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考的前提

　　在二十一世纪，除非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在亚洲地区发挥创造和平生存环境的部分作用，否则日本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是没有出路的。作为一个持此看法的人，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我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此，我并不想从“中国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讨论：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人是这样一群人，诸如此类的答案并不存在。但是这还不是惟一的理由。在我们与中国相遇的时候，上面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有所助益，不如说它遮蔽的东西更多。相反，应该如何面对中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态？这种“主体性”问题才是勾画中国认识内涵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如何认识的问题，它也关涉到对他者的认识的一般性结构。因此，在本文里，与其说是讨论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不如说它首先不得不面对的却是我们日本人在处理这种题目的时候显示出来的知识结构的问题。
　　战争在人类集团所结成的关系中是最为激烈的关系，然而在日本，我总觉得即使是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日中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也经常采取非历史和非政治的态度。也即是说，归根到底，对于日本的侵略，他们的判断往往是建立在日本侵略的不正当性、残酷性方面，建立在违反人性的犯罪、或者人道和道义上的犯罪这样的层面上。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就战争问题而言，它包含着仅仅从上述层面无法穷尽的复杂历史性与政治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日本人在“与中国相遇”的时候常常失败，不正意味着我们常常失败于对于上述情况的不自觉吗？可以说，这正是我们的理论构造一直有着流于抽象(亦即流于非历史、非政治)的弱点的明显证据。我之所以写作此文，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揭示这一点。对此，我打算从两个方面切入并进行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研究者、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官方数字“三十万人”所表示的态度。在此，我不可能以简短的篇幅来正面处理如此重大的事件，如上所述，我仅仅是为了指出日本人知识结构的问题所在，在必要范围内涉及这一事件。
　　众所周知，在日本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尽量使死难者数字接近乌有的反动知识分子。与此相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尊重中国的官方见解，使用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方法，尽可能地接近中国提出的数字。把这种态度视为反省和良心的体现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不少研究者、评论家则认为中国的官方数字是“夸大”的，不过他们仍然认为这对于被害者一方的中国来说是不得已的事情，无论数字是多少，总之大屠杀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上述无论哪一种态度，都偏离了应该作为问题加以把握的要点。
　　拘泥于牺牲者的数字、不断地反复计算的做法，无论出于何等善意，都遮蔽了更重要的、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应该看到，被确认的数字之间有很大距离，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在人们意识中制造所有的数字都不值得信赖的印象。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不仅如此，上述无论哪种态度，都潜在地具有一个共通的有问题的前提，它的共通性甚至超过了这些态度彼此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连死难者数字这一必须“客观地(学术地)”进行考察的对象也变成了政治工具。我们常常听到的有关“日中之间对此问题还处在政治阶段，如果在欧美的学者那里，就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之类的说法，就属于这种想法的变种(当然也有真那么认为的欧美人)。对于这种看法，我认为它的根源在于从“分裂的意识”中看到现代性本质的黑格尔主义的叙事框架，在于“落后的中国”这一意识。这一暗含了一定的历史性和政治性结构的意识，使得与所有他者的相遇不再可能。“落后国家(前现代国家)”与“发达国家(现代国家)”不可能结成平等关系；更有甚者，前者为后者所指导毋宁说是为人所期待的事情。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所有的侵略与殖民地化都获得了正当性。这一意识结构在围绕着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中仍然顽固地存续着。
