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费正清评传》杂感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中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但饶有深意的是，作为费正清研究对象所在国的学者们，除了对其著述进行零星阐发和引述，甚至包括心态失衡的批判外，还鲜有开朗、理性、务实的力作。这正是邓鹏先生所著的《费正清评传》，得以作为第一本中国人评论费正清学术生涯而出笼的因由。
　　《费正清评传》我是先读“后记”再读正文的，但这“后记”却是理解费正清学术思路的真性情文字。费正清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有为自己国家利益考虑的一面，也有一种本能的对文明进步的服膺，谋求一种人类在生活中的福祉和理性制衡，具有超越一党一派的藩篱的博大胸襟，因而才可能在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与同情。而在共产党执掌权柄后，他又出于国家利益包括对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的需要，主张对中国既遏制又保持接触的双重策略。所以从他的学术际遇上看，就出现了各方面都不讨好的景观，一会儿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学者的批判，一会儿是来自国民党政府意识形态学者的围剿。在自己同胞(含其学生)那里，除了像柯保安那样提倡“中国中心观”对其进行学术层面的批评外，来自五十年代初期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对他的迫害，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麦卡锡主义对有亲共倾向的知识分子极尽围剿之能事，费正清自然是不能幸免的。在这种研究“中国学”甚或“苏联学”的学者人人自保、压力很大的时候，好像人性恶的通病就显现出来了，一些从前的朋友或同事开始指控费正清亲共，甚至叮叮然说他加入了共产党。更为可恶的是，同是中国学家的魏特夫，不仅不为他从前的朋友费正清和欧文·拉铁摩尔辩白，而且还故意落井下石。但费正清在自身亦备受困扰的压力之下，还极力为拉铁摩尔和谢伟思辩白和开脱，其间所表现出的良知，是可以为我们彼岸的知识分子起镜鉴作用的。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对费正清这样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心灵创伤，其直接后果是，他也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朋友拉铁摩尔，因为他曾指出拉铁摩尔对苏联扩张的容忍，尽管他后来反省且扪心自问：“我是否也想通过攻击拉铁摩尔来为自己解脱？”其远程后果是，当“越战”使美国政府陷于不利的时候，费正清虽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麦卡锡时代的迫害使其心有余悸，只是到后来反战情绪越来越高涨时，才表达了自己对越战的否定以及要求美国与中国和好的呼声。麦卡锡主义在五十年代初的横行，应算是美国言论自由旗帜上的一个污点。
　　与此同时，中国一九五一年正在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此后一系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其波及的范围之广，浃肌澈骨，自然是麦卡锡时代对费正清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的“不知所踪”或自杀)的迫害望尘莫及的，尽管麦卡锡主义也使很多人失业或迁居国外。按常识看，许多人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真正迫害应是一九五七年，其实从一九五一年开始，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我们不否认一些知识分子是真正想消失自己，服从改造。但应该说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有言不由衷的成分，只不过是表示一种忠诚与臣服而已。而这种自我的迷失，以及批判自我而达到表示忠心的目的，可以从陆键东先生的近作《迷失的一个群体》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收获》一九九七年第四期)。此种表示忠心的心态，麦卡锡主义时代的费正清亦是深有体会的，尽管他没有屈服于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但他为表忠心，曾试图与自己的朋友拉铁摩尔划清界线。后来他反省道：“当我们观察世界局势，体察别人的感觉时，我们对未来都怀着一种隐隐的不安和恐惧，我们害怕被自己赖以获取道德支持的社会所谴责。当受到攻击时，我发现自己更胆怯，偶尔紧张到肺腑深处，最强烈的下意识冲动便是在自己的价值体系范围内躲避这种社会谴责。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迎合周围的人去攻击一个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而跟社会找到共同立场……”(《费正清自传》351页)我们的知识分子虽然受到“改造”的那么多，对这种丧失自我，羊随大群不挨打的心态，却至今尚未有像费正清这样痛彻骨髓的内心自剖。
