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记忆的暗杀者”

　　《读书》杂志二○○○年第三期发表了小岛洁先生《思考的前提》、沟口雄三先生《“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和孙歌女士的《实话如何实说》三篇文章。这组总题为“思考‘战争与革命’”的笔谈，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中日两国学人对待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和姿态。其中小岛洁的《思考的前提》指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日本的一些研究者、批评家把中国方面对南京大屠杀中三十万死难者的数字的坚持视为一种政治行为，而他们认为死难者的数字首先是一个“必须‘客观地(学术地)’进行考察的对象”。对此，小岛洁认为：“中国方面绝不肯对于‘三十万人’这一牺牲者数字让步，正是对于日本方面政治行为的正确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政治行为。”“这一中国的‘政治性行为’的意义如果被放在它的历史具体性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显然是为了回应日本方面已经存在着的‘政治性行为’，是为了与其对抗而产生的。”这种说法表现出了对于中国坚持“三十万”死难者数字的理解和同情。在此基础上，小岛洁指出：三十万的数字能够成为研究的对象的前提，是日方“以毫无保留的态度批判本国政府以及多数国民对于这一问题所显示的不负责任和迟钝的‘政治态度’，并敦促政府建立能够追究国家政治中‘记忆的暗杀者’们责任的态度，这难道不是‘学术的’态度得以成立的必要的政治条件吗？”
　　尽管小岛洁坚持“学术的领域”无法独立于政治的场域之外，表现了对学术与政治的纠结关系以及对学术政治本身的一种清醒的认知态度，但小岛洁的文章仍反映了近年来对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两种具有普泛性的倾向，即政治化与学术化，这两种倾向在日方以及西方学术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对待大屠杀的立场上，无论是政治化的态度还是学术化的态度都有一种如小岛洁所说，“显示了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抽象性”的危险。而纠缠于死难者是否是三十万的数字的行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也都是试图把大屠杀抽象化的一种努力。大屠杀不仅仅是个政治化的历史事件，它更不是一个数字，它是沉埋在中国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中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是孙歌在《实话如何实说》一文中所说的“感情记忆”。作为记忆的存在，它以具体性和感官性与政治甚至学术的抽象化相抗争。《东方》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曾刊登了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专稿——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淹没了。与此相反，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大屠杀才有其意义，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数字和术语都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所以舒衡哲说：“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这篇文章令我悚然一惊，因为平时看电视新闻，看到这里水灾，那里空难，就常常联想到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八万，这样一比，几十或几百的死亡人数，就会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了。这正是舒衡哲所反对的那种抽象式数字式的理解。一个巨大的数字总会瓦解较小或更小的数字。而换一种方式理解，即使是几十人，乃至几个人，也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具体的消亡这样一个事实，就会使我们深有触动。因此，舒衡哲的文章最终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悬置数字化的历史而进入苦难历史的细节，如何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对抽象进行抗争。而大屠杀的意义正保存在个体的具体生命记忆之中。这种意义甚至也是博物馆所无法体现的。大屠杀纪念馆保留的只是公共记忆，而人类记忆有一个更晦暗的空间，那就是无法进入公共记忆的个体记忆，它存活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存活在电影《苏菲的选择》中的苏菲的记忆中，存活在《辛德勒的名单》中一个个在辛德勒墓前摆放小石子的幸存的犹太人的记忆中，甚至也存活在东史郎的日记里。它们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却真正提供着苦难历史的忠实见证。它们的生存方式正是一种个体性和具体性，并以这种个体性和具体性抗争遗忘与抽象。
