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地理学

　　地理是一门古老的知识体系，因为成熟得早，古代便有了系统的地理之学。古代地理学的支点是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希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围绕“天朝”的建立，曾形成一套博大的“天朝”地理思想体系，旨在树立以郡县制度为代表的王朝国体，颂扬充满帝王之气的万里江山。在王朝的社会生活中，文人君子有满腹宣泄不尽的山水画意，闾里内外还有一套套确认“风水宝地”的神秘功夫。王朝时代的地理之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那样的地理知识气氛，我们今天已很难体会，因为当王朝解体，西方近现代地理学理论进入中国大地以后，上述内容被一笔勾销了。
　　十八世纪末，近代地理学诞生，它推翻了古人对于世界的种种“荒谬”结论，开始对世界重新解释。近代地理学诞生于西方，近代的地理解释权因此也在西方。西方人用自己的地理理论不但解说自己的土地与国家，也解说全世界。我们的祖先谈论自己的土地，谈了两三千年，但在近现代地理学家看来，都没有谈到“点上”，关于中国的地理，需要由他们的理论重新论定。本着过问全世界、解说全世界舍我其谁的精神，许多西方学者也来到中国，他们称到中国的考察是“探险”。有一位西方近代地理大师叫李希霍芬(一八三三——一九○五)，德国人，曾在中国探险，他的成名之作就是《中国》。一九三○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中有一本《中国经济地理》，谈到中国耕地的情况时，也是引证美国农业部“培格尔君”的“精密之研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能看到的最好的中文地理通论著作是美国人葛德石(Cressey)《中国的地理基础》的中译本，“被视为一册珍贵的参考用书”。当时，只身开拓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王庸先生曾说：“吾国学术，每有外人越俎代谋而胜于国人之所为者，地学亦其一例也。”

弱国地理学

　　在外国人用自己的目光审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在“开眼看世界”，林则徐是国人中开眼看世界的先锋，曾组织人手翻译英人慕瑞(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不过，在中国人开眼的时候，世界已不是一个富饶、多样、温和的世界，而是个正以资本主义体制在地理上四处强行蔓延为主旋律的世界，这一旋律随着现代地理学理论的输入，亦开始在中国震响。另外，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不仅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也学得了一种眼光，换了一个头脑(西方近代地理思维)，用这头一眼，他们又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神州”，发现神州已然不成样子。
　　早在十六世纪，意大利人利马窦的一张《山海舆地全图》便在空间上解除了中央之国“四方之极”的地位。大地是圆球，中国偏居一隅，《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五服”——天下以京城为中心向四方每五百里文明降一级——的理想结构，徒为画饼。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一连串的败仗和不平等条约，终于把中国定位为一个世界弱国。正是在痛感国家贫弱的心态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理论。面对贫弱的中国，近代地理学家的头一个任务自然是说明国家贫弱的原委，这其实成了一门“弱国地理学”。
　　中国是一个弱国。外国地理学家说：从中国的地理条件看，“中国不可能利用本国资源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工业社会”(葛德石)。中国地理学家说，“吾国之地诚大，然可用之地实不大，吾国之物产虽博，然为供给过剩人口之消用，则殊感不敷”(胡焕庸)；“中国为交通落伍之国，铁道落伍，轮船落伍，汽车落伍，飞机落伍，电信落伍”(张其昀)；“中国气候之弱点以及旱灾、水灾及其他灾害……具有极伟大之摧毁势力，且有引起贫穷之永久性的可能”。中国历史学家听了也感慨：“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所发生的影响，不言而知，是如何的巨大。”(顾颉刚)
　　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弱国的国民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是残忍和令人沮丧的。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携手来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则告知人们造成中国贫弱的环境原因。结果，既然决定中国贫弱的地理环境乃是自然天成，那么中国人就必须接受这一“自然规律”，只能在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西方列强面前“没脾气”。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下，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功能是如此的出乎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之预料。
　　在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中国，京城已然微弱，广州、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的影响重于京师。丧失了京城至尊地位的天下格局，已不成其王朝地理秩序。旧有的地理之学已无济于世，地理学的使命不再是建立“天朝”和治国平天下，而是要根据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便利程度对中国进行重新衡量，要考察各地矿产多少，良港哪里最佳。理论的内在属性必然指向论证资本主义在中国登陆的口岸地点，以及由这些地点向内地延伸的路径。一八九七年德国占据胶州湾，就是依据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山东与其门户胶州湾”一节，这便是近代地理学的理论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的事实之间许多人(包括一部分地理学家本人)意识不到的暗中关系。

