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由傅斯年赠书想到胡适遗嘱

　　刘浦江先生在怀念其恩师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不仅是为了纪念》(《读书》一九九九年第三期)中，提到“建国初，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由美返国途中绕道台湾探亲，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托江捎来一个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书转赠给邓先生”，刘先生感叹“不明事理的傅斯年，还以为他仍然有权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呢”。显然，邓广铭先生不可能收到傅斯年的赠书。读此，我不由地想到了胡适的遗嘱。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适先生在死前所立遗嘱中提出把他“遗留在北京的一百零二箱书籍、文稿、文件捐赠给北京大学”。(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版)如果说在台湾的傅斯年已经没有权力处置他在大陆的藏书，那么可以肯定，胡适也同样丧失了这个权力。由此，我想问：究竟是何人或何组织、如何处置了胡适与傅斯年在大陆的藏书？不仅是对死者，也是对生者应该有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