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史家视野与问题意识

　　从五十年代末期至今，由于受到当代文学性质、苏联写作模式以及传统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形成了长期自觉遵循并难以突破的写作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是：集体写作、教科书性质、以作家与现实关系排定位置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方式进行的文学史写作。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是不能以个人研究成果来表达的，在对“个人化”、“个人主义”反复清理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成为无可选择的惟一形式。当然，这个“集体”也并不完全是某个特定的写作集体，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由于对当代文学性质的规约，决定了当代文学史对作家评价的尺度，即首先考虑他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贡献，他与现实构成的关系。这一写作模型不仅来源于苏联，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仿写。应该说，古代文学史由于历史的反复筛选，以及评价尺度的相对单纯，以作家论为基本内容是较为合理的，而且有断代史、文体史以及各种边缘性的研究作为补充，这一学科就显得充沛而丰富。当代文学史则不然，它的不确定性很强，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能由于政策和路线的变化，发生极大的改变，作家不断修改旧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实对创作所构成的制约关系。因此，当代文学史从对古代文学史仿写的角度而言，也是失败的。
　　洪子诚先生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可能由于教学的关系，他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有“史”的性质。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诗歌史》、《一九五六：百花齐放》等，都保持了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出版，应该说，洪子诚已经形成了他成熟的、个性独具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风格。在那本只有一百七十页的著作中，他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但由于是港版著作，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为数有限的学者之内。但从已发表的评论中得到证实，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更具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一九四九年十月或七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确立和强化，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叙述的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诸种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惟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这“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一位文学史家对“史实”的辨析能力。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触及或比它们更加深刻的。
　　当然，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阐释和“结构”，与他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掌握有关。在这部当代文学史中，他略去了大量不具有学术含量的材料，那些在同类著作反复述及的、耳熟能详的但又是“即时”性质的材料，被他有意“省略”了。而他着意钩沉和挖掘的，是潜隐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支配性的要素。也就是说，是那些构成体制、制度或支配文学生产的“思想”性材料。文学生产的机制问题，是当代文学史最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的揭示，必须有赖于“思想”性的材料。洪子诚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应该说是当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
　　洪子诚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文学史的“个人著作现在已经成为可能，但束缚文学史写作的观念问题是很复杂的”。这的确道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真实状况，不过，无论如何，熟悉这一学科的人都能感到，洪子诚的叙述方式，在突破这些束缚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一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