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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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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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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回译的困惑
栏目短长书
作者朱徽
期数2003年11期
  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的译著,一些译者在回译专有名词(如人名书名等)时出现错误,有的错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如果译文未附原文,常使读者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云;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更是误导。
  翻译专有名词时,“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是翻译界遵从的两条准则。如首都“北京”从Peking改称Beijing是“名从主人”,但“北京大学”至今仍作Peking University则是“约定俗成”。说到人名翻译,在一般情况下,汉译以英文出现的西人姓名,使用《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之类的工具书比较稳妥。然而,对一些有特殊意义和背景的人名,则应注意遵守上述两条准则。如果惟工具书是译,那么,人所熟知的“白求恩”(按“约定俗成”译自Norman Bethune)变成“诺尔曼·贝修恩”,使“白大夫”失了依据;中美关系史上的名人“司徒雷登”(按“名从主人”译自Leighton Stuart,是“主人”认可和使用的中文名字)变成“莱登·斯图亚特”,则又如何能让读者识得?西方汉学家大多有自己的中文姓名,并且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这类经过汉化的西人姓名往往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如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Stephen Owen的中文名是“宇文所安”,据他解释,其中文复姓“宇文”和他的原姓Owen音相近,而“所安”是取自他喜欢的一句《论语》:“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参见《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111页),如果译者知道这些,便不会轻易将其姓名仅按工具书译成“斯蒂芬·欧文”,其中国文化色彩的缺损令人遗憾。在一些译著中,由于没有遵守上述两条准则,这类错误比比皆是。如James Legge是人所熟知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但常被译成“詹姆斯·雷格”,使读者茫然;又如: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不译作“约翰·金·费厄班克”,Hans Frankel(傅汉思)不译作“汉斯·弗兰克尔”,James R.Hightower(海陶玮)不译作“詹姆斯·海涛华”,Adele A.Rickett(李又安)不译作“A.A.日凯特”,Richard J.Lynn(林理彰)不译作“理查德·林恩”,Craig Fisk(费维廉)不译作“费斯克”,David T.Roy(芮效卫)不译作“戴维·罗伊”等等。要准确掌握西方汉学家的中文姓名,最好是多读多记,目前似乎舍此别无良方。我们期待着一种全面系统、分专业门类、翔实可靠的《西方汉学家名录》之类的工具书出现。如果学界已经有人在做此工作,那真是译界福音。
  西方的华裔学者大多既有中文姓名,也有西文姓名。译者在翻译华裔学者的姓名时应遵从“名从主人”的准则。如Fransois Cheng是著名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他是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因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艺术成就卓著而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外译汉时应回译为“程抱一”,但在有些译著中是“程纪贤”或“弗朗索瓦·程”,甚至“弗朗索瓦·郑”,让程先生改姓“郑”了等。在不明就里的读者看来,是四位不同的人物,引起混乱。在译著中这类例子很多,如James J.Y.Liu(刘若愚)不译作“詹姆斯·刘”,Eugene Chen Eoyang(欧阳祯)不译成“尤金·欧阳”,Philip Sun(孙述宇)不译作“菲立普·孙”,Achilles Fang(方志彤)不译作“阿基利斯·方”,William Tay(郑树森)不译作“威廉·特伊”,Chen Shih-hsiang(陈世骧)不译作“陈史湘”等。
  在译著中常常引用多种典籍,其中有些是人所熟知的。但有些译者还是在回译时出了问题。如当代美国汉学家,Burton Watson(伯顿·华岑)译过多种中国典籍,司马迁的《史记》即是其中之一,有译者把华岑笔下的The Historical Records(《史记》)译成《历史的记录》是完全错误的,何况原文正是谈司马迁及其作品,还举出了《史记》中的一些篇目。又如美国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 Mather)英译《世说新语》作Shin-shuo Hsin-yu: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汉语回译时以“名从主人”用原书名为妥,但有译者回译成“理察德·马瑟翻译的《世说新语:对世界神话进行的新的解释》”,其中的蛇足部分不像书名,有悖原作主旨,反倒把中国读者弄糊涂了;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英译屈原《楚辞》为Ch'u Tz’u:The Song of the South,有译者据此回译成《南方之歌》。中国读者很难想像,屈原曾经写过题为《南方之歌》的不朽诗篇?还有译者将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的论文On“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论“鸳鸯蝴蝶”派)译成“关于‘满洲鸭子和蝴蝶’”,让人啼笑皆非。无独有偶,The Golden Treasury是最著名的英诗选本之一,在英语世界的普及面和知名度,犹如中文世界的《唐诗三百首》,有译者不知道这是译界通译,人所熟知的《英诗金库》,而将其译为《黄金宝藏》,读者对这一“最著名的英诗选本”竟茫然不知。
  这类著述因涉及面广,专名人名多,又跨东方西方文化,翻译时自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期望译者(尤其是青年译者)以踏实谨慎的态度,努力扩展视野,增进自身的学术修养,也希望审校者和编辑负起责任,把好关口,保证译著质量,切莫让读者陷在五里雾中苦苦挣扎。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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