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师，困惑者，刺猬与狐狸

　　大凡对学术、科学史有浓厚兴趣的人，很难抗拒“智力类型”这个话题的巨大吸引力。本世纪两个著名的“大右派”——柏林与哈耶克，亦对此有所阐发。柏林的思想来自三个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俄罗斯文学、犹太文化、牛津学术，其广为人知的小册子《刺猬与狐狸》的主旨本是讨论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要想透彻理解托尔斯泰，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是将托氏置于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英雄谱中，从而凸现、比较英雄之间的高下异同。这么一“比”，问题来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均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文学世界是何等不同！与此同时，他们的智力类型亦大相径庭。柏林把普希金类型叫“狐狸”——才气焕发，游刃有余地驾驭千差万别的各种想法，把陀氏类型叫“刺猬”——只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是如此深邃使得刺猬能借此洞悉不同现象背后统一的内在秩序。那么，托尔斯泰是哪种动物呢？这使柏林十分犯愁。大概是托氏太伟大了——或者套用高尔基拜见托尔斯泰之后的感慨，“他就是神”——“狐狸”与“刺猬”之分在他身上玩不转了。但柏林发现，用“刺猬——狐狸”牌望远镜透视人类文明史上的顶尖人物，还是挺有启发性的：歌德、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蛮像狐狸；但丁、奥古斯汀、柏拉图近于刺猬，如此等等。柏林本人呢？一般认为，他是只典型的狐狸。
　　哈耶克游历甚广，无论是论敌(如凯恩斯、兰格)还是师、友(如密塞斯、波普)，均不乏杰出人物。哈耶克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学者之间智力类型上的巨大差异，于一九七五年发表了《论两种智力类型》一文。哈耶克描绘的第一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是就某个学科无所不知的大师，其突出特点是好记性、博学及超群的领悟与表述能力。另外一种类型则是“困惑型”(“puzzler”or“muddler”)，善于并且只善于用自己独特的认知框架去把握、理解种种信息。经济学家圈里，哈耶克在他隶属的奥地利学派中推出庞巴维克与维塞尔分别作为“大师”与“困惑者”的代表。他自认为是“困惑型”，而早他十几年出自奥地利学派、而后基本上与奥地利学派分道扬镳的熊彼特则被哈耶克看做“大师”型的典型人物。依哈耶克的观察，困惑型大多学生时代拙于应付考试，世俗意义上不受欢迎，优点是独力思考，极富批判精神。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举出罗素、怀特海这对“冤家”作为大师(前者)、困惑者(后者)的另外一例，而且不无得意地援引大困惑者怀特海的名言：“思路晦涩实乃保持思想独立之前提。”顺带提一句，罗素与怀特海晚年曾相互嘲弄，罗素称比自己年长十岁的怀特海头脑已糊涂，怀特海则坚信已是老头儿的罗素思想上还是太稚嫩，尚未成熟。狐狸与刺猬关系之微妙于此可见一斑。考虑到众多“困惑者”求学经历上的不幸遭遇，哈耶克大力抨击现代教育体系“考分乃学生命根”的弊端；毕竟，科学史上许多精彩的篇章是由一些拙于应付考试的“笨牛”天才写就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师”与“困惑者”两个类型并无高下之分，他们只是不同。究竟诺依曼(本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个“超级狐狸”之一)和哥德尔(本世纪屈指可数的几个“超级刺猬”之一)谁更伟大？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上帝能回答。
　　依笔者之浅见，哈耶克对“困惑者”的分析大有阐发余地。依尼尔斯·玻尔的学生的回忆(不要忘记他的学生中有十几位获得诺贝尔奖)，玻尔对青年科学家的巨大吸引力不仅来自他不可思议的物理学直觉，亦与他引人发笑的“笨拙”劲头儿有关。他有时连看青年科学家热衷的好莱坞西部片都有障碍，觉得跟上电影情节挺吃力。狄拉克初访哥本哈根研究所时发现所里一片喧闹。原来，玻尔与学生们刚看完一部英雄不死(也不伤)的西部片，玻尔认为当个牛仔英雄轻而易举，他的心理学理论是：正是求生、自卫本能使得英雄掏枪——瞄准——射击的一连串动作十分敏捷；而先动坏心眼、举枪射击英雄的坏蛋们则无此优势。所以，只要英雄胳膊、神经没毛病，他就应该有后发优势、在坏蛋扣动扳机前干掉敌人。显然，玻尔的理论既有损“牛仔迷”们内心的英雄形象，亦与常理相悖。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以物理学家的看家本领解决问题：做个实验。