　　我们的兴趣焦点自然是：为什么大抵在同一时代，制度及价值观大相径庭的两个国家，居然都采取了如此的办法(尽管表忠诚的深度、广度及延续时间的长度不尽相同)来对付知识分子，并强行要求他们对国家和政党做出有关忠诚的承诺。可以揣度的可能是，共产党新近执掌权柄，需要树立威信，绝对的服从；美国政府可能是出于其冷战政策以及遏制共产主义同盟的需要。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尚未看到有人论述这两方面的表忠心有互相的牵扯，但似乎有一个可能而隐晦的联系，因为对对方的戒备，可能使双方强行要求知识分子表忠心的程度火上浇油。加拿大学者保罗·埃文斯曾说：“对于在中国受培养的美国远东专家，或者在美国受培养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不是最好的十年。这两部分人受到来自他们国家的政府、公众和他们自己同事的攻击。”(《费正清看中国》156页)事实上，原在中国主持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面大量刊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的鲍威尔回国后，又被美方怀疑为亲共分子，是典型的两面不讨好；京剧《四郎探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是禁止演出的，其用意不言而喻，因为大家都对不同营垒里且有过背叛劣迹的人深有戒心，以至无端怀疑大批与此并不相干的人；胡适在五十年代初期既受大陆的批判，亦受到国民党正统人士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五十年代中后期才停止批判，胡适才从美国返台)。像费正清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个国家，他的命运似乎都是前定的，只不过像美国那样的制度可以避免长时期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已。在中国，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都是不妙的，因为他们独立于一党一派的批判精神，在制度尚不健全的社会里，既然失去了某一党派的庇护，其乖蹇的命运就可想而知。比如费正清主张促进中美建交，在台湾受到反共人士的围追堵截，而那些理性且具超越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殷海光、王世杰、李敖等均受到猛烈的攻击。如果更深一层地看，“问题学”家何博传说得好：“虽然全世界的政治家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之间一般都缺乏相互理解。而最不幸的是，他们甚至不理解他们之间的不理解。”(《山坳上的中国》525页，贵州人民版)但不公平的是，倒霉的弱者始终是知识分子。
　　我喜欢《费正清评传》公正(自然这是相对的)的写作与评价态度，因为这在我们国内出版的谈及海外中国学的著作或文章中，还是较为少见的。即使像侯且岸先生所著的《当代的美国“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这样深刻且极富理论锐气和建树的著作，也免不了在论述“左翼新闻记者的战时中国研究”时倾注了非学术上的偏爱，而对魏特夫所论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从自己所处的意识形态语境，过分地贬抑其价值。从深层的原因来探看，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有过多的“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尴尬处境。一方面是学术本身所追寻的公正、良知和理性，对学术的分量有不言而喻的要求和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只要是稍具学术良知的人，都不甘心于使学术处于一种受使唤的奴仆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学术的过分干预迫使真正的学术出现萎缩的不良现状，尤其是那些与现实紧密相连(或者是敏感区域)的学科，受到来自非学术的干预颇多。学术研究或写作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夹击后，我们的学术研究或写作中就出现了许多畸形的“象征主义”，文章里本来就干货不多的观点，无形中为那些云山雾罩的语言表述所掩盖。即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不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以达皮里阳秋之效，形成了列宁所说的奴隶的语言。这不仅影响到汉语写作者的语言风格，使其缺少一种明朗的态度，甚至有着过于卑琐的谨小慎微，等而下之者，在学术论战时更多的是心理的阴暗与文气的流于霸道。
　　近读邢小利《龙应台在“长安”》(《文学自由谈》一九九七年第六期)，说龙应台去西安参加《美文》刊庆，对大陆文学有“两点突出感受”：“一是读杂文读不懂，杂文本来是要一针见血的，但她读的大陆杂文则是绕来绕去的，三绕两绕，最后才绕到要说的东西，有时让人不耐烦；二是觉得大陆作家的语言中受到毛著的影响很深，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中渗满着毛著式的政治性话语，读起来很不习惯。”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深在庐山，而未能看出这种文学或学术写作里根深蒂固的毛病，那么只需在见识上多加修炼，即可以把这种毛病加以根治；但困难的是，恐怕这种毛病不易根除，根子可能在写作的人忌讳过多，写作时就不由自主地要谨慎地添上些保护色，就会出现写作上“绕来绕去”的毛病；绕着弯子说话不耐烦之后，便是那种借用毛著语言天然的不可置疑的权威感，来代替对问题的深入探讨，并由此在文学写作中丧失了细腻敏锐的审美触角，在学术研讨中丧失了从容和缓的说理态度。同去参加《美文》刊庆的作家王瑛琦，因听了龙应台从容的谈吐及精彩的发言后，激动得泣不成声，她自认为自己在性格和为人上与龙应台“有某种相通甚至一致的地方”，而自己却无法像龙应台在为文和为人上显示真我，有时反省“是不是自己太浮躁了，今天才明白了，原来是文化环境的差异。”这就好比谢泳在评价国外的汉学研究时所说：“国外汉学家作中国问题研究，常有新说和创见，但他们的创见多来自于自由的研究心态和毫无框架的思维”。(《旧人旧事》201，上海人民版)诚哉斯言！
