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

　　去年夏天逗留日本时，听说《读书》第八期发表了韩国白永瑞先生一篇关于东亚问题的文章，或许是地理位置的缘故，生出一种又远又近的奇特感觉。回国后找来拜读，那又远又近的感觉却又涌了出来。我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日本近代以来亚洲论述的历史脉络，但却疏于了解朝鲜半岛的思想资源；我非常希望知道，在全球化几乎成为一个先验命题的今天，东亚邻国的思想资源是否可以碰撞出我们自身的某些思考盲点；更何况那场以“大东亚共荣圈”命名的战争，使得日本人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复杂追求已成为东亚三国不得不共有的历史课题。对于东亚思想资源的漠视，在当今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首先表现为中国人对“二战”历史的肤浅态度。除掉感情上的纠葛之外，不能不承认对于日本与朝鲜半岛近代以来思想历程惊人的无知致使我们几乎无法正面清理这段复杂的历史。接近东亚的近邻，有时比接近遥远的欧美世界更为艰难，这或许是我读白文时那种复杂感觉的由来吧。
　　正如白文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东亚人几乎都被大国梦魇所缚”，在大国可以置换为强国的前提下，这个判断当然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仅就东亚三国而言，这大国梦也还是不均衡的：中国人的大国感觉伴随着地理上的实体感觉，而韩国人和日本人的大国感觉不伴有这样的实体性。讨论东亚视角，这种地理上的实体性不可小视，因为它潜在地引发着非常不同的问题意识。比如说，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最难以理解的怕是江户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正统不在它的发祥地而在朝鲜半岛。近代中国人似乎从未有过兴趣与邻居们争论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华”，不用说历史上以宗主国自居时的心态，即使在国民国家的框架里，“谁是中华”的问题也只能引起国人一笑。不仅仅因为它的越俎代庖性格，更是因为伴随着实体性地理感觉的大国心态和不伴随这种地理感觉的“经济大国”心态，这二者间是不能简单地以“大”为名划等号的。尽管高科技思维今天正在瓦解实体存在的意义，但人们似乎还没有达到看轻地理边界的地步。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中国人的地理感觉有助于我们关注东亚邻国所习惯而为中国人所陌生的思维方式。白永瑞先生提醒我们，包含着内在紧张关系的东亚视角或许可以为摆脱大国梦提供某种机遇，可是，问题的麻烦或许恰恰在于，东亚视角自身在某些历史情境之下其实也会成为大国梦的一种形态。假如我们真的把这些问题追究下去，那么将导致自身进入一种无法逃避的两难之境——假如东亚视角具有解构民族主义的功能，那么它以谁为中心、以什么为基础？在并不存在民族主义替代物而跨国资本又以“全球化”名义推进不平等经济关系之时，民族主义与东亚视角之间是否真的具有相互牵制的作用？我们既不能因此据守民族国家的单一框架，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复杂事实已经跨越了这个框架；又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对这个框架的否定，因为我们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替代物。
　　白文结尾说得好，“浮木”是不该背的。可是如果背上的不是浮木而是那个过了河越走越沉重的叫做“现代”的孩子呢？
　　有很多东西比浮木更难甩掉，比如历史。
　　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解释，近代日本的“脱亚”实际上是重新安排东亚国际关系中华夷秩序的一种形式而已。说白了，就是日本希图充当新的东亚秩序中的宗主国，取中国而代之。但是，滨下同时注意到了一个易于被语词的概念性所遮蔽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所谓华夷秩序理念，并非简单得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霸权”和“支配”关系。
　　滨下把朝贡秩序的特点归纳为三：一、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这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滨下武志冒了很大风险，因为他看上去有点像在给中国说好话。他的以广域经济圈为框架的地域史研究，很自觉地以解构绝对性的民族国家思考框架为目标。如果以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看待朝贡体系，显然会遮蔽滨下所揭示的这些重要的事实，把问题单纯地引向霸权与不平等；而滨下武志的论述却向我们展示了朝贡体系这一历史过程与抽象的“朝贡”概念所引起的近代式理解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首先在于是否把朝贡体系理解为霸权关系。滨下告诉我们以国家为前提的“地域政治学”并不能有效揭示地域性历史过程，并且进而试图描述东亚“近代”的内在历史连续性。他触及到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只有正视了朝贡体系上述特征，理解了历史上朝贡经济圈内对于华夷秩序理念的长期共有，我们才可以穿透西方式“近代”的外包装，理解何以历史上东亚的周边国家会在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期前后以取中华而代之的方式而不是对立于中华的方式寻找自我认同；何以中国这一历史上绵延几千年的古老帝国会在极其动荡的朝代更迭中以动态的方式保持它的“中华”凝聚力。不过即使如此，亚洲论述的两难之境对于滨下武志也是个避不开的难题，他终究要面对自己是一个现代日本人的事实。这个宿命使他不得不面对日本近代以来脱亚与兴亚的历史，背负他最希望躲开然而却不得不背负的那个叫做“现代”的孩子——民族国家建构与东亚国际关系为日本和东亚邻国带来的恩恩怨怨——用白永瑞先生的话说，就是构成这一地区的多样性主体之间的矛盾。而朝贡体系的论述，不言而喻，是无法圆满处理现代人在面对历史时的跨文化紧张感的。
