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建筑咏叹调

　　北京长安街在规划思想上多年来被当做北京城的东西新轴线，人们希望让长安街与北京以故宫为主题，太和殿占主位的南北轴线“并驾媲美”。然而，五十年的首都建设史，长安街规划建设史的实践表明，这个希望很难达到。历史就是历史，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留下了可以发芽开花的老根。封建王朝崩溃了，皇帝灭亡了，北京老城的中心却让不出来。况且短暂的五十年与北京几千年的建城史、几百年的建都史相比，无疑是“弹指一挥间”！所以，五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历史形成的现状，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是谨慎地“接着说”，而不应当是大拆大建地“从零开始”。历史是北京的优势，是我们建设的坚实基础。天安门广场和北郊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便是两个对历史“接着说”的成功范例，因此它们成为首都新建设的两个闪光点。
　　正如我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界前辈赵冬日大师所指出的，“北京东西长安街本身也无法与‘南北轴线’相比，因为它不是轴线，和前三门大街一样，只是一条大路。北京城的南北轴线上有内容，有城门、有广场、有宫殿等多层次建设，每一层次都构成一处景场，每处的景色各异，前后又互相呼应。人在不同的景色、不同的层次中移动，视觉伴随着动态开展，随场景的气氛、韵律、节奏而起伏与深入。其大小空间的变化都具有艺术性、统一性与整体性。这种风貌不是一条大干线及其建筑所能体现的。”(见《北京天安门广场东西地区规划与建设》，载《建筑学报》一九九三年一期)赵先生并认为“能体现并突出首都风貌的理想地区自然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也就是天安门广场东西地带，东西长安街以南、前三门大街以北这一地段”(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总占地约五百公顷)。
　　应该说，赵先生上述的分析和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只是未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更未能变成该区带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指导原则。与此相左，我们现行的东西长安街(包括最近的平安大道、朝阜路)的规划建设，还基本沿用马车时代的线性规划方式，主要考虑的是沿街建房的问题。并且把过多的任务和过多的期望(如疏解城市交通、体现城市风貌、吸引建设资金等等)寄托在东西长安街(或平安大道)上。应当看到，这是既不科学又不现实的做法。正确的规划建设思路应当是，从区带整体的内容、结构和发展出发，进行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构造学、人居环境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角度的综合性调查研究，拿出可供分析比较的开发建设方案，确定实施方案后量力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完成。这样才能为这类城市主干道、城市中心区做好定位定性定量的工作，选择出适当的建设方式和管理方式。主干道和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建设是影响城市全局的大动作，规划就是城市建设的龙头，显然我们的不少规划缺乏慎重与严肃，以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障碍或留下难以改变的后遗症。如，目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由于一再拓宽和加长东西长安街的结果，把繁忙、嘈杂、拥挤、污染严重的大量地面交通引入市中心，造成很难解脱的矛盾的情景。节假日和有重大活动时，许多北京市民向往市中心而不敢去。现在刻不容缓的是缓解这一矛盾，关键措施是“打通南北，缓解中央”，前提是，不能让东西长安街继续扮演东西地上交通轴的角色。
　　关于沿街建房问题，四十多年前北京的建筑师就曾经热烈地讨论过，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日报》上发表了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华揽洪先生(现侨居法国)《沿街建房到底好不好？》的文章，他认为住宅这样做有许多缺点，一、居民受街上噪音干扰，不能很好休息；二、有一大批房子朝西，冬天受西北风吹，夏天受西晒……该文引起首都广大建筑师的兴趣，讨论中也有许多很好的建议。然而，这些好建议并没有贯彻到后来的北京城市建设中去，随着城市汽车总量的增加、人口数量的增多，受此噪音、风吹、西晒、污染危害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多。我们的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法规以及有关部门对沿街建房的管理从具体建筑形式的观瞻上管的多，而真正在环境质量、生态指标、绿化指标、停车场地、社会人员单位构成、生活福利通讯排水等基础设施方面较真的少，也缺乏相应的硬指标、硬措施。最近迎接建国五十周年在这些方面有很大改善。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城市街道，特别是像长安街这样的城市主干道，依然基本上中看不中用，看起来“气概非凡”，使用起来“诸多不便”。而市民百姓更多的是使用“轴线”，并不只是看“轴线”。所以说，应当认为长安街(或者其他城市的主干道)是不是城市轴线并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关键是该街道(或街区)的城市效率和环境质量的优劣。
