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文学刊的改进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特区(下称特区)的大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基本上沿用英文。从对这个现实的反思中，笔者有感中文学刊必须在某些技术方面赶上和超前西方。这个观点并不局限于特区。
　　特区的所有大学，均由政府资助。大学教员的聘任与升迁的客观条件之一，是经裁判审评而取录的英文学术期刊论文与书籍的数量和质量。而某所大学某一院系所获拨款多寡(这直接影响教席数目)，正是以该院系每位教员生产的英文刊物论文与其他大学对等院系者的比率定夺。因为年来政府拨款愈发紧张，所以各院系的领导人便加紧催促教员生产英文文章及书本，通过认可的国际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发表。上述所谓“质量”与“认可”者，主要以英美大学标准量度。不能满足生产指标者，合约中止是一个可预计的“对纳税人负责”的后果。
　　在中文刊物发表研究分析文章，在大陆是理所当然的，在香港却引起许多争议。原因是非用英文写出的文章，高下与价值不能为指定委员会评定。虽然支持用中文发表学术研究，不等于放弃生产英文学术文章，反对的理由却有很多。以私利出发的理由包括一些本身看不懂亦写不出中文者和恐慌丧失自己相对的语言优势者。政治恐慌驱动的理由是放弃英文便不能确保一国两制。真正成立的客观理由是参与英文世界，可以维持香港各所大学的国际性格和科技水平。所以，在英文刊物发表文章，是符合特区和国家利益的。这个理由的社会知识论显而易见。当代英语使用系统，亦是领先世界权力、军力、知识与科技的核心。若我们理解为何唐朝时亚洲通行国际学术文字是华文，我们便好像自然要接受英文为先的概念。
　　但是，对于如我等一般的特区大学华人教师来说，就算排除了“民族感情、自尊”的感性因素，又如何能忽略了以下的另一个客观考虑呢？这考虑是，人类的大多数是中国人，而且很多以特区政策和社会为研究领域的对象，本身正是日常使用华语者。况且特区政府已推行中小学“母语教学”，而大学又已放弃殖民时代的“精英制”，而采用普及方向，那么惯用中文的学生与沿用英文写作教学的教师之间的媒介矛盾，又如何去统一呢？无可否认，中文学刊和书本肯定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不可能长期被摒诸学术评审委员会的门外。上述分析，根本上并无兼顾如民族感情、文采等感性、政治及文化等难以估计的因素。不能估计不应等同不能存在。
　　其实，我们只要环顾英语世界以外的强国和非强国，不难发现她们均有相当数量足可以为荣的母语学报和书本。除非我们放弃了中国也可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理想，我们难以认同中文学刊文章不可以做学术评审之说。至于文章是否有足够水准，则作别说。但道理是，若我们永不注重这些文章，它们永远不能进步。以英文研究谈论唐诗，又怎能胜于运用中文呢？外国真正的中国通，又怎能不懂中文呢？
　　现有的中文学术刊物和有潜力成为学术刊物的印刷品，要整体地追上英文系统学刊的重点有三，即(一)正式的裁判报告与发表人答辩的制度；(二)文章或报告发表人身份的确立；和(三)划一、严谨和方便的资讯快速搜寻的格式。
　　以英语学术期刊为例，其编辑委员会会把投稿者文章以不记名方式分送数名不署名裁判者审阅和做报告，然后才决定通过刊印该文章与否。这个制度本身有一个潜在的偏见，便是被委任的裁判人比投稿者水平高，理由是他们都是某研究领域通过类似过程曾发表文章的高手。若他们的报告均认为投稿人文章不可取，那么投稿者便要另觅其他学刊。笔者认为，编委应容许并要求投稿人对裁判人报告做正式答辩，然后由他们做出独立的判断。很多时候，西方的经典学说，均不是通过学刊的评审游戏，而是透过较有包容性的出版社以专书形式发表的。哈耶克的名著《自由秩序原理》(一九六○)便是一个好例子。
　　另外一个要点，是作者身份的处理。很多内地刊行的中文科学报告，均按集体领导和负责的原则，把文章归机构所有，或归于数十人的名下。西方类似研究报告，却多以一至四人之名刊出。为了方便作者索引和加强研究最终领导的责任感，刊物应尽量列出一名负责人。这并非否定集体的贡献，因为其他参与者的名字亦在刊物中列出。这建议省却了索引该等文章作者群的烦恼。
　　本文重点所在正是格式。很多特区可以接触的中文学刊和相当刊物，均没有一套严格、完善、利于资讯分类和寻找且划一的格式。所强调的，并非公式化本身，而是建立有利于降低寻找资讯费用和促进以中文为媒介的资料库建立的制度。很多对大专学生有利的中文刊物，包括政府印刷品，竟然没有出版日期、版次、名词或名字索引，而参考文献的资料也残缺不全，注脚资料来源基本细节(如页码)不足。而很多商业文化刊物，竟然把同行对手的名字删除，以“他报”或“他刊”取而代之，完全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这些对建设一个最终全面电脑化，便利于速读搜寻、分类和对比的资讯系统，是不可以再容忍的混乱现象。对于我国自古便有一统制度与讲究格式的文化来说，现状是一个大讽刺。以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和久远的目录学基础更改漏洞，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