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既裂，勿相与谋？

　　一九九三年盛洪问了我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若孔子与尼采相遇，结局如何？对以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为己任，每日在效率与公义之间取舍不定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以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既定目的，是谓“效率”(或者：既有稀缺资源在每一场合下的运用对每一个人而言已经无法再提高其价值)。效率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技术性关系”，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对于这一关系，经济学可以提供的判断是：由于主体之间在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念上的隔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由于生物的基本的自利性(“自我生存与自我实现”)，实现效率的最有效手段，几乎也是惟一现实的手段，是“竞争”。达尔文正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物竞天择”的启示。其实，言辩曰“竞”，力竞曰“争”。前者是被人们分享着的“对话的逻各斯”之必要过程。后者则超越了话语行为，成为行动着的“权力意志”。经济学自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以来所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便是这个“力竞”对效率的意义——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
　　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从来就明白，一切以经济效率为初衷的社会变革终将陷入这样一个文化困境：要么，改造我们的人生使之成为竞争的功利的技术的人生；要么，承认我们缺乏“权力意志”，无意以“效率”为我们生活的基调，不崇尚“竞力”的哲学，不准备打造更坚的船与更利的炮。我们的“国”原本是无争无界的，所谓“天下”；我们的人生原本是自然的艺术的，所谓“逍遥”；我们的经济原本是知足的道德的，所谓“止于至善”。处于这样一种文化困境之中，身为“经济学家”，心头便常常萦绕着无助的悲哀。盛洪的问题，亦是我的问题。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学术主管吉拉德·西格尔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一九九九年九——十月号，以红色标题占据封面首位，标题的英文尤含贬义：“Does China Matter？”文章从四个方面(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论证了中国之不足以为西方所恃。兹择要翻译于下：(一)一八○○年中国经济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33%，而当时的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到了一九○○年，中国的比重下降到6.2%，欧洲上升为62%，美国则达到23.6%，今天，以一九九七年可比美元价格计算，中国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3.5%，而美国上升为25.6%，……然后是一段关于经济增长率的评论：“是的，你或许会说，中国在过去二百年里经历了许多挫折，才刚刚崛起呢。无疑，中国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干得要比她在过去十代人的时间里好多了，但是让我们不要夸大其词，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国声称在一九五一——一九八○年期间的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12.5%，而可供比较的日本的这一增长率是11.5%，人们不难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两个数据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略去详细的讨论，作者的结论是：事实上，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是一个小小的市场，顶多对亚洲的一些地区有意义。(二)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二流的，……中国的军费只占全球军费支出的4.5%，而美国占33.9%，……中国固然可对亚洲近邻如菲律宾形成威胁，但西方只须卖一些巡航导弹给菲律宾就可以消解“中国威胁”的神话。中国完全不具备军事能力从日本手中夺取争论不休的钓鱼岛，……北京当然对台湾构成威胁，但就连台湾防务官员也不相信中国可以顺利侵入台湾。中国对台湾的导弹威胁被大大夸张了，……作者在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导弹能力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实力也没有理由被美国视为“战略伙伴”，对美国来说，中国从来就不是前苏联那样的全球性竞争对手，毋宁说中国是如同伊拉克那样的一个“地区性威胁”。……在多数国际事件中，包括科索沃事件，中国的反对作用甚微，……在阻挠西方利益方面，北京在安理会里面几乎永远是莫斯科的二流帮办，……毕竟，俄国总理是在听到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消息时立即掉转飞机开往美国的，而中国总理只在两个星期以后才做出了访问华盛顿的计划。北约“五月间误炸中国使馆”的事件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只具有“表演性威胁力量”。