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构科索沃

　　狂轰滥炸给塞尔维亚带来的灾难是无法“解构”的。在前南斯拉夫联盟疆域内发生了历时十年的危机，对其背后深刻的历史成因更应该进行严肃冷静的政治—经济分析。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借用后结构主义某些方法解读“科索沃话语”，尽管我们必须明白，话语分析的作用是有限的。
　　“科索沃话语”首先指的是克林顿当局的公开言论。克林顿当局把武力干预十分模糊地界定为重创南斯拉夫的军事力量以阻止“种族清洗”。战争的政治目标则更为矛盾，既想把阿族和塞族阻隔开又怕改变巴尔干地区的现有国界；承认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领土主权，却又用武力剥夺南联盟行使主权的权利。对塞尔维亚大批民用设施的狂轰滥炸更是难圆“人道主义”之说。科索沃话语最终呈典型的“诠释学怪圈”：武力的使用成了最高意义所在。批评者若质疑武力干预的“人道主义”动机，指出为何无视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更为严重的“种族清洗”时，辩护者最终只能耸人听闻地说：我们不能听任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在欧洲大陆(北约鼻子底下！)重演希特勒对犹太人犯下的罪恶；批评者若质疑战争的合法性，指出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也违背了自我防卫的宗旨，辩护者最终只能说：我们多次以武力相威胁，但也一直没有认真兑现，这次再不动真的，以后世界上还有谁买账？无论在道德还是法理层面，军事介入的最终立足点竟然是：“我们不得不干点儿什么。”
　　也就在克林顿当局为维护北约的权威信用高呼“我们不得不干点儿什么”的时候，大众媒体立即撕下了“客观公正”的面饰，在家家户户的客厅里上演起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的煽情剧。奥尔布莱特及其属下的国务院就是主播人，其中在台上扮主角唱双簧的便是一对儿官民搭档的夫妇，即国务院发言人和有线电视新闻网派驻南斯拉夫的首席记者。甚至不久前还在中央情报局黑名单上的“科索沃解放军”，也从“恐怖主义组织”摇身一变为“抵抗义士”。普通百姓虽搞不清“国家利益”到底在哪儿，但在“种族清洗”画面的狂轰滥炸下，也觉得“我们不得不干点儿什么”。众多当年跟克林顿一样反对越战的自由派人士，正因为觉得科索沃没有明摆着的“国家利益”，既不是冷战时的争霸，也不是为了海湾的石油，所以是“正义”的战争，所以更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得不干点儿什么”。
　　与人类有史以来的战争相比，科索沃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军事行为已不是实现预设战略目标的手段，不再指涉某种明确规范的政治经济目的；它指涉的就是自身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能指”就同时也是“所指”，手段就是目的。我们常把希特勒这样的人称为战争狂人，他的疯狂表现为野心太大，高估了自身的能量，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但希特勒的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在他指挥下的军事行为，作为“能指”是“及物动词”，他的失败具有“主题先行”特征。反观科索沃，战争行为作为“能指”在话语层面已成了“非及物动词”，武力的实现过程与“主题”叙事(美国及北约的主体自证)同步。换言之，武力的使用就是使用武力的目的：老子看你小子不顺眼就揍你。
　　问题是战争本身却是及物的，而且是破坏性最大的及物行为。因此，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狂轰滥炸便具有后现代精神分裂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意味着能指的自叙性使实际的所指发生意义混乱，即指涉本身的精神错乱；它更标明了科索沃话语的非及物性同科索沃战争的及物性之间的分裂，也就是意义指涉与存在实体的分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意义混乱同时又以“上帝”的话语发言，所以凡是参与这一叙事的人，非但认识不到自身的疯狂，反而以为自己代表着人道主义的“理性”，更准确地说是被意识形态化的人的“神性”。同理，置身于这一疯狂意义圈之外的人，怎么也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它；伴随愤怒与悲痛而来的不是通常的思考和行动欲望，而是不可名状的荒谬感与无奈。
