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族性迷信的批判和世纪末的无奈

　　一九九四年五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湖水县(Lake County)的公立学校事务受到了全美国的关注。事情的起因是几年前该州通过法律，规定学生需要尊重非本族的文化，排除自己或本族的种族中心主义，懂得任何文化从本质上讲都不优于或劣于任何其他文化。但是当该州制订了一个讲授多种文化的计划时，湖水县的教育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这个计划应该包括赞扬美国传统和文化的内容，应该向学生宣传共和政体、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爱国主义、家庭价值、宗教自由等美国文化优于其他历史上的或外国的文化。这个决议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有之，赞同者也有之。
　　这不是偶然事件，它是美国国内关于公立学校中是否应该推行多元文化教育争论的表现之一。这场争论开始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加利弗尼亚州和纽约州制订公立学校社会研究教学纲要。少数族裔人口大州加州的纲要和教科书比较重视少数族裔和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纽约州曾经是移民大州。一九八九年七月完成的州公立学校社会研究教学纲要公开谴责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抨击白人对社会的主宰，要求对不同的种族或族群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纲要公布后立刻受到阿瑟·小施莱辛格等著名学者联名谴责(一九九○年六月)，一九九二年小施莱辛格又出版了他的著作《美国正在丧失统一》。他认为，纽约州事件表现出以非洲中心主义、族性迷信和制度化双语教学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正在侵蚀美国人的立国之本：合众而一的理想，正在分裂美国社会(任东来：《族性迷信与历史的意义》，《读书》一九九六年十二期)。一九九七年纳坦·格莱泽出版了《我们现在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了》一书，以不同的视角重新分析了小施莱辛格谈过的问题，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纳坦·格莱泽是犹太移民的后代，出生并成长在纽约。这位美国《公共利益》杂志的主编和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在过去二十年中是美国种族问题研究最突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名字见于各种有关美国种族问题的研究目录。格莱泽和小施莱辛格一样对非洲中心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这种主义建立在想入非非的荒诞之上。他回忆几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黑人女学生向他抱怨说，哈佛大学的学生都不知道早在哥伦布之前很久非洲黑人就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想知道自己可以就此做些什么。格莱泽由此哀叹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之大，从某些公立中小学到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不能避免。但是小施莱辛格是自由派学者，被认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引导着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而格莱泽有时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他于一九七五年发表的《肯定性歧视》一书，更是美国保守派攻击当时开始实行不久的少数族裔优惠政策“肯定性行动”的重要武器之一。现在自由派的小施莱辛格攻击起多元文化主义，而格莱泽则反其道而行之，公开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不仅受到了美国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我们认识二十世纪末美国的社会特别是美国的种族状况有重要意义。
　　格莱泽不同意小施莱辛格等人关于多元文化主义会破坏美国的内聚力和统一的观点：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对美国种族现状和种族多样性的看法。有些看法非常温和，即便是多元文化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可以接受他们；激进的观点则强调“多数”对“少数”的文化压迫，甚至反对将一些少数族裔男女名人吸收进主流群体的“点缀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做法，主张“变革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即用种族和族性的观点重写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主流派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看成是对美国社会中种族多样性表明立场的态度问题，是对主流文化“熔炉理论”的否定。他们认为各个种族的特色都应得到保持，所以应采用“色拉碗”或“五光十色的马赛克”这样的话语；保持特色不仅仅是家庭、少数族裔学校和社区邻里的事，也是所有学校的任务。非洲中心主义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分支，也有不同的主张，从主张在学校的教学安排中增加有关非洲内容的明智建议，到那些只能被视为荒谬无稽的极端看法，如坚持非洲和黑人在人类科技成就中的突出地位等。总之，某些强调压迫、歧视和不满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可能会威胁国家的内聚力，而它的主流，祈望的是一个没有偏见和歧视的更美好的美国，一个其文化融入了各个少数族裔主旋律以至全世界主旋律的美国，不仅不会威胁，相反会加强对国家的忠诚。
