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柏林电影节的这道风景

　　“戛纳”、“威尼斯”、“柏林”经国内电影人之口说出来，就并非只是三个国外城市的名字，它们表示着那所谓“三大电影节”，这三个名词说出来后已经转换成“肃然”、“心惊”、“肉跳”这些表示心理反应的动词。这些心情很大地影响着旁边的人，包括与影视无甚牵连的人。其原因和“金棕榈银棕榈”、“金狮银狮”、“金熊银熊”这些听说过没见过的奖杯有直接关系。这种对著名电影节和奖杯的趋炎附势搞得一些话都不知从何说起，比如那些去国外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电影人，碰到人往往是被热情地问道：去的什么电影节？得了个什么奖？如果不是上述著名电影节，也没有拿到什么说得过去的奖项，话题就会在这儿尴尬地打住，感觉被问的人就是自己出外胡乱旅游了一把。人的这种趋炎附势的心理蔓延到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媒体，波及文化地位声望人事关系家常平民的日常话语，然后，出现的某些现象有，被问者支支吾吾或故作轻描淡写：……一电影节……法国……
　　像年初刚从柏林电影节回来，遇到的人都像是约好了似的同声说，啊，就是巩俐当主席的那个……那个奖是怎么回事？……我想说我是待在电影节的“论坛”栏目里，那个“论坛”是怎么怎么回事，但发现对方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和好奇等待你讲这些东西。如果再碰到你去的是印度孟买、新加坡、香港这些亚洲“家门口”的电影节，问都懒得多问了。
　　这种“谈大电影节”、“谈大奖”的氛围大概至今已经浓烈好几年了。说到电影节的评奖，有识之士都心知肚明这就是电影节一种迫不得已的仪式，或者说被商业和市场逼出来的招，因为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电影和观众趋之若鹜，反过来，希望被重视、口袋有可能被钞票撑足的电影人也纷纷跑到这儿来捞“名声”。即便得奖愿望落空，但也可以因为“参展某某电影节”而获得好票房；有奖项的更不得了了，恨不得把自己得的奖说成是该电影节最重要的。电影节——名声；得奖——票房，双方互动经年，即使所谓“艺术电影”也控制不住地栽入这种热闹中。
　　我们大家都是不能免俗之人，所以一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果哪个拍电影的人说他拍片子时，脑子里没有飘过一丝电影节和奖的影子，你就可以相信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本来电影节是件好玩的事，大家平时天各一方，像沙漠上的骆驼和树林中的鸟，现在带来片子放放，新老朋友碰见聊聊，难说还有什么艳遇发生，再得个奖也不错，但现实是，情况不是这种。明知道电影要论艺术，却放到田径赛场的跑道上一起让它们像马一样奔跑，然后以在某一终点线上的冲刺来决定“这些马”的胜负是滑稽的、荒唐的、可笑的，但我们还是惯性地站到这起跑线上，脸憋得通红地等待发令枪响的一刹那；或者忍不住跑到现场看热闹、助威、等待最后结果。关于电影节上奖的得失引发出来的利益牵扯者的种种表现，段子说出来是很残酷的：喜不自禁……脸色惨白……压抑狂喜……故作轻松等等。然后还有更厉害的，在某年的东京电影节颁奖后次日清晨的饭店早餐桌上，我听见旁边桌子上两个导演在愤怒咒骂评委，其愤怒程度，可以从每个句子里都夹杂着Fuck感觉得出来。
　　我是想对人说世界上的电影节是很多的，形象的说法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有电影节”；并且相当多的电影节都有自己的特色专题，一些电影节甚至不设“竞赛”项目，就是展映。即便那些“著名的”国际电影节，放映的片子往往多至百多部，也非常讲究栏目设置的多元和特点，并不是百多部片子集体蜂拥杀向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赛跑道。参与竞赛项目的片子顶多也就十几二十部，其他大部分所选影片因为各具的特色被放在电影节专设的其他专门栏目中，一些电影节也因为这些特色栏目建立了自己的知名度。比如戛纳电影节的“一种注视”，柏林电影节的“新电影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of New Cinema)。