　　以往的宗教战争，如果说是一部分人假借神的名义而消灭异己，为己谋私，只是这些人或族群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疯了；以往的世俗战争，如果说是一部分人或民族为了争夺赤裸裸的(物质的、经济的、资源的)利益而战，也只能说是这些人或民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疯了；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既不信神却以普世主义的人道神话代替了神的位置，用神的自叙性话语来推行强暴时，“上帝”和这些人都疯了。
　　解构科索沃话语的另一目的，是想分析这一话语和各种阴谋论的关系。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还是将阴谋论与阴谋本身加以区别。从一般的逻辑讲，阴谋之所以为“阴”谋，就在于被证实或排除之前它的存在是一个推理性的假设。假设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推理的条件是否充足以及推理过程是否严谨。换用解构的语言讲，阴谋论的推理条件就是“文本”(公开言论和行为)和这一文本生产流通的历史语境(背景)，其推理过程则是将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所进行的解读过程。但是阴谋论的解读却又是个十分特殊的诠释过程，同时具有“寓言式解读”与“颠覆式解读”的特征。
　　经典的寓言式解读以神学叙事为代表，试图从现象到本质，从字里行间发现文本之外的终极意义。颠覆式解读简单地讲就是解构，它同样是从字里行间出发，但目的是求证文本终极意义的虚拟性，强调意义是话语“虚构”的，不存在超越文本之外的所谓意义。放在西方思想史中去考察，寓言式解读与颠覆式解读从方法论讲是对立的。这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对科索沃的阴谋论解读同时具有寓言式解读与颠覆式解读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意义是什么？
　　对科索沃的阴谋论解读，首先是“人权高于主权”这一西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性寓言的投影，阴谋论是对该寓言叙事的结构性复写；同时，投影的呈象是明暗倒置的结果，“人道主义”显像折射出的却是美国在冷战后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正是对寓言叙事结构的复写和对寓言主题的颠覆，阴谋论才同时具有以上两种特征。
　　而这一“解构式寓言”的意义，并不在到底有没有阴谋存在，而在于它的“想像合理性”。这里不妨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长期以来，美国黑人民众中就一直存在着大量针对白人主流社会的阴谋论，其中有的已为历史证实(如南方一些州直到五十年代末还把黑人当动物一样搞的所谓“临床实验”)；有的也有某些证据(如中央情报局针对黑人社区的毒品走私活动)；更多的是极端的不平等制度使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阴谋(如将核废料等各种有害物的处理场所不成比例地建在黑人聚居区附近)；还有的则近乎荒诞(如认定白人男性为了维护其“种族纯洁”并出于性自卑，一直想把黑人男子的阳具都割掉)。面对这一文化现象，有道义感的学者不是将其简单地斥为非理性活动，而是分析这一现象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语境，从而揭示其背后的制度原因。即使是明显的杜撰也有想像的合理成分，折射的是长期被奴役的弱者对强权的本能恐惧和过度反应。阴谋论这时便具有将复杂的历史矛盾进行象征性求解的功能，将权力制度因素简化为人想像中的阴谋者的心理动机。因此，对种种阴谋论的解读，重点不应是阴谋者的心理动机，而是将合理想像文本中的权力话语还原。用后结构主义文评的话讲，作者(阴谋者)的原初动机已不再决定文本的意义，意义仅存在于文本、读者、语境三个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最终是读者进行合理诠释的结果。
　　中国舆论界和民间对科索沃做出的种种阴谋论诠释，就是基于这种解构式寓言解读。首先，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的独霸地位，在“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遮掩下的战略扩张与利益追求，特别是美国部分政客和谋士在中美关系中设立的“围堵加人权”这一战略兼意识形态的主题叙事，为阴谋论提供了大的历史语境。在这一主题叙事的结构作用下，大量中美关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事件，从申办奥运会受阻到一系列贸易龃龉，从“银河号事件”到台湾、西藏、区域导弹防卫体系等等，无不成为这一叙事中的“故事”。这些事件当然只是“阳谋”，为阴谋论诠释设置了有意义的情节或合理想像的依据。北约对南轰炸，以人权压主权而推行霸权的实质，恰好与中美关系的主题叙事重叠，从而使人不能不怀疑其背后更大的战略企图：科索沃仅仅是序幕，是否是针对中国(特别是台湾和西藏问题)的战略预演？这时，中国驻南使馆被炸，这场突发事件将本来的怀疑变成了肯定。