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联一九八九年纪事（一）

　　从外表看起来，苏联一九八九年的冬天似乎与往年没有多大区别，天空依然总是密布着灰色的云层，大地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天气阴沉，潮湿而寒冷。然而，就是在这风雪严寒中，不知不觉间袭来了一股政治的热浪。热浪的源头是半年以前召开的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读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这些纲领先是激起了苏联民众极为矛盾的政治想像，而后这些想像转化为憧憬的政治激情，后来，随着春天和夏天的降临，这些政治激情也迅速升温，演化成为澎湃的政治运动，在苏联政治上掀开了新的一页。苏联政治上这新的一页曾令激进派感到兴奋和鼓舞，然而却使苏共高层的许多人士觉得沮丧、惊慌和无望。前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政府总理尼·雷日科夫在著名的回忆《大动荡的十年》中写道：“一九八九年，……正是从这一年起，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雷日科夫是苏共主流派中主张渐进改革的人士，他对苏联前途这种不祥的感觉并不是空穴来风——一九八九年苏联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趋势：苏联政治体制和苏共领导正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
　　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共成为执政党，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苏联宪法规定，人民拥有“苏联全部政权”，“人民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还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政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的国家管理理论，苏联宪法赋予苏维埃立法、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二十年代末以后苏联逐渐形成了苏共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苏维埃在实践中不能正常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这首先体现在党对选举人民代表，组建苏维埃的干预上——从提出等额候选人直至选举过程实际上都处于苏共的监管之下；其次体现在最高苏维埃行使立法权力的过程中。雷日科夫在回忆录《改革——背叛的历史》中对此有一段评述。他说：“任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在批准通常是在党的领导机构核心中所拟定的种种决议时，仅仅是举举手。……他们想尽快地表决，然后回去。无所谓。”由于苏维埃只是在形式上行使立法权力，因此，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它获得了“橡皮图章”和“权力空体”之称。不仅如此，苏共还干预行政权。由于在苏共的领导结构中设置了庞大的与政府平行的部门，建立了党对行政权干预的组织纽带，实际上形成“以党代政”的权力运作状况。总之，在实践中苏共几乎替代苏维埃成为实施“议行合一”权能的载体，或者说，一切权力不是归苏维埃而是归于苏共。
　　苏共为什么能在实际中集权？这种权力运行状况依托于苏联政治体制结构的支持，尤其有赖于由三项政治制度构成的政治体制主体结构的支撑。这三项政治制度是：共产主义指导理论和苏共一党制，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苏共从这三项政治制度中获得了集中权力的基本政治资源和机制：从共产主义理论中获得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支持，从一党制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制度化保障；等额选举制度保障在周期性的权力交替中向国家政权机关输送符合苏共政治要求的组织资源；“议行合一”的政体模式提供了苏共控制国家决策，决策实施进程的机制。斯大林以后，苏联政治体制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是这个主体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因而苏联政治体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苏共一元化的领导与苏联政治体制结构，尤其主体结构形成了高度相关，紧密依存的关系，可以说，保持了苏联政治体制主体结构，就能基本上保持苏联政治体制结构的完整性和苏共集权政治领导的基本功能。
　　苏共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苏联历史发展中是一把双刃剑——二三十年代它曾警觉而有力地保护了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资本主义汪洋的包围中”生存和走向兴盛，但同时也荫蔽了官僚主义、滥用权力、腐败、效率低下，而把这个国家拖入停滞。一九八八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宣布经济改革后的第四个年头，但是改革仍然裹足不前，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苏共集权这个已经患了“重疾”的政治体制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因而决定对它施行“政治手术”。这一年六月召开了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了医治政治体制“重疾”的一套系统的方案，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将这套方案的核心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与此相适应，方案提出了三方面主要内容：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贯彻将权力重心转向苏维埃体系，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使“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改革政权结构，包括依据党政分开的原则精简和改革党的领导机构，组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组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方法，通过平等地提出候选人，差额竞选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戈尔巴乔夫指望汲取政治竞争与分权制衡的原则给集权的政治体制注入生机，这种改革思路之于苏联共产党人可谓地道的“离经叛道”——因为这两个原则是先前被苏联官方严厉地斥之为“虚伪民主”的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民主制是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关于民主制的含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有鲜明的分野。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原则、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论述苏维埃国家管理理论时，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制，合议制。