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镜城地形图

　　《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或许可以称为一本“宏观”地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书。但这本书并没有，也不试图提供一个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大叙述。对既有理论和先在预期的“大叙述”的质疑，正是本书展开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质疑以精英知识分子姿态将九十年代文化称为文化“沙漠”并将其描述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重提“启蒙”话题；质疑“后学”话语以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历史断裂为前提，将九十年代的文化描述为“跨越雅俗鸿沟”的时代；也质疑八十年代启蒙话语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国”/“世界”想像，即将九十年代全球化进程阐述为“中国同步于世界”，因而将相关的文化现象指认为“在消费上消灭阶级”的“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特质。但是作者更为关注的，与其说是理论范式的解构/建构，不如说是如何直接面对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现实，并发出一个具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然，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何为“现实”？何种或谁的“现实”？《隐形书写》面对的是转型期中国处于社会分化与重构过程中的现代化现实，或者说是八十年代提出和展开的“现代化”进程的直接社会、文化后果，其中包括“大众文化”(或曰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的扩张和影响，经济、政治体制变迁导致的社会分化现实尤其是阶级关系的重组，全球化进程导致的跨国资本的进入与越来越强大的影响——这种“现实”，一言以蔽之，是新主流文化的成型和受利益驱动来自不同中心的权力运作格局。指认这种“现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八十年代建构的主导话语(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都是在为现代化提供合法性的解释，因而无法跳出“现代性话语”本身，来观照现代化的多重社会后果。事实上，经历了九十年代初期的震惊与失语，曾处于社会、文化中心和主体位置的精英知识界不能不痛苦地发现，真实降临的“现代化”不仅不是八十年代文化想像中的乌托邦样式，而且巨大的社会变动使得精英知识界既有的知识谱系不仅不能解释现实，反而本身也成了现实中需要解释的一部分。而九十年代登临大陆的诸种“后学”话语，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西方”的比照关系中，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现实中那些与西方社会相类的因素。与其说它试图呈现现实图景，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理论的操练，是一种从理论出发，从某种先在的历史理念出发对现实表象所做的“挑选”。它们或许呈现了某种“事实”或事实的某一面，但同时也造成了对别种事实或事实的更多方面的遮蔽。
　　在《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中，作者曾经这样表述：“保持对现实、尤其是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的认识，意味着去指认每一个‘事实’所包含的多方面问题，包括那些与你的立场颇为矛盾的‘事实’，你都必须去直面，并尝试回答。”这表明，作者试图建立的是一种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研究之成为必要，是为了回应现实提出的挑战。因而勾勒某种宏观性的现实图景，而不是学理意义上的理论表述，成为作者研究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具体到人文学科，一个直接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阐述九十年代尤其是一九九三年以降的“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与繁荣？伴随着转型期的社会分化和重组，一个阶级、种族、性别诸多方面的新意识形态合法化过程即将或已经完成。而其主要的构造者和承担者，无疑不是主流文化或精英文化，而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消费方式全面侵入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以种种充分自然化、本质化的文化想像，为社会重构提供合法说明。这一意识形态实践过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这也正是作者将其称为“隐形书写”的原因。以精英的姿态将这种文化斥为“垃圾”或低级文化，事实上是拒绝了对这一重要社会现实的关注。而以“后现代”的方式将其指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填平雅俗沟壑的“新文化”图景，并以此作为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例证，则忽视了其中必然包含的权力关系——以文化为包装的消费方式构造和区分的不平等的阶级现实，全球化进程中西/中、跨国资本/本土工业之间强弱关系。这本书选择“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学术研究领域(甚至学院体制、主流文化)中的合法化，更不是为这种文化提供其所以处于中心地位的说明。随着“大众文化”的影响日渐强大，它成为人文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同时也因为精英/大众、高雅文化/通俗文化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不足以解释复杂的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将把目光投向“大众文化”。但是，相当多的阐述，都只是做一种或“就事论事”的实证或逻辑化的说明，似乎大众文化的生机，正是一个由消费引导的文化充分“民主”化社会降临的明证。无疑，研究、关注大众文化，在一个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主导位置的社会，可以获得更多的呼应，因而得到更多的读者或听众，但是不能因此就对这一“新主流文化”表现出一种迎合或臣服的态度。否则，人文学者的研究，与众多媒体系统中的“导读”和当代“指南”有何差别？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隐形书写》“绪论”部分即提出：“我们间或需要一种文化理论，以研究‘全部生活诸要素间的关系’，用以显现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纬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