　　说到底，王瑛琦这种感受可能是大家都有的，只不过许多人对此加以掩盖而已。事实上，本世纪以来文化激进主义中的偏执成分，除了时代风云变幻，诸种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外，也与中国搞写作或研究学问的人缺少一个从容和缓的环境有关。而人是环境的动物，这样的环境对人的心态的影响是微妙而久远的。这一点正可以从《费正清评传》里显示出来。“一些中国学者强调指出，费正清的意见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的确不错。作为美国人，费正清首先关心的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利益，一个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会首先考虑美国的利益吗？”(309)就是这样一点浅显得近乎常识的道理，我们不知花费了多少心力也没能认识清楚，更不愿意以像邓鹏先生一样的心态来认识它。何况像费正清这样的学者既有超越国界的识见又有敢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勇气。其实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及心态的不正常，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戒备和阴暗心态自然不自然的流露。与此而来的便是，罗素所创造的思想和恪守的信条，不仅在二十年代让中国人为难，即便在今天也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参见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一期)，因为还有很多白日做梦的人以“中国可以说不”，作为一种无聊的时髦，其实这不过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罢了。因为，“那些同意放弃个人自由转而追求政治自由的民族，最终会由于缺失了个人自由而失去其他所有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总好像一柄双刃剑，在建立了强大国家的同时损害了个人自由。”(汪丁丁《哈耶克“扩张秩序”思想初论》，见《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138，三联版)尽管我也相信，“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平心静气地、超脱地来回顾二十世纪发生的一切，也给费正清的成就以更公正的评价。”(《费正清评传》311)因为已经有国内学者意识到，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的阐释是西方人为了诊治西方思想弊病而拓宽思维视野的努力的一部分”(程钢《二十世纪英美汉学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变化趋向》，见《国际汉学著作提要》393，江西教育版)，但这远远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
　　不过，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能够比较公正地谈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多是像邓鹏先生这样的海外华裔学者，他们既深知西方文化的脉络，也知晓中国文化的固有理路，同时又没有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干预。因为他们研讨学术并不着眼于逃避意识形态的惩罚，故尔对研究对象，多是学术上的争论与挑战，而不必满纸意识形态话语和尖刻的言辞，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而在我们的报刊上，常能看到置人于死地的所谓争论，文气上流于霸道，恨不得一箭封喉。我认为学者或作家与别人论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争一时之输赢，而是为了阐明事实，求得一个接近于事实的一家之言。倘使常涉争论的人，能从王元化先生对此的态度上悟出一点什么，因为他“最不喜欢读‘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和惊听回视的翻案文章’”(《王元化学术年表》，见《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并且多懂一点在我们国家的人文环境中唇亡齿寒的道理，恐怕于学术发展及其相应的规范化不无裨益。
　　自然，邓鹏先生所著的《费正清评传》远非尽善尽美，对荜路蓝缕之作，我们似乎不宜作过多的苛求。但对费正清的学术背景之一，即欧洲古老的汉学传统缺乏应有的介绍，因为费正清毕竟是从接受英国汉学家马士的影响，而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尽管美国的汉学(美国人干脆名为“中国研究”)传统一开始就与传统的欧洲汉学颇有不同；再者，对费正清早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发表的《北京主权下的台湾自治》一文缺少相应的贯穿性的认识，费氏对“任何台湾独立运动的力量表示怀疑”，并以此论证“北京统辖下的台北自治”的可行性，“台北可与北京和平共存”(台湾学者因此激烈围剿费正清，并出版《费正清和毛共》等著作对费正清进行攻击)。这样的观点对中国采取“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甚至台湾问题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回馈。
　　(《费正清评传》，邓鹏著，天地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八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