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来自经济学的关怀

　　去年十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樊纲先生的一篇文章，其大意是说轿车属于文明的一类，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实乃人类选择的结果，因而是自然的、合理的，“你不能制止人们追求一种文明”。这篇题为“‘文明批判’的批判”的长文，被收录进了樊纲先生新近出版的、摘下了严肃并略带刻板之经济学家面具的《经济文论》(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中。记得此文刊出后不久，我便见到了对“汽车文明”持批判态度的、同时也是樊文辩论对象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后来，“樊一郑汽车文明论战”变得声势浩大，为此北京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专题。
　　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没想到经济学家与非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竟会如此之大。在读了《经济文论》中的“经济学家谈道德”一文后，我的这种感觉似乎更强烈了些。这是一篇回应作家梁晓声先生议论的文章，其基本脉络如下：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是“不讲道德的”；除了把道德视为人类选择的诸种约束之一以外，其他任何对道德的讨论，对职业经济学家来说都属于“不务正业”之列。如果经济学家不谈论道德问题，那么该由谁来谈论呢？回答是伦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以及“牧师”等。这样一来，梁晓声先生倡导责任感、崇尚道义感，而樊纲先生恪守其“冷漠的客观性”，便导因于经济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分工了。也恰恰因为有了分工，社会才有了进步。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樊纲这本《经济文论》的“经济理性与经济逻辑”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经济学被首先定义为一门实证科学，而不是道德说教；它研究的对象，是不取决于人们主观判断的现实经济行为之客观必然性。
　　话讲到这里，同样作为以经济学为职业的一员，我倒突然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经济学家不仅与非经济学家在看待世界时有着重大分歧，经济学家之间的异见亦俯拾皆是。十年前我曾读过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撰写的一部书，名字叫做《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书中专门谈到了所谓“佛教经济学”，同时也是集中体现作者思想的经济学。一言以蔽之，它认为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它关心的是解脱而不是商品，它珍惜非再生资源并虔敬地对待有知觉的生物。应该讲舒马赫先生的见解和郑也夫先生的主张，至少从精神上看是殊途同归的。而说到道德问题，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就叫《道德情操论》(它的副标题似乎更能说明些问题：“关于人们首先对邻居、然后对自己的行为和性格进行自然判断的原理的分析论文”)。依照我粗浅的理解，拥有“道德哲学教授”头衔的斯密的命题可简述为：人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过程便是道德的建立过程。真不知梁晓声先生在看到了上述文字之后会作何感想。
　　其实，当经济学家扮演辩论者角色的时候，他(她)就很难做到“道德中立”或“价值中立”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推崇“价值中立”本身就已经违背了“价值中立原则”。我十分欣赏斯蒂格勒讲的一句话：经济学家就是说教者。遵此逻辑，重要的就不再是经济学是否讨论道德问题或是否给出价值判断了，而在于经济学家给这个世界以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依我之陋见，经济学家所尊崇、所倡导的价值标准，当首推效率原则，亦即通常所说的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或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去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类需要。凡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就“好”，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糟”。简言之便是：效率即道德。说到底，经济学家还是向世人提供了一种“关怀”的，尽管它远不是“终极关怀”。我隐约觉得，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浅薄，恰恰相反，是在于它常常深刻得太一针见血、直白得不带丝毫伪装，从而丧失了对人生的那种审美情趣。
　　(《经济文论集》，樊纲著，三联书店一九九五年版，1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