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往者难追

　　废名在近几十年来一直沉寂文坛，连想找到他的集子都难了。惟几位喜欢“苦雨斋”的文人，常提及于他，才偶被世人注视。但面目仍不清楚。近来止庵先生发愤搜寻，于故纸堆里探得其旧作多多，成《废名文集》一卷，读来兴奋日余。理解周作人，如不读废名，终觉少些什么。说他是深得“苦雨斋”的要义者，也不为过的。
　　张中行谈废名时，以为其文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起来不是夸大之词。废名的文章平实苦涩，又有几分陶渊明的境界，读来需慢慢咀嚼，方有味道。周作人弟子中，废名的分量最重，也深得“苦雨斋”主人的青睐。我记得周氏的《怀废名》、《致废名》等，爱意深深，对于向来不易激动的周作人而言，实属罕见，废名属于不求闻达之人，为文也走的是寂寞之道。他往来于“苦雨斋”，与老师渐生兄弟之谊，除了性情使然外，找不到别的原因。废名的知识结构与周氏不同，作品产量也不很高。他先是看重六朝以前的文章，后又钻进佛学之中，著《阿赖耶识论》这样艰深的著作。我读他的书，觉得费劲儿，常不得要领；但慢慢一想，又有不俗的情调在里，好像有点李长吉，也似徐文长，但精神又是现代的，那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
　　鲁迅生前对废名印象不好，文字中常有微词。废名著文亦有冷箭射去，对鲁夫子怨气浓浓。我以为废名与鲁迅结怨，乃周作人影响所致，看彼此讥讽的文字，都有点意气用事。废名嘲笑鲁迅，那观点原本是周作人的，不是他的发明，看法也难说立得住。其实就创作而言，他们彼此各有所长。废名在《<呐喊>》、《从牙齿念到胡须》、《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就对鲁迅较为公允，以为自有别人不及之处，但对其艺术理念，也多有保留的看法。鲁迅逝世前一年，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二集作序时，谈及废名，已没有了愤然心态，是好处说好，坏处言坏，史家的风范，令人感动。不过，有一句话形容废名，我印象很深：“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回，顾影自怜之态了。”鲁夫子看人，有他的尺度，说废名文字中的“顾影自怜”，想起来并非恶言，这话的犀利，不仅对废名，对“苦雨斋”中人，也是适用的。
　　周氏兄弟的决裂，看似家庭纠纷，但细细想来，乃两种精神的冲突使然。周作人趋于冷，内心有深深的怀疑精神。鲁迅呢，怀疑的背后，乃改造社会的功利冲动，自然不屑于躲在书房里自娱自乐。废名站在周作人一边，看不惯鲁迅的言行是自然的。但帮着老师说些冷话，则不免有帮派之嫌。一九三○年，郁达夫、鲁迅等曾签署《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废名觉得是“丧心病狂”之举，遂撰文讥刺鲁迅有野心云云。此种文字，很像周作人对陈独秀等人的态度，觉得文人一旦卷入政治，又有八股之弊，非文化幸事也。几十年过去，看看那些文字，觉得废名所谈虽不无道理，但与血色的人间终有隔膜，也证明了他的呆气。
　　其实废名的人生态度，非进化论的，常常有点东方的神秘精神，止庵说他受禅宗影响很大，思路往往有跳跃闪现的地方，我以为是恰当之论。废名由文学而佛学，没有现代西学的气味，看问题便无意识形态气，至少一九四九年前，他的生命观，是反进化论与非激进主义的。这看法一半来自周作人，一半是自己的心得，所以既不同于学院派如胡适之辈，亦殊异于上海滩上的左翼青年。周作人以为，中国历史上循环的东西颇多，文学的流变不过“载道派”与“言志派”的更替交织而已；他后来抨击鲁迅趋左，意出于此，言外是，鲁夫子不过新式“载道派”，而“载道”便不免“八股气”，此亦旧风的遗传。废名在为《周作人散文抄》作序时便说：
　　说实话，我总觉得新文化在中国未曾成立过。新文化应该是什么？我想那应该就是一个科学态度，也就是一个反八股态度。统观中国，无论哪一家派，骨子里头还正是一套八股。当初大家做新诗，原是要打倒旧诗的束缚，而现在却投到西洋的束缚里去，美其名曰新诗的规律。张竞生提倡爱情定则，而不久张竞生乃是道学家的变本加厉。我不以为他昨是而今非，昨日也未必是，今日也未必非，本来只是一副八股的精神，所以经不住事实的试验，终于要现出原形相。不说别的，至今中国何曾有一个研究学问的空气？仍然脱不了一个“士”的传统，“学优”就“则仕”了，至少是要谈政治。整理国故算是一个可以夸口的成绩了，然而在我看依然同昔日书院门生是一鼻孔出气，所以他们可以不攻外国文，可以不同异方的材料比较，其成绩之佳者只不过为清代学者做尾声而已。我们何曾有新的历史学问？我们的文字学何曾能够解决汉文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尝想，汉字既然有它的历史，它形成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尤其是诗的文学)，能够没有一个必然性在这里头？它的独特的性质到底在哪里？如果有人从文字音韵上给我们归纳出一个定则来，则至少可以解决今日的新诗的问题。然而中国研究文字学的人，不去认过去的事实，却远远的望到将来去，把气力用于一个汉字拼音问题，我恐怕这也免不掉瞎子挂匾之讥，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八股，因为它也是一种“主义”，八股便是主义的行家。所以我以为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新文化在中国未曾成立。
