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字街头象牙塔（下）

　　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同时出现了两位伟人。一位被人称做耆那，意思是胜利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称为耆那教，一直传下来，在现在印度还有不少信徒，近来据说也开始向境外邻国传播。另一位被人称做佛陀，意思是觉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也就被人称为佛教，如今已传遍全世界。两教所宣传的教义有共同之处，例如，都承认生死轮回世间是苦，要求修行达到超出生死的解脱也就是寂灭境界；都提倡出家剃发修行、放弃财产、靠乞讨生活、有组织戒律、戒杀生，不过也可以在家修行，遵守不那么严格的戒律等等。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双方差别很大。耆那教认为世间充满可见和不可见的生命，万万不可伤害，所以至今都以戒杀为最高的第一教条。他们用的“戒杀”这个梵文词在佛教里也是一个术语，中国古时翻译做“不害”，但佛教戒律里的戒杀生用的不是这个词。这个词的英文翻译通行世界，汉译是“非暴力”，意义广泛，由宗教、道德扩大到政治。两教的戒杀相同而又不同。耆那教有“可以是论”或“也许是论”或称“非一端论”，是独有的。佛教理论把无常、无我越讲越深、越广，也是特殊的。这仅是举例说明理论差别。耆那教对出家人严格要求一无所有，因此连身上披一块布也不行，只好裸体。炎热地方的人穿的本来就少，古时人对于袒露也不怎么避讳，裸形修道的也不只这一派，可是教内仍有分歧，于是分为两大派。一是天衣派，原文的意思是以空间为衣。现在还有，不过不常出来传道了。一是白衣派，用白布裹身。两派分裂后各自独立，连所传经典都分派了。佛教出家人身披袈裟，是染色的，名称原是指那种颜色，也分裂为许多派别，传到各地各族，也有变化。双方同有的最大变化恐怕是原来游方教化以乞讨为生，后来有了庙宇，坐受布施，逐步扩大，有学问的出家人就探讨理论、互相辩论、进行著作，分歧越多，文献也就越多了。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见什么就译什么，不怕重复，保存的比原文留下的更多。结果是高深教理从十字街头进入象牙之塔(塔本是佛教用语)，最后是大堆的很少人能全读而且读懂的原书及译文，由各派教师做各种解释传授了。
　　雪山以北向东便到中国古时的西域现在的新疆。公元前六到四世纪正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时代，黄河长江流域热闹非常。从孔子开始有了带门生周游列国讲学论政和著作的风气，出现了诸子并出即所谓百家争鸣的现象。不过跟前面所说的相比较就显出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地中海沿岸还是印度次大陆，那时的游行讲学者主要不是为政治、为参政做官，而是各有一套学说，在中国一般人看来不免是在象牙之塔里钻牛角尖。他们是以讲学授徒说话为业，著作为辅，所以对语言修辞思维方式都很重视。尤其是在印度，教祖及门徒都重口传而轻书写。咒语更是一连串的声音不可错乱。佛经开始总是“如是我闻”。《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这和中国的以政治为先、人事为主，不能行道就由本人或门徒或托名的人用文字著述流传不一样。文体也有差别。外国的对话像口语，论文像讲演记录。中国的除孔、孟的对话由门徒记下的是生动的口语而且往往有戏剧性以外，《庄子》里的多半是假借拟作的对话就有时显得造作、生硬。此外，署名老子、墨子、荀子、孙子兵法等的书几乎都是文章，不注重对话。《韩非子》一开头就是“臣闻”，更是上奏章、提建议、论政策了。依我看，就现存的文献说，那一时期的中外著名作品，若论文体的精美多变，那是中国的高，若论语言的生动活泼，那是外国的强。还有，中国诸子发言立论的对象，书中所记的听的人，门徒以外多半是君侯、掌权者。外国的书中口气除对门徒、学生外多是对一般人说话。亚里士多德做过亚历山大的幼年的启蒙老师，但他的书是为逍遥教学的学院学生讲的，不是为那位王爷的。柏拉图策划的理想国里，当“哲学王”的也不会是真正的君主，掌权者对于那样的国王不会有多大兴趣。佛陀的信徒中有国王，但他说法的对象不是“转轮王”。中国是帝国，有天子、诸侯。外国是一些城邦和分散的独立小国，也许是因此中国的游行教师会更多将面朝上提主张、建议，外国的游行教师更多面向普通人吧？
　　接下去中外历史上出现了重大的分别。
　　公元前四世纪以后，罗马兴起，前一世纪，前三雄中胜利的独裁者恺撒被刺，接着他的外甥又在后三雄中成为独裁者，建立罗马帝国，自称奥古斯都，是第一代皇帝。不久，犹太人耶稣诞生了。这就是公元第一年。耶稣成为新宗教的教主，被信徒尊为基督，就是救世主。犹太教徒不承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教日益壮大，终于得到帝国承认为国教。罗马教廷的教权随后超过了王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教权更大，一切教育文化都归教会掌管。后来许多王国中有的王权渐大，要和教权对立。十二世纪后期，巴黎的一些学术组织合力建成一所学校，就是巴黎大学的前身。一二○○年法国国王宣布巴黎大学正式成立。可是没过多久大学的领导权仍归教廷，由当时的教会管理。大学设置四科，文科是基础科，高级的是神学、医学、法学，实际上神学贯串各科，经院哲学居于统治地位。在哲学争论中不合教廷宗旨的学说和意见一概不准讲授。直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才有变化，大学学术开始脱离宗教管辖。
