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格罗斯曼的创作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中篇《人民是不朽的》于一九四二年问世，报告文学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紧随其后。茅盾据英译本将《人民是不朽的》译成中文，一九四五年初晋察冀军区印行了此书。序言里茅盾敏锐地指出了这部作品的特点，说它“不是普通的战争小说”；称作者“绝不以描写士兵的英烈为惟一能事”，而是在把握与表现战时民众的思想情绪方面显示了杰出的才能。相隔半个世纪，爱伦堡评论说，尽管当年许多作品都写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但，只有在格罗斯曼和那曾经担任工兵军官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笔下，才真正有力地传达出了那整个战役的壮烈氛围和战役参加者们全部伟大的气概。 一九四三年五月，苏联作协扩大会议在总结战争爆发二十二个月来苏联作家的贡献时曾肯定说，《人民是不朽的》是“各战线红军战士最为欢迎的读物”，需要之广，仅次于瓦西列夫卡的小说《虹》。尽管如此，这部长篇却被从提名授奖的书单上划掉了，因为斯大林不喜欢它和它的作者。据一些人的回忆，当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将格罗斯曼视为自己亲密的战友，可是，他甚至未及看到那战役的结局就被调离了，接替他的是年轻、多才而备受器重的西蒙诺夫。战后，格罗斯曼以七年工夫写成了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这部作品里不乏惊心动魄的篇章，已经开始触及肃反扩大化的主题。一九五二年长篇第一部发表后，有人为斯大林朗读了其中某些片断，斯大林动怒了。一九五三年二月，《真理报》刊载了一篇措词尖锐的声讨作者的短论。而格罗斯曼继续埋首于自己的创作。六十年代初，他写成了人物与情节和《为了正义的事业》有所衔接的另一部长篇，这就是《生存与命运》。他将书稿投给了《旗》，但结果不仅未予发表，还遭到了当局的查封与没收。格罗斯曼致信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请求面见，信中写道： 如果我这部书稿满纸谎言，那就让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做出评判好了。请他们来说说我书稿中有的究竟是真理还是谎言吧！然而，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法庭。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接见作者时说，这部书“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出版或归还书稿都不可能，“除非二三百年之后”。从此，格罗斯曼的名字从各个出版社的工作计划中，从有关卫国战争时期文学的研究论著中，从关于文学界日常活动的报道里，从住房分配的名单里……悄然隐去了。他深居简出，不久便身患癌症。病中他仍在思索着该如何修改和补充他那最后一部长篇，随时记下了自己的心得和方案。有人问起那部书稿被查抄的经过，他似乎不愿详述，只是说：“那是很可怕的。大概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才会发生……” 一九六四年夏逝世前不久，他曾怀着无限的愤慨对前往医院探视的老友雅姆鲍利斯基说：“我是生生地被憋死在门下方的狭缝里了！”…… 的确，对于像他那样一贯以人民为本位的优秀作家，还有什么能比被切断了以作品实现与人民的心灵交流更痛苦的呢？ 然而，这位以五十九岁的创作盛年郁郁而终的作家却并没有为世人遗忘。八十年代，《生存与命运》先是在西欧北美以英、德、俄三种文字与读者见面，一九八八年“回归”它的祖国，接着，在我国先后有几种译本出现。在今天的俄罗斯，格罗斯曼已被当然地归属于经典作家之列。一九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就收入了有关这位作家的回忆录和关于其晚年长篇力作《生存与命运》的研究论文。 毋庸讳言，《生存与命运》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写卫国战争的作品。构思中作者将主要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命运的展示都置放于那给他留下最为强烈印象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作品像广角镜似地概括了战时生活的诸多场景，探索与揭示了人在各种境遇——包括在死亡营和毒气室中那样的“极限处境”之下的内心体验，其用笔之深往往是罕见的。 据爱伦堡回忆，一次，他与格罗斯曼就长篇的写法有过如下的争论：爱伦堡批评格罗斯曼“简直是用主人公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来证明一切”，并认为“作者的退避只会削弱篇章的力量”。格罗斯曼反驳道：“您所说的那种叫做‘退避’的东西，对我来说恰恰是主要的，这是一种‘进攻’。”……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在创作中将主人公性格的刻画看得何等重要。《生存与命运》所塑造的众多人物里，最重要的是斯特拉姆和克雷莫夫。他们都属于格罗斯曼的同代人。斯特拉姆有犹太血统，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是科学院的一名拔尖儿的核物理学家。