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

　　读罢《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五年七月号感觉不仅耳目一新，而且无论在推动理论进展，还是在探讨创造性实践的可能性上，都很有意义。第一，就中国已有的发展对今后的启示指出一些关键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一些既有想像力又有操作基础的建议。其次，通过分析中国的经验指出利用、但又突破当今似乎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际可能。再次，在经济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范式危机中开辟前所忽略的思路，从而为新的理论形成做出准备。最后，作为中国伟大变革在学界的又一反响，是对封闭的历史观一次少有的，非空谈式的挑战。
　　先看“突破”与“创新”的主题。两位编者何高潮与罗金义在引言中指出“知识的本质是开放的”：由于中国的改革很难用常规理论解释，因而要求“革命性的重新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旧有的语言叙述和论争结构容易对开放的视野和解放性思维造成局限，从而对公众意识和舆论产生误导，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两面作用有更多的警惕。参与了这期学报筹划的另一位编者甘阳把这项工作概括为“消解西方神话，重述中国故事”，当然，西方神话同时也是本土神话。一些理论、观点、方法深受西方主流派思潮影响。但又植根于中国的种种传统之中，形成狭隘的思维定式或陷阱。例如反对凡是派以来政治斗争的背景加上“左”与“右”这类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确定意义(至少在中国)的标签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正常的、建设性讨论的障碍。又如一系列的概念混淆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社会主义”即同于中央集权体制；“民主”非西式多党政治而不可得；“市场”必须是全方位的“自由”市场；自由的或完全的市场等于“产权明确”；产权明确意味着私有化，等等。崔之元的三论“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写的，遗憾的是未能得到国内同行广泛的同情。这自然与词语、语境，包括思想本身的惰性和惯性有关，但更是由于统治着语言使用和创造工具的政治力量的顽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力量目前与其说是来自官方的宣传机器，不如说是来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许多人厌恶“新权威主义”的东亚模式，“向西方寻找真理”，却看不到相比于中国的改革实践与探索，二十世纪末的西方正处在徬徨沉闷的历史时代，找不到走出“终点”的突破口。正是与东亚模式亦大相径庭的今天的中国，尽管困难重重，问题成山，才是有希望发展创新的广阔天地。最近西方、俄罗斯、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场改变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者坚持不懈，就是为了找到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之路。
　　崔之元从熊彼特有关实物交换经济和动态效益的两个命题入手，引用文献，论证了价格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必要和私有制为解决软预算约束及其他效率问题的不必要，从而动摇了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他又进一步提出“共同剩余控制权意义下的共同所有制”观点，并视之为经济民主的前提。读过他在别的文章中讨论“财产权力/分解和重组”(包括批判法学等在所有制问题研究中的理论进展和实践中中国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及未来的工人参与制等)的读者当能对这种多重的共同所有权的优越性及可行性有更多的了解。与崔之元呼应，卢荻直截了当地指出流行的产权理论与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路无关，特别由于这种产权理论超越时空，已成为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教条。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他的数据证明如果把价格、税率、利润分成、职工社会保障负担等政策环境因素计算在内，许多国有企业的表现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比非国有企业差。这个评价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承认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并且也是中国能避免前苏联市场化中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其改革的方向就不是所谓“明确产权”或私有化，而是企业的内部改造和组织创新。王小强对价格改革和双轨制的详尽研究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的文章虽然是针对所谓的“大爆炸”方案，争论的焦点却不是速度和方法问题，或激进与渐进之差，而是目标问题，即改革的本质是否是创造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这一点在他文章的姊妹篇《超越私有化逻辑》中得到更集中的发挥，可惜没有收入专号。(该文还通过特别是对日本企业制度包括法人交叉持股等特点的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私人所有权逐渐萎缩的事实。)
　　较之前述几位作者，钱颖一与许成钢对国有企业较少肯定。他们主张以“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地方政府管理的乡镇企业经济为过渡期，实行渐进的非国有化，但亦非私有化。这是因为他们更注重经济管理的组织制度，认为中国式的多层次多地域的块型或“深M型”结构优于苏联式的单一条型或“U型”。而私有化本身并不能改变产业结构的U型模式。从毛泽东“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到国务院两次大规模简政放权，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已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改革后地方权力的进一步扩大其实有历史传统。崔之元对此曾有专文讨论，并把它与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性的努力联系起来。这里的所谓“路径相关”问题，又正是金和辉文章的要点。金文历史与逻辑并重，讨论中国的工业化为什么独辟新途。他从以剪刀差和城乡二元模式来实现原始积累的“传统战略”谈起，分析了农村工业加入以后三元结构的形式及其一元、即最终建成工业国的前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从压制到鼓励乡镇工业的政策转变发生在一九七○年，而不是一九七八年以后。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工业的增长速度与八十年代相当。这自然不是什么新发现，却是一个需要重新发现的被遗忘了的史实。无视改革前后的连续性，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说成只是改革以后的事情，以前则非低效即失败，也是有待消解的本土神话之一。