这一段话周作人在随笔中也曾谈过，虽语句有别，知识背景不同，而精义大致不错。废名从老师那里窃得火来，去照亮前面的路，勇气是可嘉的。但另一面他又走进佛学，谈因果、体用，则又非周作人可以理喻。这一点系他个人领悟而成，非师傅所言传身教。我觉得作者大抵是一个悲观主义的智者。正如学林中的异端者流，他的怪癖论调，深刻之外，又有不通世故的冷傲，与其可谈天论地者，想来不会太多吧。
　　读废名的文字，好似见一躲进深山的智者在自言自语，毫无市井里的温意。他的行吟清冷之中略带肃杀，常见机智出奇之思，读了不禁暗自长叹。他喜欢独居于外，隐于山林之中。一九二七年之冬，先生居于西山一个破落户之家，曾草有短文数篇。他在山上整整呆了五年，除与“苦雨斋”主人有所交往外，大多闭门独思。作者写乡间花草、墓地、人影、菱荡枣树之类，笔触凄寂，行文舒缓，玄学气与诗画气杂然相汇，其韵味不仅周作人所没有，后来的乡土诗人，亦少有与其媲美者。废名著述，专于宁静，在无声无息里探赜玄理，佛门的香火气，飘然而至。“五四”之后，文人多喜新学，关注时局，或以学术建设为己任，或以社会改良自塑人生。而废名却躲到世外苦思冥想，且写出《桥》、《莫须有先生传》，不可不谓特异的人物。
　　谈论废名的文章一直不多，偶遇见描述他的文字均很特别，黄裳、唐弢、张中行都写过废名印象，然均不及周作人别有深意。一九四三年，周氏在日伪政权苦度时光的日子，忽怀念起自己的弟子来，那篇《怀废名》声情并茂，谈论思想与性格一语见的，可谓知己知彼，心心相印，有深深的眷意在里。废名早期的文章，周氏谈得十分得体，但后来那些有关佛学的文字，则不敢轻易苟同。周氏一生，以知识论和平淡的儒学风范引人瞩目，思想不逾理性之界，止于此岸。废名却从周氏的基点上出发，究天人之际，一反常人之见，禅道悟玄几近痴迷。周作人对此稍有存疑，为之惋惜再三：
　　随后他又谈《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鴡经》，不过讲到这里，我是不懂玄学的，所以就觉得不大能懂，不能有所评述了。废名南归后曾寄示所写小文一二篇，均颇有佳处，可惜一时找不出。也有很长的信讲到所谓道，我觉得不能赘一辞，所以回信中只说些别的事情，关于道字了不提及。废名见了大为失望，于致平伯信中微露其意，但即是平伯亦未敢率尔与之论道也。
　　……照我个人的意见说来，废名谈中国文章与思想确有其好处，若舍而谈道，殊为可惜……
“道”是不可见之物，言多有失，是必然的。周氏一生，颇喜爱王充的“疾虚妄”精神，所以对弟子坐而论道便有警觉。不过在废名看来，中国文学，可称道者不多，那原因是过于实际，少的正是彼岸的玄想。废名入佛，非弘一法师那样的迷于“信”，乃求知之心使然。他在北京大学学的是英文，对西学略知一二。学英文的结果，便是感到中国文学有了问题，非从形而上入手不可救之。一九三六年，作者在《中国文章》中长叹道：
　　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就因为这个原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
　　废名的看法是由于看了莎士比亚、哈代而自悟出来，所以和迷古者及守旧的学人终有区别。周作人、俞平伯和他相处甚好，性情合得来是一面，另一方面，建立在学理上的求知心态，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吧。我每读废名的文章，常觉出一股与知堂老人不同的奇绝之气，可惜这个传统已经中断，倘有人于此再迈出几步，说不定会引发另一流派也未可知。
　　周作人周围的朋友，文化观念略有差异。钱玄同和刘半农不同，俞平伯与江绍原各有所好。差异也导致了一些论争。例如吧，爱说狂话的钱玄同，致力于汉字改革多年，曾喊出走拼音化的道路。但废名对此大加反对，在文章里讥讽其为文化胡闹。《阿赖耶识论》一书，批判的就是“泛进化”的观点，以为世界循环之事多多，把进化看成事物演变的动力，终有谬处。废名后来隐居山里，长久不与人往来，我觉得孤傲和诚信的因素都有，既然可对谈者寥寥，那就遁迹空门，与天共语吧。周作人晚年与他交往渐少，也透出了几丝隔膜，我想，人要真正的翕然从之，其实是大不易的。
　　世上有几种作家的文字，是很难模仿的。鲁迅是其一，废名是其二。近来看一些人的随笔，暗中走周作人的路子，形貌颇像。但未见谁在鲁迅、废名这类作家那里得到文体的真髓。废名著述，文不拘于一体，写小说多用散文笔法；而作散文又与小说接近。像《芭茅》、《菱荡》、《碑》等，学界至今仍有争议，不知该划为小说一类呢，还是归于随笔范畴。而他的学术著作，又非学院派的自语，很像作家的咏叹，又似诗人的行吟，恍兮惚兮，奇意纷呈。不循规蹈矩，精神渐趋偏执，使他的文章别有境界。总览其一生，文章上学步于周作人，又略胜于周作人，思想走得很远、很远。据说废名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晚年情趣多有变化。但我看他五十年代写下的文字，犹有慧眼，旧气仍存。不过，由佛学而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联系是什么，不大清楚，内中的原因定很复杂。那一代人心灵的隐痛，今人多已模糊，彼此的距离越发远了。废名往矣，后人思之而难以及之，他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二○○一年一月九日于天坛南门
　　(《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二○○○年二月版，17.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