地说：保重！各种求知活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希望所有的求知活动都去思考“安身立命”问题。我们的意思是：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这“语言”就不是来自语言自身，而是由于那立于“大地”的家园被我们的语言如实地描述了出来。
　　也正因为相信这一点，我们先前会说费博士的《乡村经济》是高明知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扎根于“泥土”之中，它知道乡下人想要什么，也知道从乡村的现有条件出发，乡下人怎样做才能实现愿望。与鲁迅“令”其掌握的所有知识全都听从于自己的精神抗争需要相比，费博士的求知路径的确不同，但他们都表现了这一点原则：即，不是从自我欣赏的话语出发，来进行话语的完善，而是从自我经历的实际状况出发，来进行话语的创造。这正说明，“踏实”是通往“宁静”的入口。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话不仅适合做人，而且适合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