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一七七六年出版以来，誉满全球，长盛不衰。因为它道出了发展经济的诀窍，在许多国家验证有效。不过这本书不可能总结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的致富经验，也未过细分析穷国之所以穷的原因。今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学教授大卫·兰德斯出版了一本书：《各国的财富和贫困》，副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富而有些那么穷。立即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好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说：“真是奇迹。此书无疑将证明大卫·兰德斯在他的领域和时代是最显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说，大卫·兰德斯写了一部关于世界史上存在的各国经济，记载了它们的成功和失败，堪称一部杰出的通鉴。他有广阔的视野，以及敢于坦陈意见的勇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说：“大卫·兰德斯对世界各国目前的财富和贫穷的分布的由来，所做的新的历史性研究，是一幅范围广大，见解深刻的图画。历史机遇的意识并不贬低导致欧洲经济领先的遭遇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难以置信的丰富学问体现在一种轻松而有力的散文中，带领读者不可抗拒地前进。”
兰德斯特别强调英国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遥遥领先地位。人们提问，为什么英国能冲决习惯和世俗知识的网罗，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伊斯兰和中国的文化与技术曾经进步很快，以后停顿下来，而且把停顿制度化了。欧洲则继续积累知识。他分析欧洲的成功有三个源泉：(一)探索知识的工作渐趋独立自主。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文化以罗马教会的见解为准，以《圣经》为准，并受古人的智慧影响。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新思想必然被视为大不敬或颠覆活动，伊斯兰社会就是如此。欧洲有一个优点，各国君主为了在竞争中占优势，保护有实用价值的新事物。欧洲社会养成求新求进步的风气。其他社会爱发思古之幽情，总认为今不如昔。欧洲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更好。一三○六年乔丹诺教士在意大利比萨布道时说：“但是并非所有技术都已发现，我们将永远看不到寻求它们的工作有结束的一天……新技术正在随时被发现。”(二)方法论。在十三世纪，英国的罗吉·培根说：“一切范畴依靠数量知识，数学研究它，因此逻辑的全部力量依靠数学。”观察和精确描述的结合使重复验证成为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有目的的实验。观察和测量结合促进工具仪器的发明，约在一六○○年发明了显微镜和望远镜。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考因布拉大学天文学和数学教授发明游尺，使航海家和天文学家能测量一度的若干分之一。以后彼埃尔·凡尼尔(一五八○——一六三七)发明游标卡尺。加索尼于一六三九年，奥佐特于一六六六年发明千分尺，用细丝读数，用螺丝代替游标控制。可以测量一毫米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小。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需要精确测量时间。一六五七年发明有摆的钟。科学家需要计算准确而迅速，那比尔发明了对数。他们需要更强大的数学分析工具，笛卡尔发明解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三)西方科学的第三个制度柱石是发现变成日常工作，即，发明之发明。有一大群知识分子分散在各地工作，说不同方言，但是一个共同体。一地发生的事情很快为其他所有地方知道，这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用语言——拉丁语。学术团体常常开会，出版期刊。最早的学术团体是罗马的林西学院(一六○三)，佛罗伦萨的齐门涛学院(一六五三)，伦敦皇家学会(一六六○)，巴黎学院(一六三五)及其继承者法国科学院(一六六六)。在有学会以前，咖啡馆、沙龙是情报交流场所。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为什么走在最前面？十八世纪初，英国在乡村手工业(商人供给原料，村民在家加工，商人收购成品)，使用化石燃料，纺织，炼铁，动力工业技术等方面，已经走在最前面。英国的商业化农业及运输业的效率很高。提高农业效率有许多好处。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支援工业，服务业，等等。国内有足够食物，不依赖进口。英国农业的改进始于中世纪。农奴得到解放。十六世纪在伦敦郊区发展蔬菜水果等市场园艺业。发展混合农业(粮食，牲畜，吃粮食的牲畜)，改善了营养。荷兰移民带来灌溉、施肥、轮作的新技术。十八世纪的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过去是开放式、分散的农田，另有公共树林草山，其利用受乡规民约的限制。圈地后农民的家庭农场是集中的四周用篱笆或绿篱围起来的土地，农场主在其中有充分的耕作自由。农业经济效益好，许多贵族和地主亲自经营农业。许多农学会是交流农业技术的场所。关于农业技术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和欧洲大陆不同，英国地下矿藏属于地主，而不属于国王。地主有办企业的机会。英国有许多民建民营的收费公路和运河，其基础是满足市场需要。英国人还开了许多旅店。