　　其次，国家的内聚力决定于许多因素。强调共同的文化并不一定会比重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更能加强对国家的效忠和国家的统一。华裔或日裔学生不会因为在学校学到了中国工人在铁路建筑中的悲惨遭遇，或“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而对美国不忠。就是美国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也不会因为受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特别关心而对美国心存反意。他们中许多人正在美国军队中服务。“美国正在分裂”论是夸大其词。
　　格莱泽虽然批评了非洲中心主义等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但在书中非常突出地没有使用“族性崇拜”一词，他显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合适的话语。他的书实际上是对“族性崇拜”一说的批评。他认为当前美国社会的重要倾向是崇尚多元化。
　　格莱泽指出，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是对一些带普遍性意义的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应该认识我们的国家和文化？”“应该庆祝什么样的节日？”“树立或拆除什么样的纪念碑？”在对国家及其历史、价值和缺点的认识变化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多元化越来越被成为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所有的种族、男女两性、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同样值得尊重不能歧视地加以接受。这个特点在全国性的政治、地方政治和政党政治中，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表现出来。
　　就拿引起小施莱辛格愤怒的纽约州一九八九年教学纲要来说吧：这份纲要受到猛烈抨击之后，重新组织了纲要起草委员会；成员的种族背景改变，其中几乎一半人是非少数族裔；吸收了各方面著名学者，包括激烈批评纲要的人，如小施莱辛格(委员会的顾问)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肯尼斯·杰克森。虽然成员们想法各异，但总体上不偏爱多元文化主义。格莱泽也是成员之一，他说如果当时被问及，也会签名反对第一份纲要。著名非洲中心主义者Asa Hilliard Ⅲ也在其中，但在工作中没有发挥作用。重新制订的纲要题为《一个国家，众多民族：关于文化相互依存的宣言》(一九九一年六月)。从这个题目就可以看出它不仅宏扬“一体”，也不抛开“多元”。它说：“过去几十年中，美国许多具有欧洲或非欧洲背景的人已经在鼓励一种比以往更加宽容、更加包容、更加现实的美国认同，这种尊奉全体美国人的国家和国家建设的民主原则的认同，逐步发展出一种以尊重多元主义和承认多样化的好处为标志的崭新的模式。”这份纲要也受到攻击。于是再重组委员会，然而再经修改的纲要，仍然保留有许多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容。
　　不仅加州的情况和纽约州一样，就是后来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制订历史教学的国家标准时也遇到同样问题：尽管参与者中充满了对多元文化主义没有好感的学者，但一九九四年制订出的三卷本历史标准也被攻击为过于重视多元文化主义，遭到联邦参议院九十九票对一票的谴责。再做修改时保守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可的学者参与其中。但修改出的历史教学国家标准再次被谴责为攻击美国的传统和核心文化。
　　格莱泽的结论是：在教育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即便是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很危险的人，甚至是持反对态度的人，都不能摆脱多元文化主义。“今天我们都必须遵循多元文化主义了。”
　　为什么摆脱不了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新型历史如移民史、少数种族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的兴起并成为公认的学术研究领域，使美国人看到了历史的更多侧面。其次是当今美国人普遍以更加复杂的眼光审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美国不再是上帝的宠儿，美国人可能在战争中被打败(如越南战争)，美国也可能在经济竞争中遭受打击(如曾受到日本的经济竞争的打击)，美国不再是万事最佳的国家，而只是经济上强大、政治上民主的国家之一。第三是非西方世界成为更加不容忽视的现实，虽然相当多的非西方国家陷于贫穷和政治动荡，但也有一些取得了经济成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再傲视一切。第四是当今人们对科学和进步的不可逆性的信心已经动摇。第五是西方世界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总之，所有人都不能再用一元的观点看世界。“今天，即便是最四平八稳的专业人士来制订美国学校的教学纲要，都会很重视复杂性和多样化，重视种族和族性。这是我们当今的现实。”