　　东罗马帝国虽然勉强维持到十五世纪才亡，但疆域越过越小。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先知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教后，势力迅速发展，向东传教到波斯(伊朗)全境，也传进中国，向南进入印度次大陆，向东南传到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向西包围东罗马，占领非洲的埃及和欧洲的西班牙。政教合一的称为哈里发的一代又一代教主同时掌握教育文化大权。不过内部分成了两大派。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土耳其发生革命，伊斯兰教各国才各有不同变化。他们在早期曾经吸收东罗马的希腊语文化传播到欧洲的拉丁语文化中，对文艺复兴起了作用。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以神的名义，而是以帝王名义直接掌管文化教育。外国尊的是神，中国尊的是圣。在诸子周游列国讲学见诸侯以前，据孟子说，殷、周已经有庠、序，也就是国立学校，但此说似乎尚未核实。春秋战国时是诸子游行无定所讲学。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天下，设博士官，收弟子，有了统一的正式官学。汉代继续设博士并成立太学，即全国惟一的最高学府。规定经过推荐和考试才能入学做官，以儒家的经书为惟一必修科。最高考试的主考官是皇帝本人。考生要面试，即殿试。考题是策问，考卷是对策。主题是国家大事、高深理论。“臣闻”、“臣谨对”正规化了。考试答卷要写成文章。前汉时最有名的对策是贾谊的“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所谓“天人三策”。读书为了应考，应考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必须读政府所规定的经，附加读史也就是收集讲经的资料。民间读书教书的都当然以此为准则。打柴也不忘读书的朱买臣终于自学成才做了大官，后来人把他的事迹编成戏一直演到现在。这个读书、考试、做官的内容虽然历代有改变，但程序历时两千年以上毫不动摇。清朝设有翰林院，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读书写作班子。考到最高层殿试被皇帝看中录取的有希望选上翰林，但仍要按时作文给皇帝批阅。有的人被看中能入皇帝的南书房“行走”，名为陪着读书，实是得到接近皇帝的特权。期满“散馆”考试后分配官职。有人被派出去当“学政”，成为“学台大人”，代表皇帝当主考官到地方上用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套经过长期演变而固定下来的程序是中国独有的，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之大无法估计。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特色，因此在他拟出的“五权宪法”中有考试权，在政府五院中有“考试院”。真正重要的还不是形式而是考什么。中国特点是考文章，而文章是直接间接对皇帝跪着说话。当然不能像贾谊那样“痛哭流涕”，只能歌颂、浮夸、说大话、讲空话、排列漂亮话。不仅考试要歌功颂德，连写信也必须在“大人阁下”之后紧接着“恭维”一通四字六字的对偶句套语，说好话歌颂并祝福对方。学会这一套很不容易。这是当秘书，古称记室或书记，是考不取的文人的出路之一。三国时陈琳，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干的职业就是这一行。若不懂这些考生、书记之类行业，恐怕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学的了解难深、难全、难透彻。这种文风不足为奇，印度古诗文也有浮夸风，不在中国以下，但是连内容立意都得遵照、揣摩当时阅卷者、朝廷、皇帝的意思，这就是由考试做官决定的中国独有的特色了。这种诗文做法很快成为习惯，扩大开来，就是以“上峰”的意思为自己的意思而自己没有意思。应考、应酬所做诗文都是像秘书替主人写信、办公文一样的代笔。若有人自己有什么要写，那就只得另取体裁或则换笔调用隐语了。这也许是汉语古典文学作品风格复杂多变、典故和歧义繁多，因而难懂处超过其他语言文学的原因之一吧？
　　从以上所说看来，外国的教权、中国的皇权，是千百年间文化教育的主宰(近代外国又加上财权，不必多谈)，有定所教育是主要形式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并不如此。权的力量无论如何广大深远，究竟是有限的，不能遍及一切、深入人心、永恒不变。所以同时照旧另有民间的种种不同的教育形式。可以说是一在上、一在下，一处显、一处隐，一是威严堂皇、一是潜力巨大。举例说，中国的最古文学结集《诗经》本来有四家传授，前汉时立于学官，应考必读，可是到了后汉，四家全亡了，反而是没有列入学官的姓毛的传授的《毛诗》独自流行到现在。再说，游行教学就从来没断，不过是口头语言占大部分，文字记录仅是留下的痕迹。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曾有过同佛教相似的托钵僧游行四方，募化、说法，所宣传的不大合乎正统规定甚至违反，可是往往被别人归入那一教的名下，而那些宗教的名称又多是教外人取的，不足为凭，所以这些人对于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一宗教的牌号是游离的。他们的水平高低不等。杰出的常是诗人、思想家，歌唱自己的创作，宣讲自己的思想。中国更有一特色，民间说唱一直未断，势力一大，官府就会采收入官，当然加以删改编订。最早是《诗经》，收罗风谣，然后是汉代乐府。官府力量来不及办这件事了，于是上层文人加以利用。《楚辞》大概就是这样编订出来的。词、曲、小说都照此轨迹演变。这一过程有利有害，不必多谈。这是广泛的民间教育行动的一种则毫无疑问。老百姓的关于三国、隋、唐等时期的历史知识是从这里来的。他们知道的曹操、诸葛亮、程咬金和历史书上不一致。曹操的白脸很难改成红脸，足见其潜力之大。差不多各国、各民族、各时期都有过这样的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的双重教育形式。仅看一面很难说明民族文化的显、隐两面，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毛病。
　　谈来谈去，话说回来，那位古希腊的逍遥教学的老人亚里士多德已经两千四百岁了。现在还能那样在花园里散步讲学吗？抬头一看，面前是广场，广场里是一座高楼，什么十字街头，什么象牙之塔，全不见了。在愕然中，我听到了一阵笑声。不知怎么，我忽然相信，发笑的是讲《逍遥游》的庄子。他也有两千四百岁了。不过他爱说“悲夫”，怎么会笑呢？难道逍遥之中不分悲和喜吗？那又何必计较教学形式呢？
　　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