兰德斯提出一个增长和发展的理想社会，它具备以下条件：一、知道如何建造、操作、管理生产工具，创造、适应和掌握新技术。二、能将知识和技术传授青年人。三、按照才能和功绩用人，根据表现升黜。四、提供机会给个人或集体企业；鼓励首创，竞争和模仿。五、允许人们享受和使用其劳动和企业成果。
这些标准隐含一些推论：男女平等(使才能总量加倍)；没有歧视(种族，性别，宗教，等等)；相信科学理性而不信魔术和迷信。
这种社会还应具备有利于增长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例如，一、稳固的私有财产权，有利于储蓄和投资。二、稳固的个人自由权，保护它们，抵御专制政权和民间不良秩序(罪恶和腐化)两方面的侵犯。三、尊重文字的和隐含的合同权利。四、稳定的政府，不一定是民主政府，但是它自身必须受公众知道的规则支配(法治而非人治政府)。如果是民主的，即，基于定期选举的政府，多数人胜利但不侵犯失败者的权利；同时失败者接受失败并指望另一轮选举。五、提供有反应的政府，能听取不满的声音而有所补救。六、提供诚实的政府，使经济主体不在市场内外寻求特权。用经济学术语说，不给关系户和有地位的人以寻租的机会。七、提供温和的、高效的、不贪婪的政府。低税率，减少政府提取社会剩余的份额，并避免特权。
这个社会有利于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人们出去寻找机会，因为做了或没有做什么事而起落。这个社会欣赏新鲜事物而不守旧，提携青年人而不强调经验主义，喜欢变革和风险而不强调安全。它不是平均分配的社会，因为人的才能不平等。但是它比特权和讲关系的社会，收入分配更平等。它有一个较大的中等阶级。这种较大的平等表现为各阶级之间服装较一致，关系较和谐。
兰德斯承认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这样的理想社会，但是它代表我们的历史发展方向。英国最早也最接近这个社会。
兰德斯讨论了工业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发生在印度或中国。这个问题在我国已讨论几十年了，且看这位西方饱学之士的说法：
中国曾发明独轮车，马镫，刚性马轭(防止窒息)，指南针，纸，印刷，火药，瓷器等。在十二世纪，中国已有水力驱动的纺麻机，而五百年后工业革命时的英国才知道水力机和走锭精纺机。十一世纪后期中国人已用煤和焦炭在高炉中炼铁，生产出十二点五万吨生铁，七百年后英国才达到此数。
令人难解的是中国的技术常常失传和退化。纺麻的技术从未用于棉纺。棉纺从未机械化。煤/焦炭炼铁技术被抛弃不用。中国技术早熟也早停滞，有的汉学家做以下局部解释：一、没有一个自由市场和制度化的财产权。国家始终干涉私人企业，接管有利的事业，禁止其他事业，控制物价，索取贿赂，遏止私人发财。一个常被打击的目标是海外贸易。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企图禁止一切海外贸易。这类干涉导致走私，走私导致腐化(官吏要保护费)，没收，暴力和刑罚。坏政府遏止首创精神，增加交易费用，迫使人才脱离工商业。二、社会价值观。一位社会历史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大障碍。妇女半锁在家里，不能在纺织厂开机器。这和欧洲或日本有很大不同。三、匈牙利、德国、法国汉学家Etienne Balazs，认为中国技术停滞是极权控制的结果。他说：……如果把极权主义理解为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和职能部门完全控制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没有例外，则中国社会是高度极权主义的……没有私人首创精神，公众生活的一切表现逃不了官方控制。从整个一系列国家垄断事业开始，包含大量消费的盐、铁、茶、酒、外贸。存在严密监护的教育垄断。实际上存在文字垄断(我要说出版垄断)：任何未经检查非官方书写的文字没有希望到公众手中。但是莫洛克国家(莫洛克是腓尼基火神，祭典用儿童作牺牲。莫洛克国家是残暴专制的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范围，跑得远得多。有服装的规定，公私建筑(房屋的尺寸)的规定；衣服的颜色，人们听的音乐，节日，都受管制。有出生和死亡的规则；天命的国家仔细监视其臣民的每一个步骤，从摇篮到坟墓。它是一个公文和骚扰的政权，无穷的公文和无穷的骚扰。
如果没有这种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曾对人类贡献这么多东西，丝绸、茶、瓷器、纸、印刷等等的中国人的智慧和发明才能无疑将使中国更加富庶，或许能把它带到近代工业的门槛。在中国，国家扼杀了技术进步。它不仅把反对它的利益或似乎反对它的利益的任何东西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中坚决地灌输国家利益。常规，传统，不动的气氛使任何革新、事先没有认可和命令的任何创意被怀疑，对自由探索精神不利。
总之，无人尝试。为什么尝试呢？
不论上述诸因素如何混合，结果是孤立的创意和昔斯非(昔斯非是希腊暴君，死后下地狱，被罚推石上山，推到山顶又滚下来。)不连续性的古怪图画——上，上，上，然后再下——几乎好像社会被一面丝绸天花板罩在下面。
