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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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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旅行热和漂泊旅行笔记的畅销
栏目
短长书
作者
邹蓝
期数
2000年04期
一九九六年六月中旬,四次孤身独旅进出西藏的上海徒步旅行探险家余纯顺,在新疆罗布泊干热沙漠中不幸遇难。国内主要报刊终于打破沉默,介绍这条汉子。随后北京、上海和广州、深圳等地有商业头脑的旅行社经理,就以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或罗布泊甚至西藏“探险”旅游为号召,开展了这种猎奇性的观光业务。生意居然还颇不错。我想或许它恰巧迎合了一种身在城市而想逃避城市喧嚣的心理需求。发达国家有的人专找荒凉人少而景色雄伟的地方呆着也是一样。我亲眼见到云南大理和丽江集中了许多外国游客,一呆数月不走。
随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传播媒介的扩张导致文化娱乐单一化,谋生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厌烦了城市生活的单调,加上收入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出门旅游倒是成了逃离单调乏味的好方法。但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见大同小异,都是高楼大厦,贴满玻璃墙面的建筑和假文物。
苏杭那种纤巧的风景,需要文人雅士那种悠闲的心态和品位才能欣赏得出其中的真味。而在红尘万丈的城市里,人口密集,空气污染,噪音严重:人际关系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常生活已无雅兴可言。于是,到山野去,到人少的地方,到保留了自然真面貌的地方去,去面对大自然。这种需求日渐其盛。一九九九年五月,我到中国登山协会看朋友,结果遇到一帮刚从青海昆仑山下来的大连白领人士,其中还有一个小姐。据指导他们上山的登山家王勇峰说,与他们一同登上玉珠峰的,还有深圳一位全国颇有名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这趟折腾,他们都吃了不少苦。而他们就是为吃苦、获得人生经历去的。
一九九九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生态旅游年”。大众旅游者,现在也偏好到边远地方去享受“生态旅游”。其结果大多是生态遭殃:人走垃圾留。连新疆阿勒泰的喀纳斯湖,岸边都已经被砍伐、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所谓生态旅游已经庸俗化而变成了狗肉摊上的羊头:政府主管部门还多少记住要保护生态,让人民享受生态。而旅行社和游客大多根本就不在乎。“生态旅游,就是到生态好的地方去旅游。晚了就没有了。要去趁早。”这样的垃圾虫游客、这样的生态旅游,实在悲哀。
还有另类旅行家,几乎是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极少,专门往偏僻边远凶险的地方走。余纯顺就是其中最典型者。国内通西藏的公路有四条,以凶险程度排序说,是新藏、滇藏、川藏和青藏。余都徒步走过。自从余纯顺的一本日记和一本游记出版并畅销于市后,出版社对于这样题材的书开始关照了。而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只发现两本这样的书:山东大学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教授主编的《访古学诗万里行》,写的是萧教授和弟子们在川甘陕间追寻杜甫的足迹,考证杜诗的写作背景。另一本是一九八八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万象丛书”中的《天涯孤旅》,写的是在云南滇西北的游历。
近年来,这些旅行家们的书,颇出版了一些,如长春出版社的“漂泊者之旅”五本;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漂泊笔记丛书”六本;北京东方出版社的“信天游文丛”若干本等等。还有历史和考古学者的一套野外考察丛书: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中国边疆探索丛书”六本;岭南美术出版社的《长江魂:一个探险家的长江源头日记》等。