　　那种把灾难数字化抽象化的简约方式背后必然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超然姿态。在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和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八万死难者数字面前，一切个体性的灾难的分量似乎都会化为乌有。在这里，三十万与二十八万的数字成了某种终极性的标尺，它消解和遮蔽了个体性灾难的悲怆感。而更可怕之处还在于，这种极致化的数字凸显出中国人历史的灾难深重，其结果反而会导致当事人以及后来者对苦难的麻木和超脱，苦难甚至可能成为玩味和咀嚼，从而难以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与这种数字化的历史相抗衡的，正是对历史的具体的记忆。记忆由于其具体性、现场性以及情感性注定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正是记忆的具体性逼迫我们去直面，而只有通过这种直面才可能真正把我们引入历史原初情境，引入大屠杀“现场”，才可能产生惊心动魄的切身感，这种切身感会使我们知道大屠杀并不是外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它并不是永远逝去了的与当下不发生具体关联的抽象存在，它其实每时每刻都潜伏在我们身边，并随时都有可能重现。而仅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逃逸与远离我们的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并使一次次惨绝人寰的反人类反人性的暴行最终缩减为一个个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数字。
　　在这个意义上，“记忆的暗杀者”不仅仅存在于国家政治中，也存在于诸如教科书的冷漠的历史叙述中，存在于学者的“客观公正”的学术研讨中，存在于抽象的概括和归纳中。而一旦我们暗杀了记忆，我们也就暗杀了历史，暗杀了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暗杀了我们的感情和以感情为真正支撑的良知，而最终我们暗杀的则是生存着的人类自身。
　　沟口雄三先生的《“战争与革命”之于日本人》以及发表于《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二期上的《日中之间“知识共同”的可能性》一文，都执著地表现出追求中日双方“知识共同”的努力。这种努力很让人感怀。但如果缺乏感觉认同以及感情记忆的认同取向，其“知识共同”所能达到的作用恐怕是有限的。学术和知识也迫切需要一种“感情记忆”的支撑，至少这种感情记忆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某种背景性的存在。单单坚持一种“客观的”知识与学理的立场和姿态恐怕是有所欠缺的。正像孙歌所指出：“在南京大屠杀数字上纠缠的，并不仅仅是日本学人，欧美的学者也有同样的姿态。支撑这一姿态的基本学理就是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它的对立面就是活人的感情。这种历史观导致的严重后果，首先在于感情记忆的丧失，它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而恰恰是这种死知识，最容易为现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中日间的共同的知识如果正是这样的死知识，反而会使“知识共同”的原初立场发生偏转，甚至遮蔽了可能存在着的真正问题。
　　今年三月三十日下午，《二十一世纪中国、日本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文化”部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日双方的青年学者的报告和讨论热烈而有秩序，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和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实等先生不时参与讨论，也为会议增添了几分活跃的气氛。一切都按部就班。真正具有“事件”意义的是一个中途闯入者向日方的一个与会者发难，认为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措辞和态度模糊暧昧，一再追问他是否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是否承认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语气中充满火药味，会场的空气十分紧张。我作为主持人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有意味的是会议的日方的组织者匆匆过来让我赶快转移话题，结束论战。会间休息的时候另一位日方组织者希望我续会时能解释一下这个发难人只是一个临时的旁听者，并不是会议邀请的正式代表。会议继续进行，那位被闯入者所责难的日方学者声明，刚才休息的时候不少中国学者对他表示安慰，请他不要介意，并说这种亲切的态度令他非常感动。于是会议又在友好而轻松的气氛下进行。
　　然而我却觉得这种友好而轻松可能掩盖了中日交流间的一些根本欠缺，那就是轻松的外观下隐含的是对双方都感受得到的沉重历史记忆的回避，在小心翼翼的同时双方都难以正视彼此间真正需要建立却注定难以建立的其实是感情记忆的基础。我想起了沟口雄三先生在《日中之间“知识共同”的可能性》一文中曾感叹中日双方学术交流的“礼仪化”，彼此都止步于彬彬有礼不伤面子，从而使深入的交流难以进行，使真正的“知识共同”无法企及。而更难以企及的大概是感觉、感情以及历史记忆的共同吧？
　　二○○○年四月三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