　　王绍光讨论中国愈趋悬殊的地区差别及其解决办法，主要是政府介入的政策目标、工具及战略。新古典主义以为自发的市场力量能促成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区间贸易，从而缩小差别，但在理论上(例如必然的投资取向)和现实中(文章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经验)都被证明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幻想。此外指出中央政府对指导区域平衡发展不可推卸的职责，同时即是对在集权分权利弊上的绝对主义倾向的批评(这一点也为王小强等人所强调)。温饱问题作为伦理问题并不是王绍光此文的角度，但是其出发点。使几千万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和基本公共服务得到保障，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这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本身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也是整个社会的道义责任。“共同富裕”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还需加上政治、经济民主)，却是其物质基础或者叫“最低纲领”；其实也是其他一切形式的平等理想的要求。有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康晓光等人反贫困理论的研究。国外的成就包括经济哲学中由森与诺斯鲍姆共同提出的“人类能力说”(human capabilities approach)，讨论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意义和环境条件。另外应该注意到，中国不仅有“贫困地区”，而且有增长着的发达地区中的“贫困人口”，包括失业工人和移民。沿海许多地方外地民工的工资只有本地职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并且数年不变，而外商成为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最大获益者。胡敦霭的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
　　胡文主要讨论对外开放，其理论根据、环境限制以及实行过程中政策思路的得失。“开放”和与之相连系的保护民族工业、减少对外资的依赖、谋求科技转让和鼓励本国的研究与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自明，因为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发展的首当其冲的外部条件。文章作者通过对大陆近年来进出口贸易纪录的分析和对比当前的国际环境与四小龙起飞时代的异同，反驳了“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神话。他还主张对涉外企业严格管理，不一味“优惠”，使之与本国企业平等竞争，甚至限制其发展(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节制资本”一直是中华民族自强的宗旨之一)。当然，这些讨论绝不意味对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有任何怀疑——中国不开放就没有出路；也只有在开放的社会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开放的历史”，一如这篇短评的标题所示。问题在于什么性质的对外开放及其程度。换句话说，“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值得重新检讨，既不闭关锁国，亦不被其势汹涌的资本主义体系“整合”；既不自我孤立，亦不依附他人。其实在变动的世界中反观中国的改革之路，中国以其国力、民力、国际地位，也许是能遏制甚至重塑或改写“全球化”的惟一发展中国家。对三资企业和外贸政策方面问题的探讨，读者还可参看陈文鸿和朱文辉的《中国大陆出口的港台韩转移因素》(《战略与管理》1996)。
　　遗憾的是，企业制度的改革在专号中没有专文讨论。但同一批作者中有数位曾发表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企业的组织结构、内部效率、激励机制、劳动体制(又见卢荻文章第五节)以及它们各自的理论基础。这些讨论一反新古典主义传统，后者或者只注意流通过程，或者把生产仅仅视为纯技术性的投入—产出过程。在这方面我想特别推荐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和《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前者对企业管理上承前启后的改造有精彩分析，尽管其着眼点限于效率，忽视了分工变换和团队合作对减少劳动异化的意义。后一篇文章引进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以外其他有关各方或一般地讲所有对“剩余控制权”的“共同所有者”，在中国往往包括某一级政府、职工、管理者、投资者、消费者、社区成员等等。这个概念虽然新近在国外兴起，却完全是民族的，体现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等在中国早已是众所周知的原则之中。在同一方向上国内陈传明又提出“S型企业制度”，卢昌崇建议将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立法(见崔文)。这里“利益相关”与“民主”的直接联系更是显而易见。此外，邓英淘、苗壮和崔之元合写的《南街经验的思考》也值得一读。尽管南街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文章指出的公有产权下的“复合激励”可能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并参见邓英淘：《经济组织中分立型与复合型激励结构的比较》，《科技与发展》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的论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在这篇评论中我有意避开了技术性讨论，不是忽略理论贡献，而只是想更强调思想方法。这期专号的作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对中国古往今来的甘苦曲折心领神会，深知照本宣科的不可取与不可能，因而以探寻中国走出历史新路的机会为己任。这种推陈出新的努力，用崔之元的浅显比喻就是认识到鸡可长齿(遗传学试验中鸡鼠基因组合的结果)，用王小强喜欢的表达就是中西医结合，用王绍光的简洁概括就是反对“浪漫主义”。当然，机会可得亦可失。中国现状，从腐败到既得利益横行，从阶级分化到政治压制，从社会环境到自然环境，都不容人乐观。制度创新，还需要大的思路。比如什么是解决失业问题更根本的办法(马克思原意上的缩短工时？“社会供给”或普遍生活费？)，再如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什么是“民主”？(中国改革所追求的是“现代化”吗？谁做判断？谁来评价？)历史既没有“必然”的方向，也没有不可超越的阶段或定式。“历史终结”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的凯旋曲，不如说是其知识精英别无所择的无可奈何的心声。不过就中国而言，炎黄子孙本来就不在那个“历史”之内(既不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文本里，也与资本主义现实产生和发展的“文本”格格不入)。韩素音的父亲和老一代中国移民对西方的本质大惑不解(见崔之元文)。东方的本质又是什么？东西方分野的经验基础或哲学根据又在哪里？“知识的本质是开放的”，也许在开放的历史中，任何更有包容性的文明的“本质”也是开放的？也许再不会有什么四海皆准的“范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