……(三)至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作者写道：“让我们对中国人公平些，他们近年来寻找自己身份和历史角色的努力只是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里面找寻灵魂的过程的晚近阶段而已。自从西方力量的降临表明了中国古代文明无从回应现代性挑战以来，中国一直奋力要理解自己在更加宽广的世界里的位置。过去的一百年尤其充满了中国对国际间相互依存的逻辑实质的深层抵触，这一时期还标志着中国试图变得足够强大以对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诸种努力的失败——只消看看义和团运动，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够了。……中国最近一次求富强的努力是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改革，那是受到其他东亚国家成功转变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的刺激。但关于‘亚洲价值’或儒家原教旨精神由于维系了秩序而造就经济繁荣的话语，被亚洲经济危机摧毁，又一次将中国弃于震惊和自我怀疑之中，于是经济改革停顿下来。”结论：基于以上种种，中国完全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国际政治权力资源。……中国不再是任何人的向导(指毛泽东思想对西方人曾经有过的影响)，也不再是任何人的盟友。……(四)“中国甚至在全球文化中也无足轻重，试把印度文化对全世界印度人的影响拿来比较，我们不难看到中国仍然是多么闭关自守。……一个夜郎自大的中国说明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问鼎大国权力。”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除非西方把想像里的中国降格为巴西或印度这样的二等国家，西方将很少可能持守长期和一致的中国政策。除非我们停止自己的误信并认识到中国权力的表演性，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限制我们自己的利益追求并对中国的扩张束手无策。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除非我们视中国为一个普通的中等权力，我们将使中国人民更难以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失败和局限性从而更难以继续他们所需要的严肃的改革。”
　　尽管我的翻译难免疏漏且忽略了大量细节，读者还是很容易品味出西格尔行文间充溢着的赤裸裸的“权力意志”政治哲学及其“西方中心”的价值取向，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正常的典型的西方学者呢？还是一个褊狭的极端的西方沙文主义者？亦或真像斯特劳斯所论，西方政治学语言已经无可挽救地被马基雅维里倡导的“权力”概念毒化从而完全遗忘了亚里士多德追求“至高的善”的政治哲学？无论如何，西格尔的文章让我有足够理由同意盛洪对我描述的孔子所遭遇的那个“尼采”：他手执利刃，以地道的流氓自诩，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试问孔子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以讲得出来？
　　就思想的差异性而言，天下原本几乎可算是一家。人与宇宙同一，服从同一的秩序及其发生原理。这秩序的原理在古印度吠陀学派叫做“Rita”，在索罗雅斯德时代的伊朗叫做“Urta”(发音为“asha”)，在中国叫做“道”，在希腊叫做“Dike”(Martin Buber，Eclipse of God：Studi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Humanities Press，1988)。天人相参于“一”，只有那些洞悉了“一”的秩序原理的人，才具有了正确(正义与德性)和行为能力，也才被赋予行动的权利。而正确的行动以中庸为其标志(“过度”便是邪恶)，从而正确的行动极少异化为极端的“力竞”。但是文明在各自方向上的演进由各种偶然机遇而积累为本质性的差异。据说，西方文明从“天下一家”的“一”那里走出得如此极端，盖源于西方思维的“逻各斯中心”性质。这一思想传统的困境是：(一)它的眼光本体论式地固着于活生生的在者的抽象的“存在性”，从而忘却了具体的存在；(二)它的认识论固着为各种“客体化”知识的条件；(三)它的语义学则固着为“求真”句式的独断(Jürgen Habe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MIT Press，1992)。读者不难看出，具备了如此思维特征的人难免要凭借强力来推行某种极端主义的普世理想。然而生活世界在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如此真实，以致它的意义完全无法被“客体化”地认识，它的运行完全不能服从僵硬极端的理念，它呼唤着“各众相之不同”的涅槃，“永恒的活火般”的逻各斯，“化生万物作而不有”的一。呜呼，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已为天下所裂。
　　多元的世界，多元的价值，多元的生活方式。“孔子遭遇尼采”一年之后，一九九四年，我想起来孔子要对尼采说的话。第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对话要求对话者奉持交往伦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尤其如此。交往伦理的根源在意志对自由的追求，自由意志所向往和理想秩序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求索自己的生活与文化。以往多少辉煌的文化，只因太成功而陷入“自我中心”，招致毁灭。补充一点，西格尔的文章昭然蔑视一切“非西方”的价值与生活方式，但其技术性论据毕竟可以为“苦口良药”让我们自省。孔子或可对尼采说的第二句话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对于视道德为“弱者对付强者的武器”的人，对于除自己的动物性生存之外不知有“上帝”的人，对于那些非要把我们带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人，这算是我们的无可奈何的回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