他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种抑郁中，战时疏散到喀山，一次，偶然地与几位友人展开了一场痛快淋漓的、涉及使他困惑已久的自由与民主问题的论辩之后，在核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物理所迁回莫斯科，人事上的更迭使斯特拉姆的研究举步维艰。他与不学无术却阴险狡诈的新任所长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危及了他的身家性命。这时，他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本人的电话，虽然仅属一般的关怀与问候，却使他的处境立即得到了根本改善。然而，恰恰是在此后的顺境中，斯特拉姆的精神上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某种变异，以至于为了不失去既得的一切，竟无力拒绝上峰旨意，在一封对一桩重大冤案表示支持的公开信上签了字。事后，他痛悔至极，终于看到自己已滑向了堕落的深渊…… 这里，作品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一个在那种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该如何抵制精神被扭曲的问题。书中借着幡然醒悟了的斯特拉姆之口说：“与一个小人物的正直与纯洁相比，一切都是渺小的”，“人，为捍卫自己正当做人的权利，不应当惧怕死”。 克雷莫夫是一位曾长期从事“共产国际”工作的老党员，对一九三八年后党的方针和新的干部感到格格不入，而行动上却尽量与之保持一致。来到前线，他依然难以摆脱那种仿佛是“生活在他人的时代里”的感觉。他对坚守孤楼的工兵分队长格列科夫及其战友怀着钦佩之心，这些人对国内时政的非议也使他深感共鸣。但是，他却无法容忍他们对他的批评和揶揄。他时时忘不了自己的资历和身份。他瞒心昧己地为军政治部写了一份报告，把格列科夫打成了“从政治上瓦解工兵分队”的“敌人”。但事隔未久，他本人也由于被诬告而遭逮捕、关进了卢布扬卡监狱。在饱尝了严刑拷打之后，他终于明白了布哈林等人之所以会招供的原因。狱中他反省自己战前被传讯，为德共党员哈根·弗里茨提供证词时曾怎样为开脱自己而煞费心机地玩弄文字游戏，其结果是“帮助把哈根打进了监狱”，多少次在应该也能够为保护战友和同志尽力时却因怯懦自私而止步……他看清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与他所憎恶的告密者之间并无质的差别。 透过主人公们的性格与际遇，《生存与命运》在相当的深度与广度上触及了三四十年代苏联的现实，尖锐地提出了一系列与千百万苏联人的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诸如肃反扩大化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伴随着战争的由防御转入进攻而迅速膨胀起来的大俄罗斯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普遍渴望，干部的腐败与官僚化，以及苏方被俘者们的悲剧命运，等等，从而展现出一幅阴郁而荒诞的图画。这幅画的背后搏动着作者的一颗热烈的心。 爱伦堡说，到五十岁，格罗斯曼依旧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最高纲领派”——对人，对岁月始终有着一种甚至带点儿病态的严格与执著。的确如爱伦堡所说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从理解他的创作，也无从理解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 《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曾愤激地评论道： 我们能不能、敢不敢把我们过去的(其实和今天也离得不远的)生活环境里的全部卑污描写出来？如果不透彻地揭示这种卑污，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谎言。据此我认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我国根本就没有文学。因为没有全部的真实就不是文学。 如果以《生存与命运》与四五十年代曾广为流行的那些写卫国战争的苏联文学作品相比，那最明显的区别正在于格罗斯曼在表现战时人们内心体验的同时，将其他许多作家回避和掩饰了的苏联社会生活的卑污的一面揭示了出来。雅姆鲍利斯基说，五十年来，“惟有他，才第一次说出了那场伟大而又可怕的战争的真实情况”。评论家安宁斯基说，“对于那不仅已从我们所经历的恐惧里走出，并且也已从我们关于那恐惧的记忆中走出的今天与明天的广大读者来说，《生存与命运》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格罗斯曼留下了一部将为人类长久记忆的书”。 《生存与命运》并不完美，最大的败笔在于它将斯大林与希特勒、将战时苏德两国、两党做了一番不慎重的简单类比，进而又将斯大林的错误与希特勒的罪行归诸一种“恶”，将那场战争说成是“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世界大战”，将那场战争的导因归结为德国和苏联“这相似的两极”的并存……作者的偏颇与当年苏联思想界的极度混乱是不无关联的。 仿佛诗人勃洛克说过这样的话：“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如此，《生存与命运》诞生后所遭遇的种种都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