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皈依

　　《皈依》(The Barbarian Conversion)是一本新书，去年在美国出版。作者弗莱彻(Richard Fletcher)是英国约克大学的教授。书名如果直译，似乎应该是“感化野蛮人”或者“蛮夷归心”。这里为了简便，只取原文的最后一个字。这是一部简史，写的是基督教在西欧的传布，所断取的年代上至四世纪中——当时教会刚刚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地位；下迄一三八六年——那一年立陶宛国王率领群臣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罗马教廷的版图在欧洲达到了最大面积。
　　不错，这是一部专著。但它并不是只为少数专家而写的。作者在前言里感叹，说现在很多历史学家著书就只是为了给几个同行读；然而任何一种知识如果只在专家中间流传，都是很可悲的。他于是下决心，要用浅显明白的文字来讲解自己园地里的成果，力求一般读者都能懂。这就给了非专家之辈如我者一个品评此书的机会。
　　全书正文、地图和照片统共五百二十四页，读起来不像是艰深难懂的高头讲章，倒像是几十个串在一起的醇厚有味的故事。源自中东的基督教，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渡过了地中海。它先在罗马帝国站稳脚跟，然后渐渐地向四外扩展。它由各种各样的人携带着，跨越山脉、河流、海峡，也跨越种族和语言的界限。这些人中间有教士，有贵族，有平民，有远嫁异乡的新娘，也有失去了家园的俘虏。他们的传教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诚恳的规劝，苦口婆心；有的是有意无意的影响，潜移默化；有的是威逼利诱，像玩权术；也有的是讨价还价，像做买卖。所有这些人物、事迹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背景、缘由和后果，在《皈依》里被分成十五章，由作者娓娓道来。
　　书中每一章都冠有引人入胜的标题。第一章的标题是“基督教是谁的教？”马太讲述基督的生平，末尾说到基督在和各位弟子最后道别时，指示他们奔走四方，感化万民。传教的人士常常援引福音书里的这段话，以示其“有教无类”，绝不看人行事。但是在历史上，教里教外的人彼此观照，所看到的不仅是信与不信的差别，往往还有地域、群类、语言、文化的隔阂。基督教自犹太教脱胎而来，最早的信众大多是犹太人。远在教会创建之初，是否吸收非犹太人，是否维持旧时犹太教的礼仪和法规，怎样维持，就是经常引起争议的事情。早期的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一般民众视教徒为异类，教与非教泾渭分明。到了四世纪，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先是认可，进而又施以资助、免税等等的优惠，甚至用行政手段帮助它清除教内的异端，取缔教外的对立面。及至四世纪末，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境内惟一合法的宗教，蔚为大观，连不信教的也纷纷自称是教徒。饱经迫害，甫获翻身的教会格外重视跟国家政权修好。尤西必乌斯主教(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是负一时盛名的学者，本人就曾经因为坚持信仰而坐牢。他给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做传，称颂他是上帝的朋友，他为政所凭的范本是上帝的天国。君士坦丁之后的罗马皇帝，绝大多数都把和教会联手当做基本的国策。以四世纪为开端，基督教成了罗马人的教。Christianitas(基督徒)和Romanitas(罗马人)虽然不是同义词，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意味着同样的语言、地域和文化。罗马人把帝国以外的民族称为barbari。这是从希腊文借来的词，本来是指外国人，无所谓褒贬。但是到了四世纪，这个词已经染上了“粗野强悍，残酷不仁”的意思，成了有类于古汉语中“蛮夷”的称谓。罗马人可以和蛮夷打仗，或者雇他们打仗，和平时期也可以和他们有边境贸易，但是决不能和他们平起平坐，非我族类嘛！教会既然跟帝国认同，也就不把蛮夷当做发展的对象。
　　不仅如此，《皈依》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即便在罗马帝国内部，传教也并不总是已信者和未信者之间的平等交流。早期的罗马信众大多住在城市。教会要谋发展，必须面对农村。但是在城里人看来，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是和域外的蛮族同样地不开化。现代英语里有一些表示礼貌、文明的词是从拉丁文传入的，比如urbane和civilized。它们的词根都跟城市有关，可以鉴证古代人心目中的城乡差别。《皈依》的第二章专讲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农村的传布，标题是“乡村的挑战”。挑战来自农民固有的宗教和他们祖祖辈辈顶礼的偶像。照教会的标准，这些都是邪魔外道，必须铲除。作者提到好几位教会史上的著名人物，比如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Thaumaturgus，213-270)和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他们都曾经放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到边远地区去传教。