　　今天，所谓亚洲研究渐渐变成了热门话题，尤其是那种拼盘式的、由几国学者联手的合作研究举不胜举。这种由专家的区域性知识组合而成的所谓亚洲研究已经受到了很多有识者的批判，比如美国的日裔学者酒井直树就尖锐地指出，当亚洲研究被视为由“中国研究”、“日本研究”等更小的地域政治学的指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体的时候，那不过是从属于国民国家内部均质性想像的研究而已。滨下武志也在他的著述中强调，已有的地域政治学以国家为前提且视野仅限于国家框架之内，这种方法忽视了地域政治学研究对象与国家统治对象在历史上的不一致。可以说，拼盘式的亚洲研究在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树上不具有任何原创性，它只不过以知识的形式强化已有的国民国家观念而已；对于亚洲某一个区域的知识，并不必然地把我们引向国别研究所遮蔽的问题。
　　但是，假如不想局限在这种似是而非的亚洲研究框架之中，面对的问题就更为复杂和艰难。最困难的问题是，假如亚洲论述不以国民国家为基础单位，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亚洲是理念还是实体，作为整体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在历史上，强调亚洲理念性和亚洲存在整体性的，主要是人文领域的知识人，而他们面对的课题主要是如何对抗各个层面西方霸权的问题；与此相对，人文色彩不那么浓厚的社会科学学者更关注“事实”，而率先否定亚洲作为一个基本思考单位的合理性的，也首先是这一类学者。五十年代末期，日本的生态史学者梅棹忠夫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的结论是亚洲这个前提根本就不具有意义。梅棹忠夫旅行西亚和南亚的时候听到当地人说“咱们都是亚洲人”的时候，觉得无论如何找不到感觉，那里的一切都与日本不同，他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建立这样一个海市蜃楼般的认同。不仅如此，他还进而强调亚洲内部的紧张关系和这种紧张关系隐含着的危险性，给强调亚洲理念性的思想史家们当头一瓢冷水。梅棹忠夫试图用反本质主义的“生活样式”来重新为世界确定格局，按照他的想法，决定差异的不是文化的本质而是文化的机能，也就是生活样态的差异；他完全化解了亚洲，重新划分了欧亚大陆的区域，把两端的西欧与日本划归为第一地域，把中间的部分称为第二地域。尽管他本人并非意在强调日本与西欧的一致性，但是这划分方式总是引起“日本优越论”的误读。梅棹本人曾经一度觉得很委屈，不过平心而论，这误读的责任在学理上也有他一份。
　　从开始主张文明生态史视角的时候，梅棹忠夫就自觉地站在了历史学尤其是思想史立场的对立面。在他眼里，历史不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研究，它只专注于某一个狭小地域和价值判断。因此，亚洲论述对抗西方价值建构主体性的积极面就被梅棹以偏颇为由消解了。这种使历史“零化”的方式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期的确给日本思想界吹进了一股新风，因为当时正是一些日本人重唱日本优越论老调的时候。可是梅棹却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并非靠着他对于历史的“零化”历史就真的成了零。在他的欧亚大陆两个地域的版图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两军对垒被知识分类遮盖了，所有的思想对抗都被一笔抹掉；但即使在后冷战时期的今天，谁又能说这种历史紧张不再存在？被文明生态史观所解构了的东西方对立图式，的确具有很多负面效应，但是在对抗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情境里，它仍然是个绕不过去的黑洞。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的确具有解毒功能，只不过这种解毒功能仅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现实层面，由于它无视那个黑洞，所引起的基本上只是副作用而已。不能一笔勾销的思想史问题，包括东亚内部的历史紧张关系，不可能简单地由地域史生态史的视角加以替代，这一点已经被事实所验证：当今日本知识界正热衷于“海洋国家”的论述，梅棹忠夫充分暴露了他无视历史紧张的弊端。他几乎毫无戒心地呼吁日本脱离与大陆的联结转而“面向海洋”，与太平洋诸岛国如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结成共同体；在日本国旗国歌法制化的问题引起东亚各国强烈反感的时候，梅棹的发言客观上一笔勾销了日本的亚洲责任。我不想简单地因此把梅棹忠夫划归为右翼知识人，相反，他的局限性具有意识形态以外的沉重意义：在今天地域史研究与解构国民国家的思维定势日趋强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因此轻视了历史紧张本身对我们宿命般的渗透？
　　曾经与滨下武志合作过的比较经济史学者川胜平太，也是海洋史观的积极倡导者。他的论述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负面效应已经引起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川胜在去年八月与梅棹忠夫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言时，呼吁建立西太平洋海域国家的经济文化联合体，取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文明思路。他甚至以简化的方式断言，通往近代文明之路，在历史上存在着经由海路的欧洲型与日本型两种。海洋史观本身并非右翼论述，而且即使是川胜平太这样貌似“日本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可以简单地视为右翼；要害问题在于日本早已有了一百余年“脱亚”的历史，那不是一段可以随意卸掉的浮木，尤其在“二战”的历史创伤尚在流血的时候，不清理这沉重的历史，如何离开大陆轻装入海？既然历史没有办法归零，川胜等人的姿态中隐含的新脱亚意识，又如何不使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亚洲论述之于我们，也具有同样的两难困境。