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法国已有十个作家获此殊荣。当萨特获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颇为欢欣鼓舞，但萨特却深感不安。下午，他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当天晚上，由他的一位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对一些瑞典记者宣读。在这份同样简洁而又明确的声明中，他就拒绝获奖做了几点说明。首先他表示歉意，他原以为在他致信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后，此事已经了结。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瑞典文学院评奖时并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他之所以拒绝获奖，并不是对瑞典文学院或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有意见，而主要出于个人的和客观的两个方面的考虑。 个人方面。他说他拒绝获奖并非是一时冲动，他一贯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他举例说，一九四五年，他曾拒绝过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他也明确表示不愿意跻身“法兰西学院”。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考虑到作家的工作性质。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他觉得作为作家的萨特与作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萨特不是一回事。比如他同情委内瑞拉游击队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而如果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声援游击队就有将诺贝尔奖及评奖机构牵涉进去的嫌疑。因而，作家应自觉抵制社会体制(政府、团体和机构等)的改造，即使这种改造是以莫大荣誉的名义进行的，如授予诺贝尔奖。他再三说明，这完全是他的个人态度，并不意味对其他获奖者进行责备，相反，他有幸认识好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 客观方面。萨特毫不讳言在东西方两种文化，或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中，他同情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他出身在西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但他希望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他并不认为诺贝尔奖就是西方阵营的文学奖或资产阶级文学奖，然而多年来诺贝尔奖实际上要么颁给西方作家，要么青睐东方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战后冷战的世界形势下，诺贝尔奖的评选多少沾上了一些政治色彩或表现出一些倾向性来。比如，为什么诺贝尔奖迟迟不颁给南美进步诗人聂鲁达？为什么人们不看重法国左派作家阿拉贡？为什么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萨特还提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此项奖并不颁给他。他说，若那时颁奖给他，他会满怀感激地接受，因为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们。而如今战争结束了。至于说到“自由”，他认为西方人总是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泛泛而谈，但他理解的自由是具体的，具体到人应有饭吃，有衣穿…… 尽管萨特再三声明他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不抱成见，但他在“声明”中陈述的理由则让人不难看出他对诺贝尔奖评选的客观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而在东西方冷战的情形下，他公开表明同情社会主义，因而不愿因接受诺贝尔奖而让人误以为他抛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萨特的这种政治姿态和他以为拒绝诺贝尔奖是“明智的选择”，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如今恐怕更会有人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看来，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在全球获胜，因而萨特显得多么幼稚、偏激和短视。但正如人们不能随意嘲笑堂吉诃德一样，人们也不能随意嘲笑萨特。当诺贝尔奖让它的主人名利双收的时候，萨特却非常看重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独立精神和人格尊严。直至晚年，他还重申他骨子里没有改变，“始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无论萨特生前或死后，他有许多的对手。人们尽可以将萨特作为对手，对他的言行持反对乃至批判态度，惟独不能轻视他，把他搁在一边。人们不得不承认，本世纪法国的这位小个子身上有一股凛然之气，一种傲气。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曾有人向戴高乐总统建议，将猛烈抨击政府的萨特投进监狱，戴高乐回答说，人们并没有把伏尔泰投进监狱！确实，萨特不愧为伏尔泰开启的作家兼斗士的光荣传统在本世纪的继承者，或者说萨特是自伏尔泰以来法国作家积极干预生活的人文传统的最后一个代表。萨特的高傲是他的盔甲，抵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萨特独特的思想，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生活方式及他的名望都给他招来了无数的批评、责备乃至污蔑和辱骂。他承受着这一切，承受着人们强加给他的仇恨。知识界讨厌他，舆论界抨击他，他被视为放荡不羁甚至道德败坏的人。天主教和左派人士都指责他误导青年一代。人们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的身材和眼疾成为笑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的住宅曾两次被炸。直到一九九五年，即萨特死后十五年，他先前的一个学生还在美国著书叙述萨特勾引少女的“故事”。在这部名为《一个被诱惑的少女的回忆》中，作者披露作为老师的萨特如何勾引她，德·波伏娃如何在三角关系中排挤她，战争爆发时，萨特和德·波伏娃如何与她断绝关系而不顾她这个犹太女子可能遭受的种种危险。看来对萨特的仇恨并没有随萨特的去世而消失。 然而，当今法国乃至西方，在社会遭遇一系列内外危机时，人们不由感叹：萨特不在了！在北约战机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声中，人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响亮的抗议之声。当今西方的知识分子似乎多了些媚骨，少了些傲气。他们优裕潇洒，与主流意识共舞，一副名士派头，但责任心和正义感颇为淡薄，无力抵御国家体制越来越强大的整合作用，作家的个人身份，知识分子的个性也越来越模糊了。随着冷战的结束，他们的优越感和自负心理又开始膨胀起来，而独不见“西方社会的掘墓人”萨特的身影！因而，正如《为萨特辩护》一书的作者指出的：在人们欢呼西方世界胜利的时候，不应忘记好好读读萨特的书，听听来自萨特的声音，因为当今之世，我们仍需要萨特那种顽强的批判精神。 (《为萨特辩护》，Pour SARTRE：Le jour où SARTRE refusa le Nobel，Jean-Jacques BROCHIER，Lattès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