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贡斯当：自由的还是保守的？

　　在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青年学者中间，甘阳先生是我素来敬重的一位。正如他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今年第一期)中所说，是他在八十年代最早开始向国人介绍“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他引入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曾促使我对柏林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然而，也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叙述，我以为自己若是采取那样的立场，会对理解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个案，即英国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的发展脉络，带来很大的不便。
　　甘阳先生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指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立场——引者注)，柏林对柏克的批判以及他关于‘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的严肃警告，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柏林在法国大革命上的这一立场乃根植于他本人直接继承的一个独特自由主义传统，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贡斯当开其端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这一可称为‘大革命后的法国自由主义’路向的最突出特点就在于，其代表人物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我十分担心自己误解了甘阳先生的意思，才大段引用他的原话，我想我们不难从这段话里得出一种印象，即柏林之援用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是因为它与柏克的保守主义属于十分对立的、或至少是很不相同的思想流派。
　　首先我得说明，甘阳先生就自由和民主的关系所要阐明的看法，凡是对这一问题背景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其重要性。所以我虽然不喜欢他的一些很情绪化的语言(譬如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集体知性低能症”)，但是对于他就孤立的自由主义本身所内含的危险倾向给我们发出的告诫，我还是非常赞赏的。正像孤立的民主经常会受到“多数专制”的诘难一样，自由主义不利于某些类型的民主与平等诉求这一天然倾向，当然也是个经常引起人们不安的问题。甘阳先生就“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之间的张力”这个十分棘手的“老问题”所表现出的关切，我们没有任何道理忽视其重要性，因为他希望说明，“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大概也正是为了想要表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当对自由与民主平等这些理念给予同等的肯定，他才从柏林的自由观与贡斯当的关系中，扩展出对柏克保守主义在近代民主化过程中的适时性之否定。
　　但是，姑不论把柏克的保守主义搬到今天的中国是否属于“时代错置”，我以为这样的看法，不仅从问题本身的逻辑理路上说，做出十分繁复的思考都不易说得十分妥当，而且它与思想史中的一些事实也是有些出入的。贡斯当是个法国人不假，但他是否代表一种“独特的法国自由主义传统”，他是否那样肯定作为法国大革命思想旗帜的那些理念，他在保守主义的态度上是否与柏克对立——简言之，在自由和民主及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是否能够拿贡斯当来反对柏克，我认为是很成问题的。
　　实际上，对于贡斯当的自由主义立场，尤其是他那种法国文人式的既铺张而又有些卖弄的文风，我们即使不能说那是标准的英国自由主义，却也很难认为它代表着另一种“法国的自由主义”。贡斯当青年时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受过正规教育，凡是了解他对君主立宪制下“英国的自由”不断发出的赞美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这种教育对他的思想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对于柏克的“反革命立场”，贡斯当更是系统地(绝不是偶然地)做出过十分正面的回应。不错，他确实不赞成柏克为旧制度进行的辩解，但那不是因为他赞成法国那场“漫长而悲惨的革命”(贡斯当语)，而是因为柏克对引发这场革命的原因实在太无知。然而他也确实领会了柏克保守主义的实质。他像柏克一样明白，发动一场建立在某些“普遍原则”之上、丝毫不顾及传统和习俗的革命，对于既需要个人自由、又需要常规和稳定的近代商业社会是多么危险。还是让我们来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也许有一天我会仔细审视那些作者中最出类拔萃之辈的理论，找出它的荒谬和不可行之处。我相信《社会契约论》那种狡猾的形而上学，在今天只能用来为各种各样的暴政——一个人的、几个人的或所有人的暴政——提供武器和借口，使之以合法形式或通过大众暴力实施压迫。(《篡权政治》第七章)