高度军事机密的不可知性，在原有的阴谋论导向下，就好像把美国使用的隐形轰炸机变成了事件本身的隐喻，直指一个欲隐却现的阴谋论“黑洞”，将一切诠释可能性都吸入那巨大而阴暗的“磁场”(话语场)。而北约和美国做出的种种矛盾百出的解释，看起来则像一场欲盖弥彰的拙劣表演。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到底是蓄意的还是误炸，也许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去解答(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关键在于阴谋论的合理想像使现今世界的权力关系得到了清晰的还原，特别是其颠覆式解读所蕴含的警觉，是在这个荆棘丛生的世界上求生存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肯定阴谋论的合理想像，甚至其中某些非理性因素所包含的警惕性，实际上是个立场问题。也惟其如此，阴谋论不能代替冷静的思考运筹。警觉过度就成了自虐式的神经质，不必要地夸大对手的能力和智慧，最终可能导致自我崩溃。
　　在使馆被炸前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美国和北约的实际目标是除掉巴尔干地区最后一个不听话的政权，在东南欧完成对俄罗斯的封堵，从而为争夺资源丰富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建立战略优势。这条线路当然不足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威胁，充其量只会增强新疆地区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它仅仅是阴谋战略的西翼，还有一条直接针对中国的东翼，这就是以美日为轴心、囊括台湾地区和菲律宾而直达南海的西太平洋战略通道。这时使馆被炸则使阴谋暴露无遗：你看，人家战略包围还没完成就开始正面的火力侦察了，搞好了能把中国搞乱，起码先探明你的战略底线。以这一假设为前提，极端的一种看法就认为，在如此强大的围堵面前，中国似乎只有一条路，就是改变甚至放弃过去二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与俄罗斯结盟，背靠大陆准备“面水”一战。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中美关系的主题叙事之外，这类阴谋论在话语上还复写了其他一些历史与当代的“亚文本”。例如对中亚的假想就有十九世纪英俄战略大博弈的痕迹，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推测中更能看到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影子，还有个别阴谋论者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拉了进来。但也就在这些以种种大叙事为蓝本的推演中，一些基本矛盾甚至常识性的问题被忽视了。
　　首先，北约对俄战略优势是冷战结束后的既成事实，是对南动武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条件，而非目的。即使美欧要置俄罗斯于死地也不必选择如此下策，金融断奶就足够了。事实上是，过去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西方不是怕俄罗斯还不够弱，而是担心它太弱了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内爆和核武外泄。至于“文明冲突”说就更站不住脚，从波黑到科索沃，“保护”的可都是穆斯林族。所以虽有萨义德(E.Said)等少数有识之士站出来抗议，但穆斯林世界却没有出现像海湾战争时的那种示威活动，美国还有少数黑人穆斯林在轰炸初期上街支持政府。(还有一种说法更牵强，硬说美国动武是为了证明北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杜绝欧盟的自主离心倾向，这实在太低估了欧洲人的智商。)
　　关于中亚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争夺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从争夺巴尔干开始这一说法实在勉强，焦点实际上是在环里海地区，而且目前的争夺具有内部性质，主要是南线(伊朗)同西线(土耳其)之争。更重要的是，科索沃战事的一个全球经济背景是石油等初级产品供大于求，而且需求不足造成的通货紧缩不但已经危及欧盟国家，对美国的能源等基础工业和农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即使我们把“资本家的代理人”想像得比资本家们要有远见得多，他们各自的利益追求也不致南辕北辙。在此背景下，美国若为多年后才可能需要的石油动用庞大的武力，其政治经济甚至道义成本都太高。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值得思考。