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识时务者亦俊杰

　　我曾读过、也推荐过《高尔基政论杂文集》(孟昌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当年在我心目中这是最有分量、最为完备的一本高尔基政论杂文精选本。但是随着时移势易，才逐渐看清楚，在高尔基一生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过着全方位的封闭生活的日子里，作家没有言论自由可言。即使像享有世界声誉的高尔基也不例外。他的作品，特别是针砭时弊的政论杂文，都不会交上好运。苏联解体后，许多原已打入另册的高尔基政论杂文，已能公诸于世。对爱读高尔基的政论杂文的读者来说，总算得到一份意外的补偿，尽管是一份迟到的补偿。
　　看过《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读者，也许难免要感到困惑，提出质疑：难道这个高尔基就是早年在《海燕》这首伟大的诗篇里预言十月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那个高尔基吗？何以同一个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所持的态度前后反差之大竟判若两人？
　　来自底层的高尔基，他比谁都更清楚沙皇的专制统治是俄罗斯人民苦难的根源。而作为革命者，他又首先是具有博爱胸怀的人道主义者。一九○五年夏天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同年十一月在讨论起义与创办俄国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日报《新生活报》的会议上结识列宁，此后不论身在国内还是国外，他始终不渝地从道义上到经济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作出数不清的支持和奉献。可是如果谁践踏人权，谁草菅民命，谁制造冤假错案，滥杀无辜，高尔基就认定这一切罪恶行径是作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不管杀手来自何方，高尔基一个也不宽恕。他宁做一个背时的、不走运的刺头，一个不识时务者，也决不做一个唯唯诺诺的“是”先生，一个看风使舵的所谓识时务者。
　　高尔基在卷头开宗明义说：“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一门艺术，因为它是最‘纯粹的’，同一切个人、团体、阶级和民族的利益都没有联系的，几乎完全不宜于庸人利用，而且也是不能被他所接受的。这就是‘纯粹的’真实情况该死的特征，但对我们来说这种真实情况又是最好的，最必需的。”就是说，说出真实情况者必须具备站得高、看得远、超越一切狭隘的藩篱那样恢弘的胸怀和不掺假的真诚。不幸的是，岂止庸人，即指那些短见的、永远只看重自己眼前鼻尖下的蝇头小利的小人物，乃至凡是掌握小民命运的庞然大物，也都不具备上述素质，他们都一律要把真实情况遮盖得严严实实。
　　如果高尔基对“形形色色的小家伙过着掌权的瘾，像对待战败者一样对待公民，就像先前沙皇的警察对待老百姓一样。……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那种真实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乃至保持沉默，那就不成其为高尔基了。既然高尔基认定说出真实情况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证明”，高尔基就会甘于冒任何风险向这一切不正常的行径提出挑战，即使你以十月革命的名义进行也罢。
　　高尔基自我界定：“我从来不是蛊惑家，以后也不会是。”作为一个永远的革命者，他的全部作品乃至他所从事的革命实践充分体现着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原则可以作证，他是不屑于做一个蛊惑家的。可悲的是，那些短见的机会主义者、口头社会主义者，只因为高尔基说出真实情况，就像被捅的马蜂窝鼓噪起来，群起而攻之。说什么高尔基的观点是“呻吟着的庸人”对“粗暴的风习”发出“酸腐的抱怨”。还说“本该教育人民”的高尔基，应该“接受人民的教育”。这还是低调的处理。更有甚者，无限上纲：“高尔基已不是革命的‘海燕’，而是革命的直接叛徒了。”对高尔基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革命的胜利没有复活真正人的精神，即没有让人们变得更诚实、更有正义感，没有提高人们的自省度和对劳动的道德评价。人的价值依旧和过去一样低廉。人们像挤在猪栏牛栏的牲口那样成群地被赶往监狱。一切旧的东西、丑恶的东西，重新打鼓又开张，死灰复燃。
　　《不合时宜的思想》不是一首悦耳的赞歌；而是一本逆耳的给那些从事十月革命并自以为绝对正确者进忠言的“万言书”；也是对一封来自农村的控诉书的回应。那信上说：“大家都觉得，这些强盗对我们的折磨要比地狱里的苦难更难忍受。”高尔基为了不忍见沙皇的暴政重演，出于“亲者痛”的爱心才说出真实情况。然而高尔基毕竟太天真了，他为进忠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把布尔什维克当时最有实力的头头都得罪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从执政者的视角上看，无异是指控十月革命等于一场浩劫的宣言书。要不是列宁始终把高尔基认作自己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一九二四年列宁辞世，高尔基多活了十二年。晚年的高尔基，仍然像盛年时一样不打算变换一下自己的处境，从一个不识时务者蜕变为识时务者；他始终没有满足斯大林梦寐以求的愿望，为后者写一本传记。
　　(《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著，朱希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1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