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模糊的背影

　　朱自清先生离我们而去已半个世纪了，但他的背影至今叫我们感到迷离又恍惚。
　　他因为“宁肯饿死，不食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而成为“斗士”，并得以在他逝世以后的历次政治思想文化的斗争中受到较高和较稳定的评价。但人们在吟诵他的传世名文《背影》、《荷塘月色》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斗士”文章，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宁肯饿死……事件”只是他去世前两天的事，相反，用这“最后的辉煌”作为他一生的人品、文章的“盖棺”之论是我至今读到的大陆朱自清研究文章的共同的先验主题和基本的出发点。而由此出发的有意地遮蔽和彰显使朱自清和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文化名人一样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充满悖论的背影，永远不能真正看清他们、理解他们。
　　朱自清最初以诗歌进入文坛，并以抒情长诗《毁灭》引起文坛巨大的轰动(一九二三年)，被认为是“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水平的力作”(俞平伯)，“远远超过《尝试集》里的任何最好的一首”(郑振铎)。遗憾的是这首诗因为流露了消极的“刹那主义”思想而被“爱护”他的人遮蔽掉了。其实，这首长诗对理解朱自清的文格、人格，他的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这首诗里主张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中和主义”和“刹那主义”。他在自嘲了年轻时的虚浮和狂妄之后说：“但现在的平常而渺小的我，之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便有十分的欣悦。那些远远远远的，是再不，也不想理会的了。”对于“刹那”之前之后的种种是不必“多费心思去筹虑”的，要的只是“段落的满足”。俞平伯对这种哲学的来源分析道：“(一)家庭的穷困和冲突，(二)社会的压迫。”“以他家庭状况的穷迫龃龉，自己成就的渺茫，所以要一步步地走，不去理会那些远远远远的；以人生担荷底过重，迷雾的纠纷，所以要摆脱纠缠，完成平常的自我。”我认为作为朱自清的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的挚友的这番话具有权威性。朱自清最成功的散文，如《背影》、《荷塘月色》、《绿》，都是这一时期里这种哲学指导下的产物，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了他的“社会的压迫”的方面，而完全忽视了“家庭的穷困和冲突”。例如在分析《荷塘月色》时，只盯住“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代背景对作者情绪的影响，而殊不知，朱自清此时的家庭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正如朱金顺先生分析的那样，他的父子、(继)母子、婆媳等之间的矛盾和作者为了应付这些矛盾在事业和感情上做出的巨大损失才是他“心里颇不宁静”的主要原因。他自己在一九二八年年初的文章《那里走》里也说：“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又说：“我的体力也太不成。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朱自清的穷困是很出名的，随着儿女的加增(九个儿女)和身体的日益衰颓，这穷困不断加剧并一直伴随他直至贫病而死。这是一个理解朱自清人品、文品的重要参考值，一个更人性、人道的因而也是更美的却完全被人忽视了的楔入口。
　　一九二五年朱自清到清华教书开始了他的后期散文创作和国学研究。“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往‘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那里走》)这正是一个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可爱之处：倔强而天真。作为“斗士”，他对政治的敏感远不及他对自然风光、人情掌故来得细致传神，他可以把梅雨潭的“绿”写出七八个以上的感受，却常常辨不明政局的好坏、政党的是非，甚至不知道该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什么样的文件上。他对散文艺术的造诣在一九三一年访问欧洲回来写的《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里已经达到了极致，尤其是对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但他的政治立场到一九四三年还没有站稳。王瑶认为：“朱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清楚地记着：“陈君来访，谈及国事，彼思想甚左，余坦白告以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的日记则记载了闻一多与他商量加入国民党没有同意的事，但接着就在几份时局宣言上签了不该签的字。只有爱国主义才是朱自清始终不渝的政治立场(如果它也可以算做“政治”的话)。我们很长一个时期来实际上是把“爱国”也当成一种政治立场并从这里出发找出了朱自清先进的世界观和高尚的民族气节的生长点，其实不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与具体的政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他晚年“宁肯饿死，不食美国的救济粮”的壮举，更是一种典型的古代“士”的意气。鲁迅先生拿了王金发的钱照样写文章骂王金发的机智，可以用来参照朱自清“宁肯饿死”的气节。
　　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历史选择了朱自清，而不是朱自清主动选择了历史；同理，是历史选择了“朱自清研究”，而不是“朱自清研究”选择了历史。这一现象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普遍性，本世纪许多自命清高的文化人是被历史裹挟、劫持了进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中的，这是世纪末的中国人检省这个沉重的百年时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