　　卢梭忽视了这个真理，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辞，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学原理》第一章；以下简称《原理》)
　　没有比借口服务于民族利益而对习俗使用暴力更为荒唐的事情了。幸福是首要的利益，而构成我们幸福的基本成分就是我们的习俗。(《征服的精神》第十三章)
　　当我看到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作家面对众多与法兰西共存的相互对立的习俗而义愤填膺时，我为他们因迷恋对称美而导致的这类错误感到惊讶。“什么？”他们喊道，“同一个帝国的两个地方服从着不同的法律，仅仅是因为它们隔着一座小山或一条小河！难道山的两侧与河的两岸有着不同的正义吗？”但法律不是正义：它们只是伸张正义的形式；如果把两个长期各立门户的相邻部落合并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仍将保留着不同的体制，而评价这种差异的根据，决不是地理上的远近或者名称上的异同，而是与世代相传的法律的精神联系，那是他们分析一切事物的基础。(《征服的精神与篡权政治》增补第一章)
　　由此可知，贡斯当对社会由“成长”或“进化”而生成的习俗，取十分尊重的态度，大概没有人可以否认，而这种尊重正是“保守主义的精髓”。因此可以说，贡斯当在这里所遵循的就是柏克式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贡斯当最重要著作之一《原理》，其实就是一部为在法国建立君主立宪制而精心设计的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传统中思考政治变革之人，自然不会相信完美的理性主义原则无条件地优于“时间这位伟大的老师”留给我们的智慧。在表述这种智慧方面，我们不太可能比贡斯当说得更好，所以还是让我更多地引用他在《征服的精神》第十三章中所说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因为它简直就像完全是出自柏克的笔下：
　　我们可以大胆断言，法律固有的优点，远不如一个民族信服并遵守法律的精神重要。如果一个民族爱护并遵从法律——因为这些法律出自一个神圣的源头，是它所崇拜的一代代先人的遗产，并与它的道德观念水乳交融——，那么法律就会使它品德高尚，而且，即使这些法律并不完善，但是同仅仅根据权力的命令而实施的更好的法律相比，仍然会产生更大的美德，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幸福。
　　我必须承认，我极其崇拜过去。越是得到经验的指教或反省的启示，这种崇拜就越是与日俱增。尽管会引起现代改革者们的极大反感，我还是要说，如果有一个民族……把那些被先验地说成是最完美的制度拒之门外，而对自己祖先的制度保持忠诚，我将赞美这个民族，而且我会认为，尽管它的制度有缺陷，但与所有计划中的改进相比，能使它的情感和心灵更加幸福。
　　人类很会适应那些他发现已被建立起来的制度……。他会根据这类制度的缺陷调整他的利益、他的构想和他的全部生活计划。这些缺陷会逐渐得到弥补，因为一种制度若能持之有恒，制度本身和人的利益之间就会出现某种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所怀抱的希望，无不以现存的事物为转移，要改变这一切，即便是出于好意，也会对他造成伤害。
　　为了避免天真的“时代错置”，对贡斯当的这些话，我们当然不必急于表明是否赞成，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从这些话中我们不可能看到与柏克的对立。因此，说贡斯当反对柏克的“‘尊重等级制，尊重贵族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的观念”(甘阳语)，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贡斯当像托克维尔一样，对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贵族啧有烦言，他认为在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贵族身份仅仅成了一种高雅的装饰，“贵族显赫的地位几乎只有消极的作用：它所体现的与其说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明确优势，不如说是对平民百姓的排斥。它毫无节制地惹是生非。它不是一个能让人民遵守秩序、维护自由的中介机体。它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团体，在社会机体中没有固定的位置。”(《原理》第四章)但是对于英国的贵族，贡斯当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我们看到，在大不列颠，世袭贵族同高度的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和谐共存，所有出类拔萃的公民都可以得到它。它没有世袭制中那种惟一真正令人厌恶的特性：排他性。任何公民，从被授予贵族爵位那天起，都可以享受最古老的贵族世家所享受的同样权利。英国王室的非长子后裔要回到民众的行列，他们构成了贵族与国民之间的联系，就像贵族本身构成了国民与王室之间的联系一样。”(同上)
