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拒斥与变异：中国异端的意义

　　张鸣先生在《被燎掉的大胡子》(《读书》一九九九年六期)一文中强调晚清教案的政治因素，认为文化冲突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因为“在基本文化因素并没有根本改变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却会以惊人速度扩张”。这表明张鸣先生对当代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状况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教会发展较快，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出现，使中国基督教的传道进入鼎盛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基督教异端也进入了空前活跃期。目前，较为著名的中国异端教派是：“重生派(全范围)”、“灵灵教”、“三班仆人”、“呼喊派”、“被立王”、“东方闪电”、“门徒会”等，在农村，80%以上的基督教会均为异端和极端教派。深入研究上述异端教派的释经方法、信仰语体以及神学旨趣就会发现，中国异端信仰并非基督信仰的一般性改正和修正。事实上，中国异端信仰是汉语言结构中所蕴涵的世界观模式假借基督教信仰文本(《圣经》)和崇拜形式，对基督教在华土传播做出的新的抵御形态。
　　基督教来华之初，为了更好地切入汉语语境，把God翻译成“神”或“上帝”就留下了危机，因为它客观地强调了《圣经》所启示的“神”和汉语言文化中所表述的“神”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一、他们都存在于另一维度；二、他们都具有超人的能力；三、他们都需要人的敬拜，并帮助敬拜他们的人。中国异端对基督的认信大多停留在上述三点。在考证太平天国所谓基督教信仰时又指出，所谓“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无非是改头换面的中国巫术在基督教旗帜下的重新集结，认为：“至信者升天，不信者落地狱之说，是基督教之皮毛，非要旨也。在当时正宗的宣教士，早已有使基督教观念与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沟通合流之倾向”。
　　正如禅宗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来勾销印度佛学一样，中国异端也用“灵意”释经的方式解构基督教基本信理。例如，基督信仰的“三位一体”神学其深刻性是毋庸置疑的，圣子的显现，圣文的超然和圣灵的当下性，构成了有限与无限的联结，这一架构不仅完成了基督信仰的实在和丰富，也奠基了指向彼岸的价值情怀。对于“三位一体”神学，中国异端的失语是无法掩饰的，异端信仰难以接受“三位一体”的超验性，力图在此岸之境给出答案，首先做出这一尝试的是洪秀全，他把“三位一体”建构成具有中国农村情调的欢乐大家庭：耶稣基督和他本人以及杨秀清“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者，三位是父子一脉亲”。当代中国异端显然意识到了这一轻率冒险的严重性后果，对“三位一体”神学采取了回避和淡化的叙述方略，在他们的著作和讲道中虽然也出现“神”、“基督”、“圣灵”等词语，但是三个概念重叠为同一实体，均指向这些异端教派的领袖。中国异端必须完成从超验神学向经验神学的过渡，将基督信仰的神圣维度转换为以汉语言文化观念为背景的原始巫术的世俗维度(马克思·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中不乏巫术基因)，包括圣灵感孕、道成肉身以及末世论等信仰内容到叙述语体的彻底异化。甚至中国异端的“天国”观，其实质也无非是儒学经典《礼运》、《大同》的内容。可以这样去认识问题：中国异端所揭示的才是汉语言文化中最为本真的东西，它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和耐力，这是理解中国精神文明的匙钥，是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叙事中始终突出的一个强音，谁能于此竭力突破聋聩，谁就能听到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另外，关于晚清教案中的文化因素，只要注意一下咸丰、同治两朝的民间反基督言论，包括当时深知外情、精通西学和洋务的学者如夏燮、魏源、丁日昌、冯桂芬等人对基督教的攻讦，有些问题还是能够看清楚的。特别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异端的出现，表明自明清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困境并无多少改观，这场“文化之战”(曾国藩语)的深刻性和意义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包括科学家和传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