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凯恩斯思想演变的轨迹

　　每当经济衰退或萧条之时，人们很难不想到凯恩斯，不管是褒是贬，批判还是求教。方福前《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方书”)，追踪凯恩斯思想从新古典向新经济学演变的轨迹，为我们由今视昔，也为我们由今视今、由今视后，提供了一个可读可鉴的文本。
　　凯恩斯是在马歇尔及其大弟子庇古的关爱和指导下学习经济学的，而《通论》却成了张贴在剑桥传统经济学殿堂内的一篇致命的造反檄文。促成凯恩斯思想转向的动因是什么？以往学术界流行两种解说：一、《通论》是凯恩斯《货币论》思想发展的结果，这以经济学大家熊彼特为代表；二、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推动了凯恩斯思想由《货币论》向《通论》的转变，这在苏联和我国学术界有代表性。方福前则根据读得的史料和自己的研究，以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为枢纽，将凯恩斯思想转向的原因，在经济方面溯源到二十年代英国经济的长期慢性萧条；在思想学术方面追溯：这一时期凯恩斯处身的剑桥大学特殊的学术氛围。
　　先看经济方面的原因。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将深受马歇尔学说熏陶、曾热衷于传布新古典教义的凯恩斯的思想彻底扭转呢？从哈罗德所著《凯恩斯传》和传主的一系列论著来看，凯恩斯不是一个肯轻易放弃自己思想见解的学者。他在《通论》中明示：现实中的既得权益或既得利益之势力，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为大。因此，大萧条单因说过于简单，至少是不够厚实。实际经济方面的另一原因，二十年代英国的经济慢性萧条，渐进而深入地滋发了凯恩斯怀疑旧说的萌芽，启动了凯恩斯批判旧说的行程。这一时期，凯恩斯评论时局，频频策论，在《失业需要猛剂吗？》、《英国政府和失业》等报刊文章中，支持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埃德·乔治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的主张，论证其作为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救治当时失业的根本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一政策思想的形成，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关键性转变，是通向《通论》的转捩点。但这也还不够。对于理论家来说，实际局势可以构成思想和理论变动的间接外部环境，思想和理论变动更依赖于思想和理论的直接濡染和相激相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三一学院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卡恩、琼·罗宾逊、米德等“马戏团”成员的学术切磋乃至激烈论争，激励起凯恩斯革旧布新的思想火花，坚定他爱老师、更爱追求真理的勇气(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逝世，凯恩斯为《经济学杂志》撰写长达六十二页的讣闻，景仰先师，从实追记，不文过饰非。马歇尔遗孀致函凯恩斯母亲说：梅纳德为亡夫撰写讣闻，一定能出色完成任务，阿尔弗雷德生前为把他算做自己的学生之一而自豪。(哈罗德：《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第383页)其时，凯恩斯已经背离新古典教义，发出多篇蕴含新思想、与自由放任主义者论战的论著。由此可见凯恩斯人品学品的一斑)。加速他完成从《货币论》向《通论》转向的进程。方书在细细阐说三个动因之后给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论》的最初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端于二十年代英国经济的慢性萧条；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大萧条和剑桥的学术环境，加速了凯恩斯革命的进程。
　　凯恩斯及其思想在我国的命运悲喜交集，悲在其或上天堂或入地狱，喜在其也能碰到以求实心相待的学人。在一面倒“大批判”的年代里，对《通论》的抨击性评析与对马克思的崇拜式评析形成了鲜明对照。不少人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的见解是深刻的：凯恩斯的宏观理论虽然解释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纾解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危机，却是肤浅的。国外学者对凯恩斯的研究，也有随经济思想潮流和经济风向变动的趋势。这中间不可能没有疑点和牵连。人们至少可以质疑：马克思与凯恩斯各自得出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论，仅仅用“前者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后者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层”这样的说法，就可以一言以蔽之了么？方书利用凯恩斯论著和学生记录他讲课的笔记等资料，对比勾勒出凯恩斯研读马克思论著，部分受到马克思观点影响，放弃古典学派的中性经济理论，形成有效需求波动理论的思想发展轨迹。例如，凯恩斯在讨论货币工资经济(企业经济)时暗示，马克思讨论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所涉及的经济，就是他所说的货币工资经济。经济学家考虑的是C—M—C’，而商人实际感兴趣的是M—C—M’。后一公式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公式G—W—G’，M’和M之差M’—M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认为，M’—M>0时，社会商品不能全部被购买而有过剩，会出现经济危机，使M’—M趋向<0，资本家亏损严重。凯恩斯认为，“在马克思理论中存在有真理的内核”。他批判地综合了马克思、马尔萨斯、道格拉斯少校和古典学派的相关观点，得出了经济中可能存在M’—M>0、=0和<0三种情况，而在二三十年代可能是M’—M<0，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他要研究的是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方书，第148—150页)。