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结构中，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会继续通过现存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以满足自身的高消费需求，但是直接通过武力对海外领土进行争夺占有以保证资源供给的方式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尤其对美国来讲，它要想把里海地区纳入其西亚能源供给线和势力范围，政治上的障碍首先是伊朗而不是远在欧洲的南斯拉夫，控制的方式是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而非军事干预。进一步讲，在现存的国际分工框架内，对初级产品的直接控制，甚至实物经济本身，已不再是美国主宰世界的关键所在。美国要保持的是它赖以控制实物经济的非实物经济方面的优势，即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象征的全球金融贸易体系，以知识产权为核心内容的高科技，和以好莱坞及大众传媒为主导的“美国价值观”或文化霸权。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非实物经济形态基本上以“文本符号”为价值载体(而且已经进入无纸阶段)，一般称为“知识型经济”，借用话语分析的语言，也不妨叫做“象征型经济”。当晚期资本主义正在步入“象征型经济”的今天，继续套用早期帝国主义进行初级资源争夺的话语，恐怕很难解释清楚。
　　阴谋论将科索沃与围堵中国联系起来的战略推测，有两个主要衔接点，一是前述“人权高于主权”的意识形态重叠，另一个是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但是意识形态重叠并不必然导致美国战略选择的一致，事实上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总是有选择地使用意识形态招牌，把它作为一个策略为整体国家利益服务，这就是从冷战延续至今的所谓人权的“双重标准”问题。同时，使馆被炸如果确是一个阴谋，我想多数阴谋论者也会同意最大的可能还是美国军情系统中的某些鹰派人物背着克林顿政府干的。如果有一天这点能得到证实的话，我们甚至会毫不惊讶地发现，这些人是想把他们痛恨的克林顿一起捎上的。从部分政客的反华喧嚣和一些策士的沙盘推演到美国的国家意志和对华政策，其间还有几个关键环节需要证实。
　　将科索沃与围堵中国联系起来时，还有几个矛盾现象值得注意。例如，美国内部最强硬的反战派这次并不是早已在政治上分崩离析退守学界的左翼(作为个人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抗议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舆论空间)，而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极右翼保守势力。除了对克林顿本人的厌恶外，布坎南等人反战的核心是美国孤立主义，他们认为美国在巴尔干没有什么利益，同时这些人也用人权的“双重标准”论攻击“人道主义干预”说。但右翼保守势力是美国反华势力中的铁杆派，正是在这些人那里(比较一些自由派人士的相对真诚而言)“民主”、“人权”等招牌成了纯粹的遮羞布，用以掩饰他们从霸权考量出发的对中国的仇恨与恐惧。但是，在他们那里却看不出科索沃与围堵中国的联系。
　　更重要的还是使馆被炸以来的局势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既非作为当事人的克林顿当局，也不是布坎南之流，而是前总统布什的长子、现任德州州长的小布什。这位在众多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中的领先者，冒着党内初选时被右翼攻击的风险，也不屑用当初克林顿对老布什的计谋，在正式选战尚未揭幕前就亮出了底牌，公开宣示将继承两党二十年来的对华政策。小布什之所以在中美关系跃入低谷时做出如此超常之举，既是出于对乃父的忠诚和本人的政治远见，更是为了赢得代表大财团利益的主流体制派的支持。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以大资本利益为首的所谓国家利益，最终目标是将中国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有序运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不可预见的非稳定因素，尤其在资本与信息跨国流通如此之快的“象征经济”时代。把科索沃与围堵中国的阴谋联系起来，忽略了美国这一利益底线，也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地位。
　　把种种阴谋论作为文本分析，人们可以发现它们之间人物出场顺序和情节的前后安排上可能有种种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假定了一个像曹操一样阴险同时又具有诸葛亮般智慧的大谋略家，而且神力无限，不再挟天子以令诸侯，干脆就是以天命一统天下了。阴谋论者和某些被学生抗议活动吓破了胆的恐(亲)美人士，立场虽然对立，判断却奇怪地相似，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把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了，好像两国关系只有一条直线可走，要末逆向断裂，要么顺向接轨。这样一种线性思路的危险在于：要么被自己夸大了的困难压懵而自乱阵脚；要么就想当然地按对方的条件“随君入瓮”。