　　对于《隐形书写》来说，这一种“文化理论”或许可以指认为在英国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理论。不可否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突破西方学院理论机制而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领域的指称，确实可以被描述为某种“理论创新”，一个提供了某些新术语和新范畴的理论脉络。而其由英国——美国——亚太地区的理论旅行路线，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新理论”在不同区域、国别的适应能力和学术前景。正因为这样，“文化研究”在某些场合被一些中国研究者认做是一种将“取代”已经“过时”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等的又一“最新”和“时髦”的理论类型或研究范式。或许我们将因此看到，在中国的人文研究界，继“后学”、“新学”热之后，会出现某种“文化研究热潮”。这种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实际上仍被线性历史观和“新必胜旧”的文化逻辑支配。相关的理解提示我们的是，任何一种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方式，都可能成为学术机制中再生产的一部分。对“文化研究”的借用同样如此。它并不必然地成为开启现实之门的“金钥匙”，或可提供给我们一个关于现实的简洁明了的“大叙述”。在《隐形书写》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所做的研究中，“文化研究”并不是一种理论“元话语”或亦步亦趋的权威范式，不如说这正是作者警惕并非常有意识地拒绝的一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们找不到关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要点”或权威大师的大段引语，也不是用一些基本的理论命题统摄相关文化现象。如果我们试图从这本书中找到“文化研究”的理论操演的“示范”，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这正体现出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远甚于引入权威理论“元话语”(作者也并不认为“文化研究”仅仅是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她更为关注的是“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尝试广泛涉猎九十年代当代文化现象”，“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做出我们的解答”。作者这种对待理论的方式，以及她在大量重要文化现象的征候分析中勾勒出的“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意味着她的研究工作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文学界对西方理论的惯性移植，而直接处在国际学术对话平台之上。甚至这本书本身，便是对“文化研究”的拓展，而不是“第三世界”学者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滞后、趋和之作。
　　“文化研究”理论对于《隐形书写》来说，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批判视野。以伯明翰学派为基点的“文化研究”脉络上的“文化”，最富于启示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仅包含存在于“艺术和学识”中的精英文化，更是指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文化观念，即“表达特定意义和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和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和日常行为中”。文化的生成，意味着“全体人民参与并控制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生成过程”。理解这种文化理论，必须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中描述和解释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接受、消费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消解了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等级制度，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文化现象不能在封闭的文本意义上得到阐释，而必须放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来。这为我们了解一种文化现象置身的历史场景中的多种多样的事实和事实的多种侧面提供了可能性。《隐形书写》对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阐释，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展开。“大众文化”，与文化市场、传媒系统的形成，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的商业化运作方式，跨国资本对本土的多重影响，以及作为八十年代文化遗产的潜在文化逻辑的显影等，形成了互相制约和互相指涉的复杂关系。而转型期中国社会重组造成的多个权力中心，以及它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形成的复杂权力运作格局在不同文化现象上的投影，则是作者试图直接面对的大众文化得以产生、流行的历史情境。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之处，也是它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地方在于，市场化、商业化的急剧推进和跨国资本越来越深的介入，已经成为考察中国文化现象的内在因素。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一个告别计划经济体制而卷入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时代，不同权力中心因利益的驱动形成的复杂关系，在文化领域尤为生动地呈现出来。而八十年代的历史、当代中国历史以及百年中国历史，作为某种“遗产和债务”，也因此成为介入文化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格局因权力运作格局的变动而分外复杂。作者因此将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文化称为一个“共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似乎是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在某种新的组合和重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相借重与‘和谐’共生现象”。在描述这样一种“镜城”般的文化情境时，任何简单化的命名，或二元对立式思维逻辑，都将使自己处于捉襟见肘、自相矛盾的尴尬处境中。因而，作者并不准备将“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描绘为某种简洁而秩序井然的画面。任何一种支持我们得出一种结论的因素，同时也在提示着另外的甚至相反的文化征候；因一些现象而产生的判定，同时也面临着另一些现象的否定。