　　那么，在与这种意识结构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会如何呈现呢？中国的“三十万人”的数字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但是显而易见，不能把这种政治性与所谓“政治工具”情况下的“政治”混为一谈。政治与学术相区别这一看法不过是观念而已。认为这种区别可以一般性地成立的想法，是由于某种历史的透视方式潜在地成了前提。就毫无自觉地漠视这一前提而谈论政治与学术的区别这一点而言，日本人知识结构的抽象性暴露得极其充分。这一中国的“政治性行为”的意义如果被放在它的历史具体性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显然是为了回应日本方面已经存在着的“政治性行为”，是为了与其对抗而产生的。日本政府作为国家，虽然一般性地重复着“道歉与反省”的姿态，但是却一次也没有对于“南京大屠杀”进行正式的承认。不仅如此，在政府阁僚和国会议员中，屡屡出现“虚幻论者”(认为对中国的侵略罪行是不存在的人)和认为(侵华罪行)“毕竟不过是稍微有些过火的战斗行为而已”的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而且，将这些“记忆的暗杀者”置于日本国家政治中枢的状况，也显示了日本现行体制的基本结构：看上去完全没有预谋，没有暗示，但是却能够让那些人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在另一方面，这也显示着日本的普通人对于这样的现状是如何的无动于衷。这就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正在实行着的“政治行为”。我认为，中国方面绝不肯对于“三十万人”这一牺牲者数字让步，正是对于日本方面政治行为的正确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行为。
　　日本的研究者，如果试图与中国的研究者就南京大屠杀进行“学术性”讨论，那么，在感觉中国的官方见解是“政治性的”之前(它当然应该是政治性的)，首先必须获得自身的政治主体性，以毫无保留的态度批判本国政府以及多数国民对于这一问题所显示的不负责任和迟钝的“政治态度”，并敦促政府建立能够追究国家政治中“记忆的暗杀者”们责任的制度，这难道不是“学术的”态度得以成立的必要的政治条件吗？不如此，“三十万人”这样一个数字如何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不理解这一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却想入非非地做出“学术的领域”可以独立于政治的场域之外的样子，这种情况用我前面说过的话再表述一遍，就是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抽象性。不过，这样的问题不仅仅限于与中国的关系，在与欧美进行的知识性对话时，毫无疑问，也需要拥有形态不同但是同样成熟的政治主体性。这是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同样的抽象意识结构是以相反的方向形成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我试图具体地思考中国革命与日本的侵略战争之间的关系时，我进一步注意到，日本的学术界里一向是把中国革命的研究与日本近代史研究分开进行，而且，当我思考这样一种现象所包含的意义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这里面也呈现了日本人知识结构的问题所在。
　　把近代的日中关系视为一个“相互缠绕的历史”(E.赛义德)这一视角，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过去的帝国主义与今天继承着这笔“遗产”的历史现实，也正要求这样的视角。日本最迟在一八九四年以降，在中国大陆作为帝国主义国家为所欲为，特别是一九一一年以降，乘中国革命(以形成近代统一国家和创造近代国民为宗旨的运动)所带来的混乱，侵入中国社会内部。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被侵略一方自不待言，对于侵略的一方其实也造成了深深的印记。这是今天的后殖民研究的成果之一。只要帝国主义也是人的实践，在他们创造出来的现代日本内部，包含这一侵略在内的与近代中国的“遭遇”的痕迹，就会处处存在着。恐怕在今天的中国，与日本的“遭遇”的痕迹也必定是无所不在的。换言之，近代日本的结构是在自己的内部以一种无法区分的形式包容着中国这样一个他者，同时又不得不在中国这个他者之中确立自己的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恐怕也可以在近代中国的结构中看到。
　　为了不偏离论题，我把话题限定在了中国与日本的范围之内，其实在这一“相互缠绕的历史”之中，也当然包含着被日本殖民地化了的地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域。在日本内部镌刻着的亚洲、在亚洲诸地域中镌刻着的日本，这一帝国主义的遗产构成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所有地域的生存条件。改变中国革命的研究与日本近代史的研究井水不犯河水的状况，进而超越日本近代史和亚洲近代史研究的断层，创造出亚洲的包含帝国主义文化史和精神史层面在内的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但是，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日本的历史学并未提供整体上把握这一“相互缠绕的历史”的途径。妨碍着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研究者认识的，仍然是前面所提到的“中国落后”的意识。由于“先进社会”不可能从“落后社会”那里接受影响，就不会产生“相互缠绕”。岂止如此，一旦黑格尔主义的近代意识被内在化了，就发生了这样的颠倒：连日本的侵略性在能动性方面也被赋予了“发达的近代性”表象，被“牺牲者化”了的中国，在被动性意义上就被赋予了“落后”的表象。在这样的意识结构的深处，就连“相互缠绕的历史”也往往被偷梁换柱，被用来证明帝国主义愿望的合理性，比如说日本的侵略促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掌握了农村根据地等等(在此要注意的是，在表象层面日本的被赋予能动性而中国则呈现了被动性。不过我希望申明，这个问题是与如何思考今天的帝国主义遗产的理论问题相关的，不能把它仅仅理解为机械的因果论问题)。
　　如上所述，日本人在遭遇中国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这一近代特有的地域政治学的意识结构，我之所以在此言及“相互缠绕的历史”这一视角，是因为我认为这一视角具有使这种意识结构相对化的可能性。当然，如上所述，就连这个视角也有可能被近代性的意识结构所解体。但是尽管如此，毕竟只有这一“相互缠绕的历史”视角能够使“先进”、“落后”这类近代时间性相对化，开放另外一个时间性——共时性——的世界。
　　不过，这种揭示“相互缠绕的历史”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由日本的知识人与研究者单独完成的。中国的研究者和知识分子也有必要认识到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不仅与日本、而且与亚洲其他诸地域之间的“相互缠绕的历史”，为了揭示它的整体形态，而与包含日本在内的亚洲知识分子一同协作。
　　(附记：本文从杨大庆发表在《思想》890号的论文《对于历史家的挑战》中所受教益甚多，特此致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稿于东京，二○○○年一月改定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