　　从方书的引证看，作者对于英文原版三十卷《凯恩斯全集》，下了相当实在或许“死”的功夫。由此梳理出被人们淡忘的头绪，给人以较大的阅读边际效用。例如，对于乘数理论，从卡恩的就业乘数，到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著者细说这中间的思想演变过程。在凯恩斯反击反对公共工程政策主张的观点时，步步为营地论证了他的支出—就业—再支出—再就业……的连锁反应；公共工程支出所增加的就业量，还可以节省失业救济金；增收的国民收入中，会有20%成为政府的税收。同时清醒地留有余地地估计了投资乘数的数值：由于每一收入增加阶段上有五种漏出情况，再考虑到其他因素，投资乘数为1.5。他据此断定，解决一九三三年英国一百万人失业的政府公共开支，所需不是直观表面的五亿英镑，而仅仅是六千万英镑！两种观点，两种差异巨大的估计，凯恩斯的估计逻辑，留有余地，令人信服。“这完全不是变戏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个可靠的科学论断。”(方书，第128页)这些，都是我们从教科书中读不到的，却又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公众知识所必需的精神素养。
　　在对凯恩斯思想转向的溯源方面，方书的钩沉稽要见出功力。作者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版的小册子《自由放任的终结》，向我们展示出凯恩斯在一九二四年(在牛津大学讲座报告)前后，已经对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自由放任—完全竞争假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把简化的假说看做是正常的状况，而把这些复杂情况看做是病态。”(方书，第9页)这里的复杂情况，指的是凯恩斯面临的时局。这时的凯恩斯，不仅是在怀疑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万灵，简直就是在宣示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是在对风险、不确定性和愚昧无知做了初步考察后，萌生出个体投资人对于投资前景的预期的经济学研究理路。我不禁联想，二十年代，凯恩斯与大西洋彼岸的弗兰克·奈特的见解趋同，是各自独立的学术创见，还是声气相通的个性呼唤？那时的通信水平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他们俩又被今人判定为分属不同学术阵营的经济学家，那么导致他们见解在这一点趋同的，就只能是大西洋两岸现实经济状况的趋同，垄断性与自由放任性已经交织成为英美资本主义现实的制度性因素了。当时的他们，可能还有其他少数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个体理性为何、如何不必然集结为集体理性这样一个前瞻性课题了。虽然是初步的研究，我们仍然难于否认，他们为当今热闹的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奠了思想的基础。
　　人类理性的正剧、悲剧、喜剧因素，交织共存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时代潮流之中，经济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种理论的荣辱浮沉无数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哈耶克的理论命运是如此，与哈耶克理论指向殊异的凯恩斯的理论命运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尽管理论路向迥异，学术水平却难分轩轾。就像本世纪交响乐指挥大师卡拉扬、索尔第和伯恩斯坦等人一样，评者对他们可以也应该有各自的偏好，却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艺术和学术造诣皆为一流，硬要把他们分出个“科层”高下来的理路，都难免不会坠入大一统的集权层级思维模式的陷阱。难道我们在倡导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可以极力褒扬哈耶克，却不能够容忍和实在地看待凯恩斯么？如果这样，那和人们昨天一味奉行凯恩斯、贬斥哈耶克，在思想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研读经济思想史，研读《通论》，使我有一个看法愈益明朗，读方书强化了这一看法，但方书却未明确指出，略显遗憾。这就是：凯恩斯在经济学圣殿的“造反”行动，虽然具有“革命”的外衣，也深具革命的攻击力，但他所用的工具依然是新古典的，他的一系列分析无不浸透着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血脉。从工具一面看，他并没有革命。从突破新古典理论基本假设、结论和问题界域一面看，凯恩斯确实革命了，其精神体现在敏锐地抓住他所面对的现实经济问题，追问马歇尔和庇古等传统学者给出的理论和政策，为什么、如何与经济萧条的现实不相符合或行之无效；进而运用新古典工具，分析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严重等宏观经济波动的症结所在，传导机制如何；终而提出自己的新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框架和政策处方。简言之，凯恩斯以传统工具重构了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基本假设，初创了较为系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明确这一点，或许可以为我们厘清中外经济学界关于凯恩斯理论的争讼，提供一条思考线索。
　　凯恩斯在《通论》中袒露心声：“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通论》中译本，“原序”第3页)斯言的是。凯恩斯没有、不可能、也不必彻底摆脱传统经济学。从《货币论》到《通论》，他历年面向现实、苦苦思索的演化，成就了旧说基础上的新说，新说在一定程度上兼容着旧说，革命兼容着革命的对象。就此而论，凯恩斯新经济学对于新古典理论的革命，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体系的革命，似乎有着某种似然之处。
　　今天，凯恩斯的思想已成旧说，已成一些经济学者极力摆脱乃至批判的对象。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及其制度的演进的均衡，经济学自身也难于飞跃。发展学术，为创新说，批判和摆脱旧说都是必要的。问题依然是：今天或明天的新说，能彻底摆脱昨日的旧说么？旧说可以启迪新说么？如何启迪，关联怎样？
　　(《从<货币论>到<通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研究》，方福前著，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