他们上街买来玩具手枪，玻尔扮演牛仔，几个“牛仔迷”充当坏蛋。游戏规则是，牛仔玻尔不许先动手；谁身上一旦有粉笔头“子弹”留下的记号，即被裁判宣判“玩完”。妙不可言的是，玻尔是大赢家！不妨顺带提一下，玻尔亦有一个具有典型玻尔风格的分类方式，他将科学家分为“专家”型与“哲学家”型。“专家”一开始只对某些事情有所了解，渐渐地，他的研究兴趣越来越窄，越来越专……最后他对本专业无所不知，代价是此时他的专业已是空集。“哲学家”则相反，一开始也只是只对某些事情有所了解，渐渐地，兴趣越来越广，但对任何事儿的了解越来越少……最后他对所有事情都有所知，代价是他对任何事情的信息此时已是空集。有趣的是，海森堡晚年回忆自己的科学生涯时声称自己是“从索莫菲尔德(Sommerfield)那儿学数学，从玻恩(Born)学物理学，从玻尔那里学到的则是哲学”。
　　哈耶克写《论两种智力类型》一文时，并不知晓柏林的“狐狸-刺猬”说。事后，哈耶克意识到他的想法与柏林有些类似，但他拒不认为自己是只有一个伟大想法的刺猬。宪政经济学名家、“哈(耶克)学”的权威人物维克多·范伯哥(Victor Vanberg，目前任教于弗莱堡大学)则认为哈氏的理论虽则庞杂，但统领全局的主题则可归于规则与行为的交互作用。笔者在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乌里希·维特(Ulrich Witt，曾与哈耶克在弗莱堡大学同事多年)等人则倾向于以“理解文化演化”来概括哈耶克的学术抱负。笔者于“哈学”修行不深，只念过他的几本著作，就“类型”而论，印象是：这是一只貌似狐狸的刺猬。仅笔者之见，学术史上不乏天生是刺猬(狐狸)的料偏要当狐狸(刺猬)的杰出人物，哈耶克只是一例。
　　哈耶克在“类型”一文中认为，相对于“困惑者”，“大师型”往往是成功的教师。初看起来，这个说法似乎蛮有道理。但是，既然哈耶克写作“类型”一文的动机之一是想理解这种智力类型上的差异对于学术贡献的影响，“教师”就不应当局限为“传道、受业、解惑”的角色。优秀的科学家“教师”的核心角色毋宁说是让学生越来越“惑”、醉心于“惑”——深入科学处女地，体会探索未知世界的巨大快乐，而不是“解”惑。(“惑”都“解”完了，做学术岂不是乏味透顶的行当？)以哈耶克例举的芝大经济系的领袖人物维纳(Viner)与耐特(Knight)为例，哈耶克视维纳为“大师”型代表，耐特则为“困惑者”，维纳固然是非常成功的教师，耐特(布坎南、斯迪哥勒、弗里德曼之师)又何尝不是？与玻尔相比，爱因斯坦无疑是位大师型的人物，但玻尔在培育诺贝尔奖得主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要说拒绝带研究生的爱因斯坦无法比拟，亦令任何一位“大师”望尘莫及。
　　哈耶克的两种类型说与柏林的狐狸-刺猬说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哈耶克的“大师”(“困惑者”)等同于柏林的“狐狸”(“刺猬”)吗？非常粗略地讲，“狐狸”精于“广”，“刺猬”精于“深”。哈耶克的“大师”“深”度不够吗？我想，在哈耶克给出的“大师”名单中，读者想到的第一个反例大概是熊彼特。大凡啃过熊彼特的大部头作品的，除非自己是只了不起的刺猬兼狐狸，恐怕很难接受熊氏“深”度不够的说法。当代经济学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莫瑟·奥尔森(以其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的精辟分析出名)，一只道道地地的刺猬。他是“困惑者”还是“大师”？不易说清。另外一个例子是高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创始人之一)，一只了不起的狐狸，但他“困惑”的方式迷倒了多少人啊(一九九九年五月于塔洛克自亚历桑拿大学重返乔治-曼森大学之前，在亚历桑拿大学有一个纪念塔洛克的小型学术会议，有生物学家亦跑去直率地声称自己的科学研究受益于塔洛克的生物经济学著作)。哈耶克的分类标准并不同于柏林的标准；哈耶克拒不“对号入座”当刺猬大概有他十分深刻的道理。另外，无论是哈耶克的两种类型理论还是柏林的刺猬-狐狸说，只是两位大师试图理解人性的巨大努力的冰山一角，虽则俏皮而精彩，不可过于当真。大千世界，除刺猬、狐狸、活字典、木讷的智者以外，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动物呢。
　　事实上，聊“智力类型”这个题目，最有刺激性的并不是机械地在哈耶克的类型与柏林的动物之间找对应关系，也不是讨论类型于师生关系的意义。当然，最无聊的做法是把哈耶克与柏林“杂拌儿”，分出“大师型狐狸”、“困惑的狐狸”、“大师型刺猬”和“困惑的刺猬”四个类型。笔者认为，不跳出学者、科学家这个圈子，要想更好地在柏林-哈耶克意义上理解“智力类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岂能够在“智力类型”这个趣味盎然的题目上做沉闷繁冗的学理分析？或许我们可以在另外一篇小文中换个轻松愉快的方式来重新领略“类型”一说引发的无穷妙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