　　这里就说说柏林电影节的这个“新电影国际论坛”，原先它和柏林电影节并无关系，它的前身是开始于电影节之外的。创办人是乌利希·格雷戈尔，搞影视或与影视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人应该熟悉这个名字，因为国内出版过的称作“世界电影史”的专著除了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的那本(电影史在这本书中只排到六十年代初，作者已在一九六七年去世)，然后就是格雷戈尔所著的那套有四卷本的《世界电影史》，其中，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电影实践与作品一直论述到七十年代。此书出版于一九七八年，国内的译本是十年后，即一九八七年。对于中国一些有心纪录片的人，大概最初看到美国“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此书中文译者译为“记录电影”)，以及日本纪录片人小川绅介这样的字眼就是源自这本书。
　　书的作者格雷戈尔一九七○年时开始在柏林的“兵工厂电影院”(Arsenal Cinema)安排组织影片放映，按国内现在常说的就是充任“策划人”一角。之前他和他妻子在这里发起成立了“柏林电影爱好者协会”。在柏林碰到来这里留学并定居有十多个年头的施彦，她跟我数起其中的掌故是：“兵工厂电影院”所在地当时是柏林左派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聚居的Schoeneberg区，它纯粹是文人电影院。那时是六十年代末，正是西方学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纷纷起来反抗西方保守社会制度的学生运动最热火的时候。“兵工厂”当年的口号也是非常左派激进的，比如推动世界革命，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坚决作对等等。
　　自然“兵工厂”组织的片源都是来自那种进不了主流大影院的小制作、试验性的艺术片，马上声誉鹊起，引得当时西德其他地方的类似影院纷纷跟随。次年，也即一九七一年，格雷戈尔被已办了二十年的柏林电影节邀请其中，创办了“国际新电影论坛”这个栏目，也就是国内习惯说的“青年电影论坛”。“新电影”和“青年电影”的区别很重要，前者讲究“试验”、“异端”，与导演年龄大小无关；后者感觉就是初出茅庐、处女作之类，岁数大了就不好意思带着片子来这里逛了。我就碰到一个年约四五十岁(西方人的样子吃不准)的导演也在“论坛”，他很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他的第五部片子进入“论坛”了。我体会他的骄傲感是：哥儿们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在弄试验搞异端。
　　再说到“论坛”，这不是我们想当然的开大会，麦克风前深刻发言，或者围坐圆桌高谈阔论。一个会都没有，就是放片，放完后导演和观众有十几二十分钟时间的对谈。时间一到，出去吧，下一场就要开映了，观众已经在门口排着队了，有多少话要交流去外面酒吧找个座单谈去吧。这正是实实在在的“以影片作品发言”的地方，其他，说的再多也基本上是废话。“论坛”选择的放映作品很“杂”，这种“杂”体现在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有影片也有录像、有声名显赫的世界级导演(比如文德斯几年前用录像拍的一部纪录片)，也有第一次扛起摄影机的新手，还有题材内容、拍摄方式形形色色，作者踪迹延至世界各个角落。三十年的柏林电影节“论坛”历史簿上，填写过后来在国际影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姓名，柏林人常念叨的、中国人也熟悉的像斯派克·李、塔伦·迪诺、李安、侯孝贤等，他们都在这儿亮相出道。我印象中记得，中国的好些个导演最初的作品都在此放过，像张元、宁嬴、李少红等。去年贾樟柯在“论坛”以他的《小武》一炮打响，迅速走红。今年在“论坛”栏目碰到的好几个工作人员，她们还挂记着贾樟柯，问我：那个贾怎么样？他没事吧？