　　对阴谋论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必须回到美国的科索沃话语，最终是为了打破寓言式思维的禁锢。我们可以把阴谋论的“合理想像”视作对科索沃话语的“有意义的误读”。“合理”和“有意义”的问题已经讨论过，而“想像”与“误读”则是科索沃话语多种阐释可能性的结果。正是科索沃话语本身的精神分裂性意义模糊错乱，为各种阴谋论提供了充足的想像空间。从结构上讲，寓言是本质论的自我叙事，因而是整体性的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为无序的现象世界披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但阴谋论却被这层外表所迷惑，将科索沃规定为一个前设的(preconceived)意义。将来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许会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美国是在一个基本不受约束的国际环境下，以无法挑战的实力，像疯子一样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仗。如果将科索沃的意义比喻为一个洋葱，我们一层层剥下去，最后会发现它的核心竟是空的。也就是说，科索沃的意义本来是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阴谋论却在寓言规范下为一个疯狂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意义先设的文本。把一句老话修改一下讲，科索沃本来是历史造疯子，到阴谋论那里就成了“英雄”(的阴谋)创造历史了。
　　究其思想史原因，我感到黑格尔以降各种有机规律论目的论的痕迹太深，使人难以接受历史首先是一个混乱而意义滞后的过程，历史事件是在特定且具体的条件下多种偶然因素磨擦碰撞的合力结果。这样讲不是为了否定人的作用，而是强调人在上述条件下和过程中的意义，把人的作用最终定位于动态关系间。这有点像把一盘中国象棋当做一个文本来解读一样，可以有两种读法。从目的论出发，老将的生死存亡最重要，其地位和意义相当于寓言文本的“超验所指”，其余的一切都被此本质意义与终极目的所规范。若从动态关系出发，则每一个棋子都是一个“能指”，老将亦不例外，而且是自卫能力即指涉功能最差的。每一棋子的意义由其指涉功能和在棋盘上的具体位置决定，被棋子与棋子间的整体关系所规范。每一着一步就像文本中的情节变化一样，改变着整个棋局的意义，妙手败着概莫如此。正是这种动态关系的演变过程不断生产修订着文本意义。
　　有人会问，怎么解释棋手的作用？
　　回答这一质疑要从正反两方面讲。第一，历史没有开端(除非我们又重归神话寓言)，生活在具体历史时间中的人就更没有对弈前那种势均力敌的布局，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进入棋局中的“棋子”。同时，历史也没有一个事先明确界定的公平规则，而只有权力关系所规范的(不平等)制度，这就是所谓“势比人强”。以上进行的解构式的类比仅是否定性的，是想瓦解寓言式的思路。解构本身的局限也就在此，其焦点是通过描述已经实现的过程而发现谬误，是“挑剔”的而非“建设”性的方法。但指出谬误并非解构的最终目的，只有首先澄清谬误才能启发人去寻找相对正确的建设性思考方式，而建设又是解构本身无力也不愿从事的。这时，你说它不负责也罢，说它无能也罢，反正解构的工作到此就结束了。
　　第二，解构虽然因其自设的局限难以“展望未来”，但它也提出了一个关于过去与未来的辩证法，这就是：always already，never ever！这一难以准确把握翻译的对子。前半部指文本意义永远是话语过程在具体语境中生产出来的，这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后半句则表明意义生产永无止境的延续性，是个不断改写、修订、转译以至重组的过程，从而为人的参与提供了可能性。
　　上文中我们曾借用“势比人强”来解释人与意义的历史主义属性，但只讲这一半就成了历史宿命论了，因为“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棋弈和历史中均是如此。法国学者居里安(F.jullien)对“势”在中国古代思想与实践中的意义著有专著，我在此只能就本文论题做点儿简单的再诠释。凡标明某一时期历史走向的可能性，即是所谓“趋势”。主导“趋势”的力量就是“强势”。处于“弱势”的力量一时难以抗拒，但却不可将一时的“大势所趋”视若永恒不变从而“趋炎附势”，而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最终改变目前这种“仗势欺人”的世界格局。
　　一九九九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