　　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的天安门(当时叫承天门)和天安门广场，五十年来曾经过多次修建：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北京四千三百名青年为准备开国大典自动抢修天安门广场；一九五八年为迎接国庆十周年扩建广场；一九七六年再一次扩建形成长八百米，宽五十米，占地四十公顷，可容一百万人集会的广场；最近(一九九八年)为迎接五十周年又进行了一次改造，使广场面貌焕然一新。增加不少照明、喷泉、绿地等设施。但基本上未做大的改动，保持了天安门广场在中外人士心目中已有的形象。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现有的天安门广场的形象是经过多年众多专家、领导、建设者共同研究摸索修改后形成的。如要改动必须十分慎重。如关于广场新建筑尺度的问题便曾很有争议，因为古今中外的城市广场建设史上，天安门广场及广场上的新建筑的尺度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后来认识才逐渐统一为，广场既要满足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也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体形。建筑的尺度不但要满足使用上的要求，也要与广场及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例如在建筑物的高度上，天安门三十三点七米，正阳门楼高四十米，这决定了广场新建筑物低于四十米为宜：人民大会堂最高处四十米，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旗旗杆都低于四十米。
　　关于广场和广场上建筑的形式共同认为应当是“中而新”的。因此整个广场采取了对称的布局，安排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的建筑(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观礼台、毛主席纪念堂等)，并追求壮丽、明朗、朴素的建筑艺术风格。如广场东西两侧长三百米的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采用平屋顶，以减轻传统大屋顶那种压抑、沉重的感觉，也有利于与中轴线中央的天安门城楼、正阳门城楼相谐调，主次分明。同时以东西两侧二十多米高的柱廊，一方一圆一虚一实增添广场奔腾开放的气势，让人感到围而不堵。在广场和建筑物的细部设计上，让接近人的部分，如门、柱基、台阶、栏杆、花池、草坪等，均采取合适的尺度，使人们在广场和建筑前有主人的感觉。这里的色彩以亮色为主，黄绿相间的檐头，淡桔黄色墙面和淡红色的花岗石台基，与旧有建筑天安门的黄瓦、红墙、白玉石栏杆既调和又有对比效果。
　　然而，人们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每一个建筑的要求是很苛刻的，认为从国徽、旗杆到每一级台阶、每一块石块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建筑艺术的杰作。广场上现有的新建筑中绝大多数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天安门观礼台、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无疑属于建筑艺术杰作；比较而言博物馆、纪念堂则要弱一些——博物馆给人将小尺度的三层楼放大了尺寸的感觉，有违雄伟的标准；纪念堂则太类似于国外某个名建筑，而且今天看起来其选址也欠妥，因此使本来绿化太少的广场又失去了不少已有的树木和绿化。再就是大会堂、博物馆以南地区，以及正阳门、箭楼周围的建筑实在是很难与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相匹配，规划和建设上还要下很大的功夫。这里是北京南北轴线城市建筑艺术乐章的高潮所在，又是广场的前脸，起码不能让公交车在这里露天停放，采取大大加强绿化面积的做法较好。
　　如前所述，尽管五十年来的几次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工程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也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广场和广场建筑群而言，它仍然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杰作”，尚需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才能使其日臻完美无瑕。
　　从中国历史上看，对于城市广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广场建筑不太发达，缺乏成功的实例可以借鉴。已有的主要是一些宫廷广场、寺庙广场或集市广场、陵寝广场，真正能称得上城市广场的场所在中国是很少的，大概只有如上海外滩、哈尔滨的防讯纪念碑广场，是沿江河形成广场的好例子。开始可能主要解决交通需要，以后逐渐发展成能满足市民多种城市生活需要的广场。
　　具体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过去主要是为政治仪典活动服务的场所，近年来由于仪典活动(特别如国庆游行、联欢这类特大型活动)的减少，同时城市生活、文化、旅游类活动的增多，显然无论广场和广场建筑群的设施内容、标准、要求都有所提高，需要在规划、设计、管理等多方面加以改进。而且，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如此宝贵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地下地上空间不加以充分利用也是很不经济的事。总之，如何改进天安门广场和广场建筑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需要花时间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认真研究规划。
　　另外，需加强对于城市广场研究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因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急需开拓开放的城市空间，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在大搞广场、大植草坪、大做城市雕塑，其建设热情、投资规模都空前的高，很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因而广场这种场所形式的科学研究就不仅仅只是一项建筑专题，它已被赋予了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