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没有根的作家

　　V.S.南帕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一九七九年发表了《河湾弯》(A　Bend　in　the　River)、一九八○年发表了《爱娃·庇隆的归来》(The　Return　of　Eva　Peron)后，引起世界文学界的注意，成为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遴选人之一。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V.S.普列契特评论说，他是“当代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作家”。《新闻周刊》称誉他为“小说大师”。
　　南帕尔今年四十七岁，生于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大约一百年前，他祖父从印度的北方邦作为苦力远渡重洋来到特立尼达岛谋生。父亲是当地报纸的记者。他兄弟七人，有无数的叔、舅、姑、姨，仅堂表兄弟就有五十位。他就是在这种纷扰杂乱的大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他说，“我是一个来自某一地方某一种族、用某种方式观察世界而得出某种结论的人。”回忆他幼时的环境时，他说，“特立尼达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不健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口的，每一本书、每一架机器、每一种思想都是舶来品。我觉得迷惘，非常非常迷惘。”
　　南帕尔的早期作品，如《神秘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1957)和《米规尔街》(MiguelStreet，1959)，都是以特立尼达的生活为背景的。这两部作品赢得了约翰·卢埃林·里斯纪念奖和塞墨赛·毛姆奖。《比司瓦斯先生的房屋》(A House for Mr.Biswas，1961)给南帕尔带来了更大的声誉。这是特立尼达一家望族的家史。南帕尔描述了主人公比司瓦斯，一个特立尼达的印度人，从诞生一直到死亡的经历。比司瓦斯一生的理想就是买下一幢房子——“一个人在这地球上的立足之地”——他把这作为将自己从几乎是奴隶的状态中解救出来的象征，作为脱离他妻子家庭的唯一办法。南帕尔所创造的比司瓦斯先生是以他当记者的父亲为模特儿的。
　　虽然南帕尔在英国早已名震一时，但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发表了《游击队员》(Guerri1las)，美国读者方才知道他的名字。在动手写作《游击队员》初稿前，他为小说设想了二、三十种结构。他成天呆在威尔特郡家里思索、琢磨，为了不打断思路，他很少上街，即使头发长到肩上，也无暇顾及。《游击队员》是以特立尼达一桩有名的谋杀案为基础的。小说的主人公吉米·阿罕默德，即迈克尔·阿卜杜尔·马利克(或称迈克尔·X)因为杀死了一个白种女人而被处以绞刑。书中描述了用最革命的词藻掩饰着的腐败和自私。作者说，“在那些没有宪法、法律和尊重历史习惯的国家中，政治不过意味着任意选择你的敌人。在那里，总是有无尽的新的敌人要根除的。”
　　他去年出版的《河湾》引起美国读书界的广泛兴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请读下面一段：
　　“一种高高的开着淡紫色花朵的植物只是在几年前才出现在这里，在当地语言中还没有什么字可以用来称呼它的，于是人们就称它为‘新植物’或者‘河中新植物’，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它还是一个新的敌人。它的粘性的藤蔓和叶片组成了厚实的丛林，伸向堤岸和河中，将水道堵塞。它生长得极其迅速，当地人用他们仅有的工具砍掉不久，它又长出来了。当地人不得不时时清理通向村子的水道。这样，水风信子从南方随波逐流而下，沿途散播着生命的种子。”
　　南帕尔在此无须明说，人们一眼即可看出这个简单的以植物为比喻的描写指的是什么。这正是当今时兴的主题——背井离乡，远洋迁涉。
　　《河湾》来源于南帕尔自己写的关于扎伊尔的报告文学《刚果的新国王：蒙博托和非洲的虚无主义》一书。近年来，南帕尔一直在作这种尝试，从报告文学中汲取小说的题材。小说的背景是非洲河边的一个破旧的小镇，通过“我”——萨里姆的观察来展开故事的情节。萨里姆是东非海岸一家世代经商的印度人的后裔，全家恪守着印度的传统，与非洲人格格不入。经营一家熟食铺子的萨里姆就象水风信子一样，在非洲的政治和社会的漩涡中颠沛流离。小说给读者的总的印象是：文明正在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六十年代初期，南帕尔访问印度，去寻根溯源。周游了十三个月后，他写了《黑暗的地区》(An Areaof Darkness)和《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Ii－zation)。在这两部著作中，作家对于印度社会中流行的逆来顺受、自我安慰、盲信宗教的风气十分反感。其中有一段关于他故土的描述，他淋漓尽致地写了他的远亲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困厄，揶揄了印度社会的严格的种姓等级制度。