　　但是三十年后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象征着跨国垄断资本的“索尼中心”(Sony Center)建筑以一种霸道夸张的样式矗立在柏林市内，柏林电影节的影片也被配置在这个建筑里的“电影宫”(Cine Star)放映。这个“电影宫”构筑在“地下”，当人们手扶自动电梯缓缓驶下，一条红得耀眼、印满Cine Star字样的地毯开始从脚下铺展到深处，感觉你已经暂离刚刚在地面上碰到的那些面孔模糊的人群，正在进入世界内心的底层。地毯两边排列着十多个装配有当代最新高科技视听技术的超豪华影院，其放映水准之完美，连录像都可以放映到和一般电影大小的尺寸，而影像质量几乎能和电影媲美。“论坛”的影片也包括在这些影院里。据说“论坛”当初是抵抗过一阵，但“兵工厂影院”所在地区现在房租大涨到负担不起的地步，而索尼中心把吸引“论坛”进入当做一个很好的文化广告，许允了优惠条件。“论坛”最终还是迁入这个自己反对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大本营”。
　　站在“索尼中心”建筑楼群下，可以明显感觉到其设计者如何配合业主的险恶用心：楼顶间以网状透明玻璃相连，气势恢宏，笼罩一切，人如蚁群被巨伞遮蔽，但你还是压抑不住自己的自尊和骄傲仰头往上朝拜。走出影院，门口挤满了人头和摄像机，焦点无疑是“参赛作品和导演”；满眼招摇的那些评委的巨幅画像和广场上超大屏幕上的名人亮相，也都是和“参赛”有关……算了，不停历数下去，会暴露自己“说葡萄酸”的心理。但的确心凉：“论坛”就是柏林电影节中旁观高潮的小兄弟、大餐中的一道配菜。可是身在其中，除了赌气不看“参赛电影”还能做什么呢？实际什么都不能做。想想那些“论坛”先人哪里去了呢？斯派克·李、李安已经名副其实地掉进好莱坞大制作里了，侯孝贤也只跟“大餐”玩了，“论坛”真正成了一些电影人成名前的“处女发言地”。忍不住又想到贾樟柯，彼时正带着他的班子在中国山西一个县城里拍他的《小武》之后的《站台》。我当时忍不住想的是，从这个“站台”发车的贾樟柯会驶向哪里呢？
　　“论坛”的老根据地“兵工厂影院”今年是最后一次使用了，明年“论坛”将彻底告别它，进入巨伞下的“索尼中心”。电影节期间和格雷戈尔有过两次闲聊，聊到他写的《世界电影史》，聊到是否正在往下写，还有“论坛”以后的命运等等。望着对面这位“论坛”的创办者，当年他三十八岁时，该是多么的英姿飒爽、挥斥方遒啊！如今三十年过去，有多少不可捉摸的电影人和电影从他眼前由青年走向老年！现在他离七十就差两个数了，头发花白稀疏，在我心里转了好久的感慨最后还是憋回去了。
　　柏林回来，收到施彦的电子邮件，信中她告诉我“兵工厂影院”的下文，还有她当时和我聊天时没有说尽的话：“今年电影节刚结束，Arsenal老电影院就关门了。现在正在搬迁。好像是六月一号，将在Sony Center重新开张。那天格雷戈尔也跟你说过，为了保留一点儿过去，他们准备至少将老Arsenal的门面，重建在Sony Center里，以安慰众多爱好者的失落感。Forum的历史很有意思，它的变迁也反映出一点儿德国社会的变迁。三十年后，时过境迁，西方社会又在转向保守，欧洲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赢家是资本主义。想想当初格雷戈尔他们有意选‘兵工厂’这个充满火药味、很不文人的名字，就是想表达与旧制度作对的信念，而现在Arsenal旧址周围当年那些激进的左派学生，如今也多多少少成为温和的德国中坚力量。这些前前后后，令人回味。”
　　二○○○年四月，北京冰窖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