　　直接正视这一特定历史时空中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对我们尝试“宏观”研究九十年代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隐形书写》因此将其勾勒的“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仅仅称为“描述”。错综复杂而变动不居的文化格局，使人不可能用一个“完整”、“有序”的大叙述加以涵盖，或站在某一简单化的立场做出判断。而“描述”则意味着呈现不同权力中心投影的事实，展现一种全景式的“文化风景线”，它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赋予研究者一种变动不居而于躲闪腾挪之间浮现全景图的“视角”。全书的结构安排显现的是研究者别具匠心的机敏和过人之处——“绪论”部分类似于“总论”性地描述其研究对象：“大众文化”得以呈现的历史纬度，和这一新主流文化现实和话语逻辑的错位及其作为“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的多重性质；“镜城突围”一章分析作为九十年代“前史”的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和“市场”与“启蒙”之间的看似中断实则连续的关系，并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之交精英话语的失落及市场化急剧推进的交错中，呈现“大众文化”的入场式——至此，一种“宏观性”的现实、历史背景的描述得以完成。接下来则进入构成九十年代文化风景线重要段落的文化现象的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禁忌的消费与重述，“文化毛泽东”与“知青热”，都市“怀旧潮”，有着多种名目的影坛“第六代”，流行书系中的“留学生文学热”，由《中国可以说不》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现场艺术”为主的类“后现代”文化，由“广场”这一译名揭示的消费时代的阶级分化——对这些无疑是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重要文化现象的分析，作者试图揭示的是它们遮蔽同时也呈现的复杂社会文化心理征候。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文化现象的序列中，找到某种横向或纵向的线性脉络：由历史而现实，由本土画格而全球景观，由文化市场的形成而至颇为成熟的市场操作，由八十至九十年代之交第一次成功的文化时尚和流行的制造至一九九六年之后阶级分化现实的显影……但类似的描述，与其说揭示了《隐形书写》呈现的九十年代文化的某种“序列”，不如说是在将作者呈现的现实简单化。实际上，这些文化征候群，更像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化镜城的“镜”中之“镜”，它们既是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中的一些段落，也是一处处具体而微地显现九十年代中国文化“镜城”特征的“文化共用空间”。
　　过于清晰地指出本书结构上的精巧与机敏，或许是阅读者某种穿越“镜城”的习惯性强求。而书中呈现的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变动不居的性质，并不因作者的说明而变得简单或可轻易把握。当我们在当代中国政治禁忌的消费热中，指认出某种体制“解禁”的征兆时，作者同时让我们看到禁忌的划定如何构造了一种消费的供求关系；当我们从“文化毛泽东热”中似乎辨认出一种政治反抗姿态或一个消费时代对理想主义时代的感伤回首时，作者呈现的这一消费的“载体”，则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无调侃和亵渎意味的对神圣的消解；当一九九六年《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和情感抉择》的畅销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似乎在印证某种本土反抗全球化、中国反抗美国的民族主义热情时，作者所展示的“流行图全景”和民族主义原型的历史回溯，以及“家”与“国”的修辞变化，提示出这仍然是一处被多种权力中心借助和利用的文化投影，是一份转型期“家、国之内”的文化现实……作者展现出不同视域所显现的同一文化现象的不同侧面，因而使我们看到了“幻影憧憧、歧路丛生”的镜城景观。事实上，面对这一景观，使我们在获得别一种观察现实的视角的同时，也会唤起某种不无尴尬和痛苦意味的自我反省。它使我们必须检查自己面对现实时所采取的理论与现实的立场。在作者所呈现的全景图中，我们将发现被一些未加反省、似是而非的逻辑支配的简单化“立场”，是如此的虚妄和无所适从。
　　但这并不是说，当作者在勾勒九十年代文化地形图全景时，是在做一种“中性”、“客观”的描述，是站在一种相对主义或模棱两可的立场上，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这一事实。描述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立场和现实基础的繁复杂陈，揭示多种权力中心复杂的合谋关系，对这本书的作者来说，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批判”，而是福柯意义上的对“权力中心来自各处”的警醒和自觉。作者明确地将自己的立场指认为“批判立场”，“对种种权力关系的不妥协态度”(《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而在一个“有着不止一处权力中心”的文化镜城之中，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化这一多种主流文化介入、多种权力关系借重的“文化共用空间”中，反抗权力，并不仅仅需要一份说“不”的勇气：“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无疑是“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思维。当一个可以明确指认的敌人——同质化的“官方”或“西方”，已经在边缘/主流的急剧位移中不可被简单指认，或处于变动不居之间，这种自我定位方式或则流于虚妄，或者于不期然之间成为另一种权力中心的合谋者。因而，“反抗权力，同时警惕压迫/反抗之‘游戏’中‘游戏’双方的无间的合作”，则不仅需要对自己立场的清晰指认，需要一份敢于承担批判立场的勇气，同时还需要一份清醒：不仅看到立场允许看到的东西，也需要看到与自己的立场相矛盾的更多“事实”。
　　《隐形书写》在每一处“共用空间”中向我们展现了多种权力中心彼此冲突而无间地合谋的复杂关系。但是，在文字表达中，在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的某种“类文本分析”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作者投注的情怀和热诚。对被牺牲的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尤其是下岗女工、城市打工者——这些中国真正的“大众”和“大多数”，这些在“大众文化”以及主流或知识界的表达中不可见的群体，于阶级分化现实中承受的压力和困厄，是作者屡屡提及的“事实”。或许可以说，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变动不居的“共用空间”才显出几分狰狞。作者对于阶级分化现实的关注，以及对把“阶级”的文化表达视为禁忌的可悲共识表现出来的尖锐批判态度，或许真的如某些评论者指出的，是一份过于强烈的道德关怀。而这与其说是一种缺憾，不如说是作者“一份不能自已”的知识分子“情结”。面对这一现实，身处这一现实之中，超然物外的理性观照或许是一种职业化的冷漠，而将研究仅仅作为现实合理性的说词，也或者是一种短视或懦弱。因而，在这幅幻象丛生的文化地形图中可被我们真实感知的描绘者的热情，则不仅值得尊敬，或许也是每一个文化研究者或自认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一种不可或缺的品格。
　　(《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戴锦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