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花落春仍在

　　“花落春仍在”这句诗是俞樾在保和殿举行的进士复试时做的诗中的一句，因咏落花而没有萧瑟之气，深受当时的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俞樾自己也十分珍视这段知遇之情，后来他便将自己的书房题为“春在堂”，将自己的文集定为《春在堂全书》。
　　在某种意义上，用这句话来概括德清俞氏的家族精神亦是十分的贴切，由俞樾至俞陛云至俞平伯，历经两个世纪，世事沧桑，薪尽火传，斯文不没，何尝不是“花落春仍在”。
　　作为曾国藩的两大门生，李鸿章和俞樾各具其代表性，他们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种人生范型。以曾国藩的话来说是“李少荃拼命做官，俞曲园拼命著书”。读书做官向来是传统的读书人的首务，因为这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依托，甚至在今天的中国，这依然是许多读书人挥之不去的心念。而著书讲学只是在仕途不畅时退而求其次的目标，用孟子的话说即是“穷则独善其身”，大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但是，俞樾及其后人似乎命中注定将以文名立世，所以无论是俞樾，还是俞陛云，仕途并不顺利，俞樾当了几年河南学政，便被人以“截答题”之由参了一本，遭弹劾而罢官。俞樾的孙子俞陛云以一八九八年戊戌科会试成进士，殿试第三名探花及第，看起来仕途光明一片，但是晚年的没落只能使人徒生“生不逢时”之叹。在担任过一次四川省副主考官之后，在民国时期长期以书画自娱，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般的生活。
　　好在儒家的观念同时给了读书人以退路，“立功、立德、立言”，做不了官，自可以以道德文章行于世。俞樾的选择便是著书讲学：一方面以扬州王念孙、王引之的路数从事朴学，于是便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这样的鸿篇巨制出现。同时又在苏州、杭州等地的书院，特别是杭州的诂经精舍讲学，然后便有章太炎、徐花农等大师养成。俞樾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自述其学术宗旨说：“樾非不知儒者读书，当务其大者。特以废弃(指被罢官)以来，既不敢妄谈经济以干时，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以雕琢词章以媚俗。”而且俞樾对于自己的著述也是自许甚高的。在他的遗言中，专门就其所著书做了交待：“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达者，务必将吾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并将坚洁之纸印十数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胜景，凿石而纳之其中，题其外曰‘曲园全书藏’，庶数百年后有好古者，发而出之。俾吾书不泯于世。”
　　由于俞樾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早亡，一个有病，所以他将传承文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俞陛云身上，不但亲时教授，而且在俞陛云回原籍德清乡试时，还亲自陪伴，并以船为家达一月有余。皇天不负有心人，单以功名而论，俞陛云甚至超过了他祖父。俞陛云以书法和诗文名世，尤其以《蜀輶诗记》为最。该诗集是他在赴四川任副考官时，沿途所写的记游诗，按陈从周感受“清灯清茗，静坐静读，神循文游，身入巴蜀矣”(序言)。有意思的是，俞陛云先生深受读者欢迎的，在解放前后反复重版的《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诗选释》，原只是为在家里给自己的孩子讲诗时写的讲义，杀鸡用牛刀，当然出手不凡。
　　如果将俞樾比作晚清汉学的代表性人物，那末，德清俞氏到了俞平伯这里，可谓老树新枝，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可以称为是根本性的，虽然是被迫的，但恰是真正地走向世界。而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以及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从机制上产生了质变。儒学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更多是作为技术教育而不复以做官为惟一目标。作为昔日探花的儿子俞平伯，虽然具有得天独厚的家学背景，但他所受的教育主要是新式教育，这既是时代的因素使然，但同时也是与俞樾老人的开明分不开。
　　一九○○年俞陛云惟一的儿子俞平伯出生，当时已经八十岁的俞樾喜不自禁，并十分盼望他能继承家学。比如一次他的门生徐花农送他几条明朝的墨，他就想留给俞平伯，为将来参加科举考试用，据说因为用明朝所制的墨色彩明朗，故而当时参加进士、举人考试最好是用明朝的墨，以便给考官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由于俞陛云先生在北京当官，俞平伯先生三岁之后，曲园先生亲自教他写字、认字。俞平伯先生自己也有诗记之：“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笘帖教重孙”，这在当时的读书界是一段传播甚广的佳话。另由他母亲教读《大学章句》，由他姐姐教读唐诗，并因天资出众，早露诗词天分。所以，如果家里有客人来，曲园先生也常常带曾孙去见客。一九○三年，俞平伯虚岁五岁，曲园先生亲自送平伯先生去私塾开蒙，还有诗记之：“喜逢日吉又良辰，笑挈曾孙上学堂。一岁春朝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不过，俞樾虽然钟情于“旧书香”，但也意识到掌握“新学”乃顺应时代之必需，所以在教俞平伯读古书的同时，也请教师在家讲习英文。在一九○七年所作的《曲园遗言》中，俞樾说：“吾家自南庄公以来，世守儒业，然至今日，国家既崇尚西学，则我子孙读书之外，自宜习西人语言文字，苟有能通声、光、化、电之学者亦佳弟子也。”一九一一年，俞平伯随父迁至上海，主要学习英文、数学。一九一六年便入北京大学预科。但俞平伯对声、光、化、电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依然钟情于那些曾令他的高祖和父亲深深感动的诗词歌赋。如周美成的《清真词》便是为他们几代人所手不释卷。