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过程中创立了近代西方民主制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等的学说中吸收的人民主权、代议制、三权分立等项原则。西方国家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运用了这些原则，分权制衡制度成为西方民主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民主制理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九四二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批判了传统民主制理论的缺陷，提出了关于民主制的程序性的概念，指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根据这个定义，人民参与和竞争性选举两点被规定为民主的本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理论界曾就民主的内容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直至七十年代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占了上风，从而奠定了民主概念的现代内容。后来，西方政治学家根据现代世界民主政治的实践，指出仅实行选举还不能包含民主的全部内容，又提出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认为前者除实行选举制以外，还应该实行限制行政权，通过司法独立坚守法治，对改变选举程序进行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力与自由的保护等。
　　十分明显，十九次代表会议抛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制的根本的理论原则，依照西方自由民主原则勾画了改造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蓝图，这个政治上大胆更弦易辙的改革方案，甚至令西方政治家咋舌。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看到构想后就曾惊讶、兴奋不已，他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谈到：“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上述改革纲领开始付诸实践。一九八八年底根据纲领的精神对一九七七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做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由于苏共采取了这两个改革举措，奠定了根本改变苏联政治体制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开掘了苏联激进民主化的源头。
　　尽管苏共采取了这两个改革举措，但是严格说来，当时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几乎还是纸上文章，因为改革只涉及了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的原则层面，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机制都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时，许多苏联人虽然兴奋地想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远景，但是对改革的前途仍然心存重重疑虑：苏共真的能遵守修改后的宪法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吗？还是将把这个宪法束之高阁，甚至过一段时间再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使政治向后退？人们的这些疑虑，在差额竞选人民代表正式拉开帷幕以后，开始渐渐地消退。
　　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差额、竞选的方式选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尽管人们对选举能否真正自由平等地进行还充满狐疑，但是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时机，而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了竞选，苏联社会沸腾了。
　　差额选举在苏联政治体制结构和机制上撕开了第一道裂缝。改革以前，苏共通过等额选举制度调控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政治意识和选择，保证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里只有一种面孔，同时通过民主集中制，使苏维埃中只有一种声音，以保障苏共实施一元化的政治领导。但是差额选举却使苏共面临着与等额选举完全不同的政治形势。首先，由于参选候选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其次，选民具有进行政治选择的自主权力，即将自己信任的人，不论是否苏共成员推举进国家政权机关。再次，候选人竞争淘汰选拔的机制，这就使代表苏共的成员第一次面对着在竞选中落选的风险，在野的政治派别第一次拥有通过政治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可能。总之，由于在竞选中苏共将接受群众是否拥护的严峻检验，其他政治力量也有权力和机会争取群众的认可，与苏共分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席位，因此，竞选实际上成为苏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的政治斗争，广大选民成为在斗争中争夺的对象。不过就当时苏联的政治力量配置来看，参与竞选的候选人虽然来自社会各个群体，但是由于共产党在社会上占绝对主导地位，激进民主力量崛起的风头最劲，因此，当时的政治竞争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
　　竞选开始以后苏共企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党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苏共一方面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选辩论。另一方面，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党的地区和基层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据苏共中央书记叶利加乔夫在回忆录《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回忆，苏共中央多次向下级机关下达不要干预选举，要保持距离的指令。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
　　激进改革力量采取的竞选方针与苏共放任的竞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激进派深知这一次政治机会价值之深远。例如叶利钦宁愿放弃苏联国家建委副主任的政府高级职务，也要冒风险竞选人民代表(修改后的宪法规定，除中央和共和国一级的部长会议主席、地方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以外，各部、局和其他部门的官员以及公检法的官员均不可成为人民代表)，同时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代表人物周围都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设计。他们分析了民众的心理，挑选了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七十年以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改革的主张。主要有三个方面：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法制国家”。同时民主派也精心研究演说的技巧，例如叶利钦在《叶利钦自传》中披露，群众集会有时人数多达十万，这时“……需要掌握用一个字就能吸引大批群众注意力的艺术”。
