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现代理性主义者的悲歌

　　《曾在天涯》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高力伟数年北美生活经历。在我看来小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意义追寻和价值选择中无所适从的境况，因而是一部关于当代知识者自我角色定位的作品。小说给读者最强烈的感觉是敏锐的时空意识，这是小说精神链条的逻辑和情感起点。高力伟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将自我意识置放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下，来眺望自我人生。现代知识分子的时空想像，因其理性主义色彩而具有透辟性和清晰性。时空视域无限性在心理上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自我位置的确定。时空想像越是清晰，就越是意识到自我渺若微尘，对世界无能为力。这种自我位置的确认，使个体生命的意义有限性洞若观火。这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充满悲剧感的生命重击。科学的理性精神使人们的视域成百倍地扩大了，而分工的精细使个人越来越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局部性难以成为作出现世牺牲的充分理由。有限性不动声色却坚定不移地规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前提，这不是他们愿意或不愿意所能做出的选择，而是不论意愿如何都必须接受的生命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始终充溢着一种悲凉的情绪基调。
　　有限性推动人们走向对意义的质疑，“意义”是小说的关键词。高力伟形象的价值，在于他是一个具有现代理性意识的意义追问者与审视者。在传统的观念中，责任感是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自我命名，以个人的现世需求为半径划出一个意义圈是不可想像的。但这种角色定位在当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既然自我对世界无能为力，为承担责任做出的牺牲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对于意义的理性主义追问，导致了形而上意义的取消。意义的预设总具有信仰主义的因子，没有什么意义禁得起理性的终极追问。意义的危机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理性启蒙主义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而时空启蒙是最深刻的动因。乌托邦被摧毁了，终极目标消逝了，高力伟们的价值视野中只剩下了个体的暂时性生存。这是高力伟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艰难而严峻的选择：如果将个体生存当作价值本位和终极意义，他又如何获得精神家园？可他如果试图突破个人视域，他又到哪里去寻找禁得起理性确证的目标，并为之做出牺牲？在这个乌托邦想像式微的时代，自我牺牲也失去了充分的依据。最后的结论似乎是，自我生存的过程性就是惟一真实的价值。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的精神痛苦，他们在个体生存角色和历史责任角色之间徘徊而无所适从。现代理性主义以启蒙的姿态摧毁了一切原有的终极价值，却无法提供新的终极价值，为信仰主义的逆向启蒙留下了精神空间。
　　高力伟以理性的姿态追问意义，却无法找到结论，找到信仰，因而也无法摆脱生命的悲凉感。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姿态：他们向往形而上的价值，却不能以信仰主义的态度接受不经理性确证的形而上的价值。当理性主义者以骄傲的姿态宣布自己的最后胜利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价值的悬崖上，眼前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现代理性主义者没有形而上的信仰，这对于有神性的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悲哀的结论。小说指涉的精神命题，是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生活的一个基本命题。理性主义在摧毁了一切形而上价值之后就宣布了意义乐观主义的终结，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精神绝路。对于超越性意义，理性主义要求确证，而信仰主义则只要求情感性认同。高力伟们抛弃了信仰主义之后，就成为了哲学层面的意义虚无主义者，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生存个体”。这是小说主义公的痛苦，也是作者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曾在天涯》的价值，高力伟形象的价值，是关于意义的反省。高力伟的心路历程是一个理性的意义审视者和追问者的失败记录。高力伟们的痛苦，现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就在于他们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主义者。
　　(《曾在天涯》，阎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