国内出版的关于漂泊漫游的书我读了不少。看来如艾芜那样的漂泊,对于国内为数不多的旅行家来说,是一种生存状态。但是艾芜是为了谋生。他们没有谋生的压力,只是为了追求人在路上的状态而出门。读到他们为到西藏、青海、川西等偏远荒凉地方而吃的那种苦,我深为感动。作为有二十五年常在路上历史的人(一九七四——一九九九),我除了没有到过海南和台湾,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到过。他们旅行和写到的地方,我大多也留下过足迹。身为经济学者,一九八三年来我更常在西部来回地走。我的足迹无意中还与他们交叉过。一九九四年九月初我在拉萨哲蚌寺门口遇到曾经走过墨脱的曹华波。一九九七年我在呼伦贝尔的哈达图时,曾给余纯顺做过东的农场梁书记也做了我的东。我从中更体会到他们路上的艰辛。
以我的感觉,他们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严格的。也就是说,我没有感到他们虚构事实。他们如实叙述在路上的经历。看这样的书,等于被他们领着走了一路,感受大自然的温馨与严酷和人心的善与恶。有些地方我还没到,看这些书,算是先感受一番,了解点情况。总体上说,这些书记录下了旅行家们漂泊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山野》杂志,大概是国内惟一较多刊载这类旅行经历的刊物。其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也是一般刊物所缺乏的。
不过一种事情一旦时髦起来,假冒伪劣的东西必然会混杂进来。长春出版社的那套书,有个女作者虚构故事,说在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遇到狼。狼是温带和寒温带群居动物,不会单独在热带亚热带雨林地区活动。书里说,她从延安到安塞县的真武洞乡。实际上真武洞是县城所在的镇,非常热闹。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护研究所的一个工作站,就在这镇南边的山下。而且真武洞镇只是在延河川里,循公路就可以到达。延河河床距公路平面不过二三十米,危险有之,何来的公路两边都是无底深渊的凶险?铁路和公路选线在山区一般都选河谷,可以一边临水,一边靠山,绝对没有选山脊线走的。而只有山脊线,才可能两边都有无底的深渊。至少我在延安安塞公路沿线三个来回也没看见该作者说的这无底深渊。书中还说自己在榆林逃脱人贩子后,在寒冬的陕北沙漠里走了半天遇上风暴,到天黑的时候风小下来,看见自己留下的一路长长的足迹,才发现绕回到原地。口干舌燥,万念俱灰中立起三角架自拍遗照。不知如何一下子到第二天了,忽然看见飞鸟栖到旁边的沙滩,感觉到那里有水,结果发现一个冰湖。砸开冰大口喝水。听见马蹄声,以为土匪来劫,不但不悄悄躲起来,反而嚎叫起来。随后有女人着红衣骑红马来取水而获救。风暴中的沙漠能留下半天前的足迹?天黑还能看得见沙漠上的脚印?怕却大叫招惹来人?这还只是我根据逻辑和常识推断出来的虚构。简直是离奇的神话故事。这样的东西能出版,简直是侮辱真正的旅行家和常人的智力。
我也担心,这类旅行家有人是否会走上标新立异、一心只想破纪录的邪路:你从四条路进藏,我要从五条路进藏,比你多一个且末南边的喀拉米兰山口入藏的徒步线路。他则争取走第六条线路,从玉树的囊谦到昌都的类乌齐,或者从于田走克里雅山口。不然从境外向西藏走。你是坐车去的,他是骑车去的,我得要徒步去。中国最难到达的,大概是西藏的墨脱和云南怒江峡谷中的贡山丙中洛的独龙江峡谷,都得步行数天才能进去。独龙江流进缅甸称为恩梅开江,那一带也叫野人山。抗日时杜长官兵败野人山,数万官兵的命就丢在那里。再就是可可西里和藏北无人区了。除了偷猎者和淘金人,几乎无人。国际关注的藏羚羊偷猎,就主要发生在这个地方。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是那喀拉米兰山口和克里雅山口这两条新疆和中亚蒙族及卡尔梅克朝圣者传统的入藏线路,早在百年前就有法国人邦瓦洛以及杜特雷依、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欧洲探险家走过了。而且就是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居民和挑夫、军人还不是照样在那里进进出出。他们也没有因此自我感觉了不起。因而,喜欢写作的旅行家还是依据自己的兴趣或擅长,定一两个专题旅行留下记录更好,因为这能增进人类的知识积累。当然旅行是很个人的事情,只要不糟蹋环境,谁愿意怎么来都行。
从个人偏好说,我更喜欢读徐霞客和斯文赫定、斯坦因那样的科学考察的游记。而中国的旅行家们的著作,大多只是平面地描述其风光、人情方面的所见所闻,加上其所感。若干作者还是比较立体地写东西的。比如杨欣,便着重下笔在长江源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上。阿坚的两本信息量广且大。但是读者想从中多了解点民俗、地理地质或其他方面的知识时,这些书大部分显得无能为力(学者们的边疆考察类的书除外)。而徐霞客、达尔文、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等人的著作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的经典,在多少年后仍然有生命力,关键就在于他们的书有科学知识方面的丰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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