假如把它看成可以超越近代国民国家的对立物，其实很容易遮蔽亚洲论述的危险性。假如国民国家的论述不能用简单归零的办法消解掉，那么，亚洲论述就很难绕过它而另起炉灶。梅棹忠夫与川胜平太从生态史和经济史方面所做的消解思想史内在紧张的尝试已经证明，这种绕道而行最终会以最简化的方式被纳入它试图无视的那个问题框架，从而被以最为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利用。早年的京都学派在“二战”中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亚洲论述，在它显示了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思考框架的可能性时，也就同时遮蔽了地域性合作中的不均衡力量对比关系，哪怕今天它是以经济面孔呈现的；于是，我们遇到了选择的两难：不可能在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经济立场与思想立场之间简单地二者择一，因为如此单纯的立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中国人自古以来习惯于以世界中心的立场来感觉地球。这种中心感被周边国家称之为“中华思想”。近代以来，世界中心的感觉淡化了，亚洲中心的意识并没有削弱。而冷战格局中两大阵营的对立，在后冷战格局中南北经济的对立，都使得所谓亚洲论述甚至东亚论述失去了立脚的根基，对于中国人来说，亚洲这一前提是否存在，似乎是个比梅棹忠夫的疑问更深重的问题。按照中国这样一个构成复杂的文明方式，中心意识不以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形态，而是相反，以我他不分的方式体现出来。中国人不谈亚洲，其实和韩国人不谈亚洲的历史脉络很不一样。白永瑞先生在文中指出，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所导致的无法超越具体国家界限的思维方式，是韩国不讨论亚洲的重要原因。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讨论亚洲却是因为中国在潜意识里被视为亚洲至少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不谈亚洲并非意味着脱亚，它恰恰意味着亚洲这一含糊其辞的所指被内在化了。白文呼吁要把韩半岛等作为周边国家纳入考虑范围，回应这一呼吁就意味着要摆脱历史上朝贡体系所遗留的宗主国心态，练习对等地与邻国相处。白文揭示的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在朝鲜引起的批判态度是很有趣的，在他的上下文中，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和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几乎没有本质差别：这至少意味着东亚邻国对于中国人视为正面理念的“关注弱小民族”的态度并非能够毫无保留地接受。这就又回到了那个棘手的问题：地理上的实体性所导致的大国心态，包括它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究竟能否与不具备该实体性的地域所沟通？假如不能沟通，我们该在何等程度上破除它，如何破除它？
　　正如韩国的知识分子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东亚邻国各自的问题在影响着整个东亚地区的命运。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韩国经济的推动力量，日美安全合作防卫指针的签订与冲绳美军基地存在方式的问题，难道仅仅是韩国和日本自身的课题吗？进一步说，日本的天皇制被视为日本人自身的问题，而以这种社会结构为模式的日本经济输出到亚洲各国包括我们中国大陆，以经济的方式渗透着天皇制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我们是否对此有足够的警惕？中国知识界急功近利地以日本为例大谈所谓“儒教与现代化”的时候，是否恰恰堵塞了接近现代日本社会真正问题的途径？韩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界之间尚未建立最基本的理解与沟通，民族主义情绪仍然阻碍着真正的一体感的形成，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隔膜所遮蔽的问题或许是令人吃惊的，它证明中国人隔着太平洋大声“说不”的时候，其实却默许着甚至同谋着身边那些按理最应该说不的现实问题。在中国人对于东亚邻国的漠视之后，隐藏着的不正是对于当今世界格局的片面化与表面化理解吗？
　　然而亚洲研究却似乎正在这种无知的前提下成为一个热起来的话题。尤其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出来打抱不平说东方知识界的社会想像力被殖了民的时候，亚洲论述就以“后殖民”的方式开始“全球化”了。但是亚洲论述是否因此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似乎还是个疑问。在近代史上中国人的亚洲论述虽然未能形成一条独立的线索，但是这方面的资源却并不匮乏；不过中国人视野里的亚洲想像，却很难与日本韩国的同类想像划等号。最大的差异，恐怕在于前者的中心感与后者的对抗感。今天必须面对的两难之境，在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强化着酒井直树所说的“内部/外部”的思维方式，一方面又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正面挑战；这种同时并举的形态使得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任何时候都无力和暧昧。亚洲论述，关键还不在于它是否能够成为对抗西方中心论的前提，在探讨亚洲和东亚哪一种概念更有助于揭示历史之前，恐怕更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在于，对于边界的强调和对于边界的简单瓦解同样会造成对于真正问题的回避。至少在面对社会科学学者消解思想史问题紧张度的努力和思想史学者过于理念化的亚洲论述时，我感觉到亚洲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直面这样的两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