　　竞选开始以后，苏联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公园、礼堂、行人密集的地铁站、汽车站到处摆开了竞选的舞台。人们以空前的激情投入了选举。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学者维·茹拉夫列夫等在其著作《俄罗斯当代历史》中提出一个观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作用在于，将民众的注意力转化为社会能量，从混乱的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民主派努力影响这些社会能量。他们一方面以富于鼓动性和震撼人心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另一方面以对改革前景的描述，形象地阐述激进改革纲领，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使竞选运动成为苏联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否定执政党经济、政治、社会方针具有合理性，论证在野的激进派经济、政治、社会方针合理性的宣传运动。十月革命以后，苏共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即人们由于认同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觉自愿地接受苏共的领导。而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体现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政绩上。但是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在封闭的意识形态模式下被掩盖了的问题暴露在社会面前。“填补历史空白点”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全面否定苏共历史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被批判为充满错误与黑暗，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变得毫无意义，由于苏共领导的政绩被否定，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已经受到质疑。而在竞选进程中，民众的政治意识和心态继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四年来苏共迟迟没有兑现改革的许诺，使老百姓对苏共的改革开始厌倦了，而宁愿换一种改革路线，其结果是一方面对苏共的信任危机演化为对苏共的“厌恶”；另一方面则产生了对激进改革的热情、希望和憧憬，期待着激进的改革给予艰难、缓慢地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于是，竞选运动中苏联大中城市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场面，对于这些场面，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到了它们：竞选者“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根据新选举法规定的竞选程序，需要在基层单位和选区差额提名候选人并进行竞选。由于提名候选人往往超过规定候选人人数一倍至数倍，决胜者须过五关斩六将，竞选极为激烈。据苏联各派政治家的回忆录，在从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三月约百十天的竞选中，每一个候选人都要进行上百场、甚至数百场演说。例如当年担任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教授的阿·亚·索布恰克在其纪实性著作《步入政界：一个议会诞生的故事》中透露，他在此间就进行了三百多场演说。于是，随着竞选在苏联推开，社会公正，法制国家，自由经济的口号响彻在苏联许多地方的上空，并成为无数听过演讲的老百姓心中的梦想。一些著名的民主派人士得到众多老百姓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成为可以带领老百姓实现梦想的英雄。叶利钦成为这些英雄的代表。在苏联人民代表正式选举的前夕，许多莫斯科人在传抄着一首诗，热烈地赞颂叶利钦，崇敬地将叶利钦比作列宁。
　　在苏联民主派力量薄弱的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选举进行得比较平静，苏共地区组织提出的候选人照例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例如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和中央黑土地区90%的选民支持由地区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而在大中城市的选举中，广大民众积极支持民主派候选人，这预示了选举的结果。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了人民代表二千二百五十名。按照新的选举方法选出的苏联新一届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成分发生了三个深刻的变化。在当选代表中，有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中，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占87%；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三十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该市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市长、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五个州委第一书记及全国三分之一小型城市的市长都在选举中落选；许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
　　废止等额选举制，实施差额选举使苏联政治体制的主体结构遭受了第一个重创：苏共实施一元化政治领导的组织基础——国家政权机关政治成分的单一性质不复存在。
　　不应该忽略的是，在选举之前，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曾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根据第十九次全苏党代会决议成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改组苏共中央机关的决定》。这个决定取消了原苏共中央下设与政府平行的二十三个部，代之以六个委员会，使苏共领导机构大为削减，并剪断了“以党为政”的组织纽带。与这一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五月份组建了新一届庞大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两个进程使苏联国家党“重”苏维埃“轻”的政权结构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