中国人自以为住在宇宙中心，其他民族在它的周围，在它的光辉照耀之下，向它进贡。中国是天国，中国的皇帝是天子。疆域之大，人口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自以为是天下第一政治实体。官员们熟读孔孟之道，自以为是。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骄傲自大。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对下专制使中国不愿意改进和学习。改进会向正统观念挑战并使下级不服从上级，外来的知识和思想也是如此。愈骄傲则愈拒绝外来文化。这种自大心理其实很脆弱。有一个例子，法国人深以他们的语言为骄傲，因此害怕外来语，特别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语。明末清初耶稣会教士带来的部分科学技术，如钟表，大炮，天文历算，测量绘图，已比中国先进。特别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炫耀的武力，一向自以为是的中国，很难接受如此冷酷的事实。许多人设法贬低西方的成就，嗤之为雕虫小技。或翻阅古书，找出根据，中国早已有之，西方是从中国学去的。有这些成见，所以兰德斯说中国人不善于学习。他还说中国缺少发现和学习的制度，学校，学院，学术团体，挑战和竞争。没有进步观念。
我以为兰德斯分析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尚有疏漏。兹以先师傅筑夫先生的意见为本，做一些补充。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因为士可以投靠君主或贵族，享受俸禄或禄田。士也可下海经商，子贡范蠡是大商人。然而在传统中国经商，路途艰险。在静态的农业社会中商业是一个变革因素，为统治者忌讳。历代都奉行抑商政策。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迁戍”。逃犯，招女婿，商人这三类人社会地位最低，有优先出征的义务。汉高帝八年春三月，令：“贾人勿得衣锦绣绮縠絺
罽，操兵，乘骑马。”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兴，立都长安……“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统治者对富人心怀猜忌，需要就近监视。直到明代还是这样。太祖徙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成祖徙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富民无居住自由，被迫远迁，接近破产，资金很难积累。私营工商业在专制王朝及地方官吏的统治下，如俎上的肉，听任宰割。例如明初吴兴富商沈秀(即沈万三，至今民间说大有钱人，仍称沈万三)捐献修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还要犒赏军队。明太祖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马皇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马后说得对，沈秀并未犯法。但是她认为富可敌国是不祥的，却是一种偏见，不利于发展经济。无论如何，沈秀还是充军到云南了。庶民无罪，怀璧其罪。他成了一名罪犯，家产必然没收。生产性资本变成国库中死物。
企业家的身家性命没有保障，读书人投靠他们绝非上策。士的主要甚至惟一出路便是读书做官。孔孟之道是后备官吏的钦赐教材。做官用不着科学技术，教材中也就没有这些内容。全民族的科学技术素养无从提高。个别人对科学技术有兴趣，自学成材，不能说没有，然而影响甚微。
人们给秦始皇记下统一中国的大功，其实秦祚短促，才十二年，陈胜吴广即起义反秦。战争不断，且规模巨大，损失惨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西汉末人口五千九百余万，经王莽之乱，东汉初剩下二千一百余万。桓帝时恢复到五千零六万，经黄巾、董卓、三国等变乱，到曹丕受禅时剩下约一千万人。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毁灭时期”。清顺治十六年统计人口为一千九百零一万。中国人口这么少，似乎难以置信。康熙十年，四川奏地广人稀，请开招民之例；凡举贡生监招民及数者，赏给职衔。战乱之后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都变为地广人稀。战争破坏使资金不能积累，技术容易失传。
历代实行土贡制度，地方向朝廷进贡土特产。这部分生产和消费不经过市场。政府设立官手工业工场，其产品供给宫廷和官署，也不通过市场。由于政府和宫廷是最大的经济实体，国有自然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很大比重，妨碍市场扩大。
我认为，中国读者会从兰德斯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的书涉及许多国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经济学界以及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人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David S.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Nations，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 and London，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