　　新诗、词曲和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是俞平伯最投入的工作，但这已经不是高祖所遵的高邮王氏父子的路数，与朱自清先生各写一篇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与其父以诗记游的《蜀輶诗记》也是不同的意境。
　　虽然俞樾老先生因“拼命著书”而获得皇上“禅心著述”的嘉勉，但毛泽东五十年代初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点名批评则使俞平伯先生达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据说即使是俞平伯先生在河南干校，也因“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而被当地目不识丁的农民围观。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有时也会特意去文学所“见识”这位被最高领袖“钦定”的“反动学术权威”，尽管这对俞平伯先生而言是极为痛苦的。《红楼梦》也成了俞先生心头之痛，据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俞家有一不成文的规矩，即什么都可以说，就是不允许谈《红楼梦》。
　　由于在北京难以获得平静的生活，所以去河南下乡反而使俞平伯先生有一种得到解脱的轻松，在到河南后给家里的信中说：“我住小学内，非常清静，甚闲，一切听其自然。睡眠之佳，前所未有。……旁人或不喜这样的生活，我却很喜欢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家书)在那里俞先生夫妇的工作是搓麻绳，但这居然被俞先生“美化”是“绩麻”，并说俞氏是从俞樾先生才开始有功名，之前也是农民，他只是“重操旧业”而已，并有诗记之曰：“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虽然俞平伯有多方面的文学天赋，但对《红楼梦》可能是情有独钟，早年那些与他共同探讨红学问题的傅斯年、顾颉刚等都别有所好，只有他乐此不疲。而政治风浪更使他以“红学家”著于世。甚至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存有一个心愿，即重续《红楼梦》的后四十回。
　　据俞平伯先生的公子俞润民回忆，一九九○年秋，俞平伯先生的身体状况很差，最后几天，便不能起床。有一次他指指书桌，说“小条”，俞润民先生走到书桌前，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后四十回小书，拟在美洲小印分送，然后再分布大陆，托栋栋(俞平伯先生的孙女)分布。”所谓后四十回小书指的是《红楼梦》后四十回，或许在俞平伯先生的脑子里已经构思完毕，因此在神思恍惚中以为已经完成了。
　　其实我们在叙述俞氏家族的文化命运的时候，经常会关注到这样一种文化世家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世家现象屡见不鲜，如汉代的班超、班彪；宋代的三苏，读着他们的诗文，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常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近现代的梁启超家族和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也已为人耳熟能详。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涌现出这么多的文化世家，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源，我认为主要与中国的家族制度有关。虽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家族制度几经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不论经济、政治、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参阅《乡土中国》)。这其中教育功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中国始终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教育体系，所以家庭的教育和以家族教育为核心的私塾教育就特别重要。家学渊源对于下一代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就显得很关键，它可以形成一种类似于“场”那样的环境，使下一代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熏陶。从前面所谈到的俞家的几代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注对于后代的教育是其共同之处，尤以俞樾先生为最。这自然会在俞氏后人那里产生一种自我期许和一般家庭所没有的人文气质。
　　常言说“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所以文化世家往往难以持久，因为人文气质是无形的，这就要求有一种特殊的禀赋。也因为如此，文化世家特别受人关注。拿俞平伯先生来说，按张中行的说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才，“放在古今人群中，其学可及，其才难及”(《俞平伯先生》，《读书》一九八九年五期)。特别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由科举转向通识教育之后，教育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读书首先是一种职业训练，人文气质更显缥缈。只是说句套话，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日益尖锐，文化世家在现在中国可能只是作为一种回忆。一般家庭自不待言，在俞氏的后人中，俞平伯先生的公子俞润民先生学的是化学，其孙女现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医学研究，虽也成就不凡，但是俞氏之标识已然褪色，这是时代的结果，抑或一种宿命，难以断言。
　　花已落，春仍在吗？
　　(“文化名门世家丛书”：《新会梁氏》，罗检秋著；《义宁陈氏》，马克锋等著；《常熟翁氏》，谢俊美著；《德清俞氏》，俞润民、陈煦著；《建德周氏》，宋小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