　　谈到多元文化主义当然离不开美国各种族特别是少数族裔同化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如何将不同种族背景的移民们整合为一个具有共同目标、可以共同生活的新民族和新国家，是美国人面临的头等大事。格莱泽认为，虽然近年来“同化”一词已经不再流行，甚至被社会拒绝，但这个概念仍然是影响美国各个种族和族群的最强大的力量，被广泛接受的“没有肤色成见的社会”(color－blind)就是一个证明；问题是要正确理解这个概念，并与没能将黑人融入美国社会这个最大的同化失败联系起来。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非常幸运地没有设置种族标准，并设想用尊奉自由、平等和共和这些根本准则来整合移民，但在他们头脑中只有欧洲白人，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各种形式推行“盎格鲁一致性”(Anglo－Conformity)，试图维持经美国革命修正过的英国体制、英语以及英国取向的文化模式，使之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并成为规范。这是美国早期最为盛行的同化理论和同化梦想。到十九世纪，随着爱尔兰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等大量移民的来到，更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同化理论——熔炉理论逐步壮大，并由于一九○八年犹太作家以色列·张维尔(Isreal Zangwill)的戏剧《熔炉》的上演而风行一时(经典论述见Milton Gordon，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但可以发现，甚至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各种同化理论和梦想根本无视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存在，因为他们不被认为可以成为合格的公民，甚至是本世纪初提出多元化理论的学者们也不提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本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势力在德国兴起和希特勒鼓吹极端的种族主义，迫使美国主流社会改变自己的种族认识和同化理论，“如果我们正在与种族主义进行战斗，黑人当然不能被排除在外”。“美国政治和教育领袖们希望用强调美国的宽容和包容性来对付希特勒的不宽容和排他性。”“种族”不再仅仅指欧洲的各个民族或种族，非欧洲的移民也不再被排斥在同化的进程之外。尽管理论与现实完全不同(Gunnar Myrdal的《美国的困境》一书是关于四十年代黑人等少数族裔悲惨境遇的经典分析)，千百万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已经开始抱有同化的梦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当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并一步一步走向高潮时，运动的目标是所有的美国人，不分肤色、种族和民族背景，都成为“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差别的人，马丁·路德·金的“我的一个梦”就是生动的体现和最激动人心的号召。
　　同化梦想，换句话说，“没有肤色成见的社会”之梦有没有实现？格莱泽的结论是：对于欧洲移民来说，梦想已经实现；对于亚裔、拉美裔甚至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在同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梦想也已实现或部分实现；但是对于黑人或大多数黑人来说，同化之梦没有实现。
　　就拿通婚来说，美国各个欧洲族群之间的通婚已经模糊了他们之间的种族界限，种族认同已经成为个人的选择。即便是美国白人中婚姻最封闭的犹太人，他们的婚姻现状也有50%甚至更多的人与其他族群的通婚。“犹太人家庭中的非犹太人或半犹太人”成为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必须关注的现象。亚裔或拉美裔中新近来到美国的移民比例很大，新移民在语言、习惯和文化上都深深扎根在本族群中。即便是这样，在近二十年中，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与其他族群的通婚也高达30%以上。但是黑人的婚姻，一九八○年的人口统计表明，98.7%土生土长的黑人妇女与黑人男性结婚。黑人男性特别是南方以外的黑人男性与其他族群的通婚比例一般高于黑人妇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个比例在稳步上升，已经接近10%。然而不仅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少数族裔，而且应该考虑到黑人比其他大多数白人，更不用说拉美裔和亚裔，在美国生活得长久得多，黑人在婚姻上被排斥的状况就非常明显了。
　　黑人在居住方面的隔离状况更为明显。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情况根本没有好转，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等城市的隔离聚居状况只略有改变，而纽约和纽瓦克始终在恶化。绝大多数的黑人仍然聚居在城市中心，移居郊区的黑人逐步增加，但大多数只是移居到中心城市黑人聚居地区边缘的郊区或黑人占多数的郊区。集中居住的隔离不仅增加了贫困、失业，而且使学校的隔离有增无已。因为中小学校主要为周围的社区服务，黑人社区就决定了它周围的学校学生也主要是黑人。校车接送曾被认为可以将黑人孩子送到白人社区的学校上学。然而随着城市中黑人学龄人口的增加和白人移居郊区后学龄人口减少，校车接送变成将黑人孩子从全部是黑人的学校送往其他黑人稍稍少一点的学校。
　　格莱泽还提到黑人的语言交流，指出这方面也表现出黑人与白人以至整个社会的隔离，因为美国黑人特别是穷苦黑人正进一步趋向离开标准的美国英语，黑人的居住隔离和贫困状况的改变因此更加困难。
　　黑人的同化为什么失败？格莱泽坦率地承认，主要在于“其他的美国人从根本上拒绝接受黑人，不论黑人迫切地希望同化，又适合被同化”。