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马丁(Saiut Martin，316-397)。马丁在法国很有名，是传说中护佑法国人的圣徒。《大英百科全书》收有“马丁”一条，说他是高卢地区隐修制度的创始人，曾经担任过图尔的主教。《皈依》中对马丁的描述，却要详细得多，也有独到之处：高卢在四世纪是罗马帝国的腹地，广袤荒陋的乡村。马丁不像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他出身卑微，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却饱经生活的磨炼。他待人处世自然跟读书人不一样。相传马丁出门骑驴(以主教之尊，他应该骑马)，平日里的打扮、行止也像一个乡下人。有一次皇帝邀马丁共同进餐，席间把自己的酒杯递给他，这可是莫大的面子。马丁喝了一口之后，照礼应该把杯子奉还皇帝并且谢恩，但是他不。他把酒杯传给陪他觐见皇帝的一位教士，让他也喝一口！
　　马丁传教也有他特殊的风格。他有一回来到一个村庄，看到那里有一座神龛，里边供奉着村民们早晚朝拜的偶像。马丁叫人放火把神龛点着了。这时候起了风，火趁风势，眼看就要烧到邻家的房屋。马丁见此情形，急速登上房顶，置身于烈火之前。此时熊熊的火焰竟然逆着风力翻转了方向，邻家的房子得救了。又有一回，在另一个村庄，马丁命令随从砍倒一棵被村民当做神灵的巨树。有的村民问马丁，既然他受上帝的差遣和保佑，敢不敢站在树将要倒下的地方？马丁毫不犹豫地照做了。在树干带着断裂的声响朝他倒来的关头，马丁伸手画了一个十字。于是树就倒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不用说，两处地方的村民都心服口服，皈依了基督教。
　　这些故事的来源是马丁的一位门徒为他做的传。这位门徒没有细心查证他所存录的事迹。他也不会去查证，因为他根本就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皈依》的作者说得好：封存在圣徒传记里的是当时信众的心态。对一千五百年前高卢农民来说，一种值得信受奉行的宗教一定得能呼风唤雨，驾御自然；他们心目中的圣者也不能像城里人那样酸文假醋，而应该更像他们，不拘礼节，少说多做。马丁能成为著名的传教人，跟农民的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罗马人所谓的蛮夷，主要指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从四世纪起，居住在达契亚的日耳曼部落——西哥特人(visigoths)不断犯边。他们每次侵袭，除了劫掠财物，还要裹挟大批人口做人质或者奴隶。这些流落他乡的俘虏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在困苦颠连中，宗教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而他们的坚定和虔诚也感染周围的哥特人。因而到四世纪中叶，达契亚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哥特信众。罗马教廷专门为他们指定了一位主教。他叫乌尔斐拉斯(Ulfilas，311-387)，是俘虏的后裔。
　　乌尔斐拉斯不能算是传教士，他没有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去招收信徒。他有哥特血统，自幼生活在哥特人中，熟悉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他最突出的事迹是参照希腊、拉丁文，创制了一套哥特语字母，然后把《圣经》译成了哥特文。但是，他也有跟后代的许多传教士十分相像的地方：他既是罗马方面指派的领牧哥特信众的主教，又是哥特头领委任的跟罗马帝国谈判的外交代表。对如此的双重身份，乌尔斐拉斯做何感想？在折冲斡旋中他心里究竟倾向谁呢？这些问题只能长作阙疑，因为有关乌尔斐拉斯的材料留存下来的太少了。但是《皈依》的作者并不仅仅慨叹古事荒邈难稽。他指出，乌尔斐拉斯的事迹在史籍上存录不多，很可能是由于他在教会的内部斗争中站错了队。
　　所谓上帝、基督和圣灵三位一体是千百年来的基督徒耳熟能详的教义。但是在四世纪以前，它只是教会中一派人的观点。《圣经》里并没有“三位一体”的现成说法。教会的学者对经文做了比较宽泛的解释，才得出这个结论。三、四世纪之交，利比亚教士阿利乌(Arius，250-336)提出反对意见。他研究《圣经》章句，认为只有上帝是神，其他一切，包括圣子、圣灵都是神创的，不得跟上帝相提并论。于是纷争四起，连君士坦丁及其以后的两位罗马皇帝都卷入了。皇帝的干预使神学理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而且前后三位皇帝所持立场不一样，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斗争结束已经是四世纪末，阿利乌的学说被定为异端，追随者都受到了处分。教会的史学家，或者出于党派的偏见，或者慑于皇帝的权威，对异端人物的行迹往往语焉不详。最早的哥特基督徒都是阿利乌派，乌尔斐拉斯自然不例外。今人对他所知不多，也就无足为怪了。