　　我想这里有必要指出，保守主义之常被人误解，固然有它那种固步自封的心态作祟，而且常常有人从它背后看到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动机。但是我们不应当幼稚地认为，像柏克或贡斯当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果他们惟一的长处就是无条件地维护既有体制，他们还能在身后享有那样大的名望。我们应当明白，他们之所以要“保守”，其中还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论原因：在理解社会本身的运行机制方面，人类的理性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这就是休谟所说的“人类理解力的狭窄疆界”或哈耶克的“人类不可避免的无知”，由此造成的一刀切式的变革，牺牲的不但有和平，还会有许许多多个人的自由选择。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汇合在了一起——当他们在意识到现状必需有所改变时，宁可让其尽可能在人们细小而自愿的相互调整中完成。就此而言，我认为贡斯当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反理性主义”，甚至比柏克更为卓越：“有些人似乎认为，我是在建议人们尊重过去，同时又谴责一切革新，拒绝观念的进步，没有认识到时间必然会给舆论、从而也必定会给人类制度带来不可避免的变化。然而，我所尊重的过去并不包括所有非正义的制度。我承认没有任何传统可以使非正义合法化。但是，如果事情只是有待完善，如果预期的变革并非严谨的衡平法所急需，而只是受想象中的功利性目标的刺激，那么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人们只应缓慢而有节制地进行那些革新。”
　　又如：
　　任何改良，任何改革，任何弊端的清除，只有在它们符合国民愿望的时候才有益处。如果它们超前于国民的愿望，它们就会变成邪恶。它们将不再是善举，而是暴政。平心而论，重要的不是如何迅速完成善举，而是制度是否合理。……所有的弊端都息息相关，个别弊端甚至与社会大厦的基础紧密相连。如果舆论尚未把它们识别出来，你在攻击它们的时候，将会摧毁整个大厦。……应当服从时间的安排，每天都要做好当天该做的事情，不要固执地维护行将崩溃的事物，也不要过于急切地建立似乎是一厢情愿的东西。要忠于正义，它属于所有的时代；要珍重自由，它会带来种种益处；要让许多事业没有你也能发展，让“过去”来保护它，让“未来”去完成它。
　　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直的路线无疑就是最短的路线。……但是，假如你只有靠拆除民宅、荒废农田才能拉直这条道路；假如你这样做了之后需要动用警察手段才能防止人们回到老路上去；假如你需要宪兵去逮捕擅入者，需要监狱容纳他们，需要狱卒看守他们，这不是更加费时费力吗？如果权力能够在不侵犯私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情况下开辟一条直路，那真是善莫大焉。但是在开辟那条道路时，最好不要封闭那些由来已久的道路——尽管比较漫长且多有不便。但愿他们放弃同习俗作战的爱好；一旦得到人们的普遍关心，预期的变革就会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成功，并将证明更为彻底，而且不可逆转。(《征服的精神与篡权政治》增补第一章)
　　我希望以上这些抄来的文字，已足以让我们辨明贡斯当和柏克的思想关系。当然，一篇短文不可能把他的思想交代得十分完整，但就我所知，贡斯当在他所有的政治著作中从未攻击过柏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其实，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应当清楚，若想从民主与平等的立场上修正柏克，最合乎逻辑的人选是攻击柏克不遗余力的伟大的民主战士潘恩，而不是被法国人冷落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贡斯当。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夸大他的保守主义立场的“适时性”，因为毕竟它也经常是失败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不断地在向人们提出如何在革新和稳定之间重新整合社会这个尖锐的问题，而保守主义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一些回应，是我们绝对不应忽视的。不错，有时我们感到，历史的巨轮就在耳边轰响，狂风暴雨般的大变局势所必至，此时再谈保守无异于另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但是，这种局面到底是证明了保守主义的失败，还是因为一味否定保守主义而造成的失败，并不是个十分容易讲清楚的问题。就民主化的大趋势与维护自由与和平这个问题而言，我当然十分赞成甘阳先生力主不可弃民主而言自由主义(或相反)的立场，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必须表明的，那就是“民主”对于我们而言，永远只是一种手段，个人自由才是它所应当效忠的主人；尽管到目前为止，民主是我们所知道的维护自由的最好手段，但是如果脱离了自由这个起价值规范作用——即限制民主的应用范围——的目标，民主所能引起的灾难，的确会丝毫也不亚于最可怕的暴政。
　　我有时常想，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大师们，他们所能给予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些“伟大的原理”呢，还是一种“历史的知识”？当然，有一些我们十分珍爱的价值和观念，经这些伟人一讲，让我们生出“真是说得好极了！”之类的感觉，因此对它们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当我们赞赏他们过人的睿智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是以自己的当下需要为判断依据的。不过我们不应当忘了，那些伟大的人物在说那些话时，并不知道我们的当下需要，他们只不过是在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气氛做出反应；他们的伟大，与其说因为他们是预卜未来的先知，不如说是因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