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人早已见到

　　阅读了钱理群先生《“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读书》，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以后，受到的震动是难以言表的。他的文章使我想起了自己所做过的“大义灭亲”之举，真是突破了“底线”的禽兽之举了！近读欧阳修的散文，才知道这样的“大义灭亲”是连禽兽都不如的。读他的《新五代史·一行传》：“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再读他的《晋家人传》：“……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看到此，赧然汗出，精神恍惚，既而热泪盈眶，进至于号啕矣。禽兽有互相残杀之举，却并没有发表宣言、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出众；而我们人类有时却要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把丑恶掩藏起来。可怕的是，我在十三岁时就加入了“大义灭亲”的行动。
　　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最严重的等级，被开除了公职的。现在回想起来，他当了右派，真是不可思议：一个讲解、赞美黄继光、邱少云的人，一个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反复阅读、并从中寻找教育子女真谛的人，一个见到子女写了做好事(而其实并未真做)的作文而给以严肃批评并一定要找老师交换意见的人，竟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父亲当时想不通，准备找中央去告状，而当他看到人民日报社论时，决定不再上告；但他一直否认自己是在从事反党活动。为此，他当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母亲回忆，在众多人参加的批斗会上，群众奉劝他承认错误、悬崖勒马，问他还要不要妻子与孩子时，他回答说：“可以不要！”于是他被送到了北大荒，不久又被送回家——他那时已犯了严重的肺病，离死期不远了。记得他总是不断地吐血，后来就死在家中。母亲曾问他有何遗言，他说道：“我的事情，早晚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又说道：“儿子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将来老了，一定要跟闺女过。”
　　他的关于自己之事会水落石出的遗言，终于没有落空。一九七九年，他所在的长辛店铁路中学来人到我家，通知了为他平反的消息；而他的关于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的判断，真如古人所说“知子莫如父”了。
　　我的父亲，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小时我最爱他。他总是在假期带我们出去玩。院子中所有的孩子一见到他，都会欢呼的。他被送往北大荒以后，我们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记得一天晚上，一个满脸浮肿、衣衫褴褛的男人突然走进我家。他站在我们面前，一言不发。全家愕然。是我第一个认出了这正是我的父亲。现在清晰记得当时自己抱住了他，号啕大哭起来——那时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我一直不知他这几年为什么不回家，只觉得他十分可怜。有时同学给我一块火烧或是什么好吃的(那时吃点白面就感觉十分好了)，我总是带回家给他吃。他则用很坚定的语调告诉我，不要给他带什么吃的。上了中学以后，我开始变得有些忧郁起来。因为我开始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的孩子，与其他同学不一样。我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出身问题，总入不了团。而要加入共青团，按照当时的要求，就要与家庭坚决划清界限，背叛反动家庭。为了入团，我积极向团组织靠拢，写了入团申请书。然后开始了对父母(母亲也曾是右派)的背叛。我让他们彻底交代反党言行，对他们的态度开始严厉，最后甚至不叫爸爸了。家里的空气一直是那么紧张，有时发生严重的对峙。校方对我的行动自然是十分满意，但也曾对我不叫父亲的做法提出了劝告。老师对我说，背叛家庭主要是在思想上划清界限，你总不能否认你的儿子身份。但由于我的冷酷，父子的关系始终没有缓解。我有时偷眼看去：一向很坚毅的父亲脸上淌着泪珠。现在回想起来，他被全校员工批斗时一定没有掉泪，在北大荒劳动教养时也肯定不会掉泪，但他在儿子的反叛面前掉泪了。他在我面前显得很无奈，但我隐隐感到，他也许并不十分恨我；我的反叛行动，对他的精神是致命的一击，加速了他的死亡进程。
　　在我加入共青团后，父亲也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吐着血，大口大口的。家里太穷，无钱送到医院，就在一个清冷的夜晚，他终于在不断的吐血中，倒在了地上。那时家里只有母亲和我。我与母亲共同给他换好衣服，看着他那骷髅般的尸体，心里没有悲哀，却仿佛有点恐惧。
　　现在我俨然已成为了一个大学教师，在讲课的时候，不免触及到古人的人伦之情、天伦之乐。在说起这类情感时，总好像有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感觉，接触不到那滚烫的内核。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能用不认父亲的手段换得了自己的虚荣心的满足、“事业”的发展，在我的心中，当然也就不会充分拥有这人类最宝贵、最淳厚的一种情感了。
　　回味欧阳修的“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的话，除赧然号啕之外，还深深感到古人的尖锐，一针见血。一个人不认父母，那他就不仅失去了人性，而且真是连禽兽都不如了。现在再来回味欧阳公的“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这一段话，又让我想起自己有时偷看父亲当时的泪眼，这不说明我的不忍之心还未泯灭吗？而这一切又不过证明了我是大伪之人罢了！而我，怎么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年纪就会做大伪之事呢？现在回忆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其实早已有两种东西在冲突。一方面，我对党报社论深信不疑：父母确实是反党分子；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不大像。每当我产生了他们不大像的感觉时，就因为自己立场不坚定而生惭愧之心，而与他们彻底决裂的心情就更加坚定。我之所以最终对家庭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也许并不是像我当时想像的是对党或真理的忠诚，而是潜藏在潜意识中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掩饰着我们真正的动机，而把它说成是高尚的东西。
　　再过几个月，我就五十岁了。这些天来，总被一种异常沉重的思绪所困扰。看到欧阳修对五代世风的批评，经常独自一人痛哭而不能自已。我从来也没有如此长久地痛哭过。记得在给中学的小伙伴做背叛家庭的“报告”时，我骄傲地对他们说自己怎样在父亲死后没有掉一滴眼泪，还赢得了一位学校领导的喝彩。现在的这种长久不能散去的痛苦，也许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一种报应吧。我常叹服中国古代文化中表现出的真知与智慧，现在偶读欧阳公之文，又一次惊叹古人眼光的锐利、思想的犀利。在思想混乱的时代里，总会有丑陋的事情发生。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丑角，这真是一大悲哀。
　　父亲去了，带着遗憾去了，他走时才四十二岁。他曾对母亲说，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才，可谓志向远矣。他是无声无息地走的。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没有名气，没有朋友，但他真实，即使孤立一人，也不说违心的话。若和我现在的安宁生活与副教授的职业相比，他不及多了；而若说做人，他问心无愧，敢做敢当，是一个真人，足以使我永远匍匐在他的脚下。今天，自己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驱使下，写下这一篇文字，以告世人，还历史真相；同时也告罪父亲，以诉无穷悔恨。当然，这些文字对父亲来说真是多余的——因为他早已留下遗言——他的事情早晚会水落石出；因为他纵使再重新遭受世人与亲子的唾弃，他也决不会改变他的傲骨。
　　欧阳公所言的“子弑其父”的时代，还会重演吗？救救父亲，还有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