　　基督教在日耳曼人中广泛的传播是五世纪以后的事。罗马帝国的衰亡，使许多事情产生了原先意想不到的变化。教会万万没有想到，它会到蛮夷中去谋发展。不过，此时的蛮夷不再是隔着河觊觎罗马人财富的贼寇。他们早已越过边界，入主帝国的各个行省了。教皇和各地的主教心里都很明白，教会若想生存，就必须跟各个新兴日耳曼王国的统治者搞好关系，最好能使他们像君士坦丁一样皈依基督教。“新一代的君士坦丁”是《皈依》中的又一章。当时的国王选择信仰，有一点和农民很相像：不讲究深文大义。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国王尚武，注重战场上的得失。克洛维(Clovis，466-511)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克洛维是法兰克王国的创始人，他的王后是勃艮第国王的公主，在娘家就已经信奉天主教。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天主教是“Catholic”的汉译，已经流行多年。但Catholic的原意是“普遍”，“广泛”。当年教会中持三位一体学说的派别自称Catholic，意在表示他们是万众公认的正宗，而阿利乌及其追随者则是少数乱党。为克洛维立传的格列高利(Saint Gregory of Tours，539-595)即属这一派。照他的记述，勃艮第公主曾经规劝克洛维放弃邪道，改信基督，但多次未果。有一天，克洛维在战场上遭遇强敌，胜负难卜。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克洛维发了愿：如果基督能够让他取胜，他一定遵从基督的教诲。战斗的结果是克洛维赢了。还师之后，他就叫王后延请莱米吉乌斯主教(Saint Remigius of Reims，437-533)为他讲经，并且说服属下的贵族。不久，克洛维率领三千臣民，由莱米吉乌斯施洗礼，皈依了基督教。
　　这一切看起来都合情合理。然而《皈依》中偏偏又提出了一条格列高利不知道或者不愿谈及的材料：另一位邻近的主教在克洛维受洗之际写来了贺信，留存至今。信中所贺并非克洛维皈依基督教，而是他放弃阿利乌的异端，改宗主流派。换句话说，克洛维早就是基督徒，而最初做工作，说服他或他的先人皈依的，是阿利乌的追随者。后来居上的天主教派不愿让自己的对立面载录史籍，就把改宗说成是皈依。联想乌尔斐拉斯的悬案，可见教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仅能决定史料的存没，也会影响史料的真伪。
　　没有一个民族或王国的皈依是纯一不杂的精神现象。教内、教外的种种政治、文化因素的相互碰撞与磨合，是中古教会史的重要特点。而从丰俭不一的各类史料中窥测这些发生在千百年前的碰撞、磨合，揣度它们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影响，又是《皈依》的特色。牵扯的层面最多，最复杂的，大概要算保加利亚教案。那是九世纪的事。国王鲍里斯(Boris，？—907)是斯拉夫人。他最初的打算是皈依天主教，因为他需要一个靠山来抗衡他的强邻、东正教的大本营拜占庭帝国。不过他没有去找罗马教皇——他没有军事实力，而是请法兰克国王路易派人来保加利亚传教。但是当时的教皇尼古拉(Saint NieholasI，819-867)是出了名的不甘寂寞的人。他也派了一批人到保加利亚，“督导”日耳曼传教士的工作。鲍里斯皈依天主教之后不久，拜占庭就大兴问罪之师，小小的保加利亚自然不是对手。最后，经过罗马和拜占庭双方的主教们多次谈判，保加利亚被划入东正教的势力范围。地处中欧的小国，总是面临属东还是属西的问题。他们的烦恼，源远流长。
　　《皈依》对保加利亚教案有详尽的描述，这里只举一例细节：教皇曾经跟鲍里斯通信，讨论的问题多达一百零六个。其中大半涉及保加利亚的日常生活，比如：大斋期间能否行房事？妇女进教堂是不是要遮头？东正教的人说星期三、五不宜沐浴，有没有道理？由非基督徒宰杀的牛羊可以吃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末太监屠宰的牛羊呢？治谋反罪应不应该株连亲属？对宣传伊斯兰教的书籍应该如何处置？很明显，鲍里斯所关心的不是高深的教理，而是基督教将如何影响他和臣民的生活。教皇丝毫不嫌这些问题琐碎，解惑答疑，极其认真。
　　一方面用教义绳范信徒的日常行为，另一方面又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修改或增订教规，这就是中世纪教会神学实践的主要内容。《皈依》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废除火葬，界定不可通婚的血缘关系，洗礼仪式的沿革，教父、教母习俗的由来，等等。可以说每一件事里都包含了冲突和妥协，覆盖和保存。千万件这样的事情的总和就形成了中世纪日常生活里的基督教文化。
　　以《皈依》所断取的时代之长和它所涵盖的内容之广，我们自然不能期望书中叙述的一切都是作者一个人的创见。在书的末尾，作者按照每一章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开列了有关专著的名称，供有兴趣的读者查考。
　　关于作者弗莱彻，《皈依》的封皮上印有简介：他是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出身，以研究欧洲中古史著称。他此前曾经出版过《熙德索隐》(The Quest for El Cid)，是获奖的作品。由于对《皈依》的印象很好，我就把《熙德索隐》也找来读了。果然不错。这是一本二百来页的小书，专门追寻西班牙中古史诗《熙德》中的主人公的历史，讲述他如何由一个雄踞一方的军阀，经过历代作家和学者的粉饰装扮，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这本书的文字，和《皈依》一样，轻松潇洒，十分可读。对欧洲文学史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大大地受益。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北京
　　(Richard Fletcher，The Barbarian Conversion.562pp.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