救国地理学

　　在新的地理学面前，中国人既感到知识上面的自卑，也感到国土上面的自卑。有骨气的地理学家要争回知识学问上的自信，也要争回国土上的自强，外国人说中国没有什么，我们就要找到什么，若干年前我们欢呼“把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的胜利，内里起作用的正是这种积压了半个多世纪的心理情结。为了解决知识上的自卑，不甘心承认中国人对自己的土地懵然无知，丁文江发现了徐霞客。徐霞客十七世纪所写的游记，“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李约瑟)，他关于喀斯特地貌的研究在时间上领先所有的洋人，中国地理学者在徐霞客身上找回了不少自信。
　　一九○三年张之洞等拟京师大学堂《大学堂章程》，一连串开列了十余门地理科目，包括地理总论、地理学研究法、中国今地理、外国今地理、政治地理、界务地理、商业地理、交涉地理、历史地理、地文学等。地理已成为救国救民的紧急之学。一九二一年，竺可桢发表《吾国地理家之责任》一文，呼吁地理学家要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以振兴中华。当年学界内外曾广泛使用“人生地理”一词，这一名称本身便诉说着它的解困使命。
　　由于地理学在救国救民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的近代地理学先驱们一开始便想到普及亦为一桩事业。研究与普及并重是近代地理学(或曰地理学近代化)的重要特点，在各科专家中，大学者参与普及写作，以地理学家为最多，地理成为一门离百姓切近的学问。先辈们坚信，“欲救吾国先救吾民”，视兴科学与办教育同为使命，故刻不容缓地编纂中小学课本，寄下一代以厚望。中文里“教科书”一词据说就是地理学家张相文发明的。先辈们办教育太热切了，以致到了三十年代，“中国地理之研究，今犹在筚路蓝缕之际，故国内出版界，除中小学地理课本外，关于中国地理之专著，尚不可多得。”(王庸)

科学地理学

　　自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一切学术都要受到科学的洗礼，“都一一立在科学的舞台上，手携手地向前走着”(吴稚晖)。中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家们所要大声呼号的，就是要变旧地理之学为一门科学。二十年代，竺可桢在东南大学主讲“地学通论”，他引用德人李岱尔对旧地理学繁琐记述的批评：“若专举事实，曰某国有若干省，曰某省有若干县，陈列各国人口之多寡，疆域之大小，而对全世界人类之进化，以及气候、地形对于人类之影响，一切置之度外，则地理学直一种琐碎庞杂之表记耳，安能称之科学哉。”
　　当年大家都认为，要科学的地理学，就要研究自然界，研究自然规律、以及自然影响人类的规律。探险是走向大自然的最崇高形式，达尔文、洪保德都曾绝域探险，涉足无人自然，因此推动了科学的建立。地理学家极应富于探险精神，外国一代代探险家，如斯文赫定之辈，都是中国地理学家的楷模。以探险家为楷模，这是丁文江推举徐霞客的又一层原因。当时，骑毛驴，穿长衫进行野外实习的学生都受到具有“科学”精神的新派教师的严厉斥责。在中国学术走向“科学”的初年，地理学是个主角，因为科学要研究自然，而国人当时理解的自然首先是直观的“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地貌、地质、气候)。至于物理、化学诸科，因对象隐蔽在直观背后，所以没有立刻大红于中国。
　　自然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人生的规律何在，是“人生地理学”的主要“科学”命题。在这一学术范式中，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左右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以至于后来有人将人文地理学完全等同于环境决定论，而进行根本否定，这是人文地理学的一场冤案。人文地理学本可以研究“人生”的文化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一个根源，即使是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生两厢的关系，其间还有文化为中介，不应忘记。

失落了文化的地理学

　　当年对于国土在经济形势上的否定，我们至今不大怨恨，而直言的经济上的否定背后未曾直言的文化上的漠视，则动摇了我们对家园自信的最后基石。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理论是挟裹着西方的价值观念、规律意识(在西方社会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取向、全球体系定位(以欧洲为中心)一同形成，又一同来到中国。中国的自然、中国的经济实业完全可以纳入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话语体系，但中国的文化则为难以对话的异类。
　　另一方面，激进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经济这般落后，看了西方的经济那般强盛，又听了西方人的道理，便怪罪祖先无用，没有走好中国历史的道路。更激进的人士便责骂中国文化无用，说“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吴稚晖)。既然祖宗文化是如此的糟糕，地面上的祖宗文化——传统文化景观——还有什么丝毫价值。文化地理问题在地理学家的案头根本排不上号，一九三四年，王庸先生整理出版的《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中，文化、宗教、风俗、语言四项加在一起只占百分之一点三。在二三十年代，美国地理学家索尔(C.Sauer)提出研究文化景观这一崭新课题，尖锐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自然环境只是条件，文化才是支配人类活动和创立人文景观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了称霸北美数十年的伯克利学派。但此时(以及后来)大学西方的中国地理学界，对于不言“人生”(经济)只谈文化的索尔，却无甚兴趣。
　　文化地理研究是对国土进行文化认识、文化承认、文化保护的必由之路。失落了文化关怀的地理学，便失落了对国土文化属性的捍卫能力，整个二十世纪，人们目睹了一次次对祖国大地文化属性的蔑视、否定、破坏、铲除(这种铲除今天在不少地方仍在继续)。中国的土地成为表达落后、愚昧、停滞、无出路的代词：“土”。失落了文化的地理学，甚至导致革命导师在承认中国历史伟大、人民伟大的同时，却视大地为“一张白纸”。
　　文化否定的结果必然是对人性的否定，大地文化属性的丧失在前，中国人文精神的摧残在后。许多学者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理论，便开始了对祖国方方面面的痛苦的自我否定。在近代科学中，物理化学之类是无国家性的，但地理却是一门国家性、民族性甚强的学问。我们都亲身感到，地理与爱国、救国直接相关，故政治性强；地理事关长期生活的热土，故文化性强，这是地理学无法摆脱的两个特点。
　　各种地理学的流派无论有怎样的“来头”，都要做一件根本大事：给国土发展方向一个定位。定位，不光是经济，还有政治的定位、文化的定位。我们需要富国富民的地理学(今天许多有志之士在为此努力)，也需要能够捍卫祖国文化的地理学，以推动有血有肉、有东方精气神的中国大地的发展，因为假冒伪劣的欧美景园实在不是我们温馨的理想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