　　美国黑人曾经为被同化而斗争，八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涨和国会的立法、政府的措施，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期间大城市黑人聚居区中暴力事件的频繁和一部分黑人青年走向激进(如黑人力量运动、黑人穆斯林运动等)，没有根本改变大多数黑人的理想。当时大家都认为，法律上对种族歧视的禁止，将为黑人带来就业、入学、居住等等方面的平等机会；大城市黑人隔离居住的消除，将导致学校(特别是中小学)隔离的消除；教育上的平等机会将使黑人实现和白人一样的社会进步。但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黑人们逐步感觉到上述理想根本没能实现。大城市中黑人隔离居住状况继续存在甚至恶化，黑人学校仍然是黑人学校或以黑人为主的学校，黑人在学校中的表现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到八十年代末，同化幻想的破灭，特别是对教育普遍失败的沮丧，黑人群体的大部——不仅是激进的黑人——开始寻找任何可能有帮助的解决办法。
　　格莱泽在书中回顾了多元思潮在本世纪美国的发展历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文主义盛行时哈里斯·卡伦等学者的论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反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而推行的“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再到五十和六十年代以同化为目标并将多元思潮推到了路旁的民权运动。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黑人对社会现实的沮丧，使多元主义有了新的动力。早期黑人激进思潮对保持种族特色的鼓吹有了新的反响，并且在教育领域表现突出。许多黑人甚至白人开始认为，黑人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和成绩不佳，是因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教学内容有缺陷，他们开始增加有关黑人及其祖先的教学内容。格莱泽认为，主要是由于黑人对同化失败的失望，多元文化主义才在美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流行起来。其他族裔在其中也发挥了作用，如拥有大批新移民的拉美裔和波多黎各裔等实行双语教育的要求和实践，必然导致有关文化和背景的教学，促进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但“美国的困境”仍指黑人问题。虽然有许多改进，黑人与白人，甚至黑人与所有非黑人之间的差异，仍然十分巨大。这个巨大的差异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又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制度化而得到加强。“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国不能融入黑人而付出的代价。”
　　“多元文化主义”早先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使用，到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被引入美国，并取代“文化多元”(cultural pluralism)而流行起来：广泛搜集主要报刊文章的Nexis数据库一九八八年没有“多元文化主义”一词的记录，一九八九年有了三十三条记录，一九九○年一百条，一九九一年六百条，一九九二年九百条，一九九三年一千二百条，一九九四年一千五百条。这个词汇在二十世纪末的流行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格莱泽的《我们现在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了》一书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格莱泽说，“我们当然不都是多元文化主义者”。他和小施莱辛格一样，在书中反复强调自己对美国传统教育制度和内容的留恋和欣赏，他反复要求黑人青年相信美国的社会制度的包容性，相信这个制度在融合黑人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他承认，美国的现实使相当多的黑人不信任白人，甚至不少黑人相信艾滋病是白人对付黑人的阴谋的说法。O.J.辛普森审判中黑白分明的态度也是很好的例证。“所以即便我们认为少数族裔应该并最好相信美国社会更大的包容性，但公立学校以外的力量在叙说不同的故事。”他说，多元文化主义反映的是二十世纪末美国人都不愿看到并且不知道如何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不得不同意对历史和社会的不同诠释，不得不承认特别重视少数族裔及其祖先历史贡献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有当美国社会拒绝接受黑人这个大背景改变之后，多元文化主义阶段才可能过去。这种态度显然比小施莱辛格更加现实更加明智。
　　但是格莱泽拒绝政府和社会干预，主张静候个人、家庭、社区自觉自愿转变对黑人的态度的观点，遭到许多批评。不少人还特别批评他为了突出黑人未被社会融合的现实，而宣称亚裔、拉美裔等族群已经实现或部分实现了同化梦想的“非黑人有色族群白人化”的做法。但是他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几十年对美国种族状况及其前景的估计错误。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可避免，比小施莱辛格等人夸大其辞的多元文化主义“威胁论”，更能让我们认识二十世纪末的美国。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Nathan Glazer，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