　　“失败的土地，从公元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被其他国家欺凌的土地；一个受伤的文明，它已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但又无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前迈进。”——这就是南帕尔对于印度的概述。他描写了印度失业的人们绝望地流浪在孟买街头的情景；他描写了一贫如洗的人们睡在“成群结队的老鼠和臭屎中间”，穷极潦倒；他也描写了半饥半饱的人们来到庙里顶礼膜拜，祈求神灵的愚昧与无知。
　　南帕尔对于西方社会的抨击也是十分尖锐、辛辣的。他预感到西方精神的颓落。一九七八年他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莱扬大学担任小说写作和文学课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所教的学生们以为他们是美国人，又很有钱，因此就有占有一切的特权。这种心理使他们成为心灵空虚的、非常傲慢的特权阶级。对世事懵懂无知的大学预科生对于美国来说，比石油禁运更为危险。”他认为英国是一个充塞“叫化子政治家、粗制滥造的作家和尔虞我诈的贵族”的国家。
　　南帕尔就读于牛津大学。虽然他现下榻于英国威尔特郡一幢乡间别墅里，但他不断周游世界。南帕尔最近刚访问了马来西亚、印尼、伊朗和巴基斯坦。他正着手写作“我的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游记作品”。从游记作品会引出他的新小说的主题。他告诉人们，他的未来的作品将探讨伊斯兰教义的本髓。他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Mus－lim　Fundamentalism)没有一点理性的内容，因此必然会衰落。
　　美国作家欧文·豪(IrvingHowe)将南帕尔比喻为《“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认为他们在构思作品的紧张情节方面，有异曲同工之美。
　　康拉德和南帕尔都是无根的作家，都在英国定居，又都是以“第三世界”作为小说的背景的。但是，南帕尔早年对于这种比喻是不以为然的。他认为康拉德的小说，即使写作时间相隔二十年，却大多雷同；作为一个作家，康拉德还欠缺些。但是，后来，当他开始展开自己小说的主题的时候，把小说作为“社会探索的一种形式”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正在走着康拉德的路。“我仿佛觉得康拉德无处不在”，他说。
　　他对于玩弄政治权术不屑一顾，他对人说，他的唯一的信仰就是真诚。他说，“我尽力观察所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对于虚伪和欺骗，我是非常提防的。”他对于当前西方的一些小说是不满的。他说，“小说，作为一种形式，不再描写令人信服的材料。作家进行所谓试验，不触及问题的症结，不回答读者的问题。……和画家一样，小说家不再承认自己解释事物和现象的职能；他想超脱这种职能，于是读者越来越少；于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生活——它总是新鲜的——即无声无息地消逝过去，人们不去注意它，不去思索它，而仅仅用普通摄影的方法摄取下来；于是，没有人能真正唤起读者的共鸣了。”
　　南帕尔最近认为，“现今世界上有一种‘普遍的文明’(universalcivilization)，这种文明人们称之为西方的文明。但是，这种文明是由许多文明揉合而成的。它是一种非常折衷的文明，以它的吸引力，以它的解放的力量，正在征服世界。使我难受的是，有些人还在说，‘和外界割断联系吧，回到你们原来的文化中去吧。’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填补他们正在拒绝的普遍文明。……虚荣作祟的西方世界以为这种普遍的文明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不，它不是一个种族、一个国家的财富，而是汲取了许多源泉的文明。只有那些无以了解历史的这个方面的人才会指责我，说我希望他们欧化。这就是我对于世界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
　　南帕尔对于自己的作品是精益求精，高度负责的。为了丰富自己的创作素材，他经常留意周围的环境和人物。例如，据说，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男人在公共汽车上的一段对话。一个人说，“我以前总以为结婚可以解救我。但当我结了婚后，现在需要的却是一个女人。”负责出版他著作的美国出版家阿尔弗雷德·A·克诺帕夫说，“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无懈可击的。一旦他写在稿本上，那就是他认为满意的东西。我不要求他作任何改动。”
　　批评家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独创的作家。《不眠之夜》的作者、美国作家伊莉莎白·哈特威克说，“他的才能是高超的；我几乎想不出同时代的作家中有谁能在想像力方面与他相媲美的。”《火车站的大集市》(The　Great　RaiIway　Bajaar)的作者保罗·西罗克斯(Paul　Theroux)说，“他是当今唯一的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你找不到任何别人的影响。”约翰·厄普代克对于南帕尔关于第三世界的描写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在他成名之前，我就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他现在成熟了。但我想，他是不是以过于阴暗的眼光在观察着所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