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都市“恶之花”

　　在上海不到一周，不同场合里听到谈论棉棉、卫慧的小说。普遍的说法是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胆大，肤浅，“用身体写作，用皮肤思维”，写来写去都是些性交、吸毒。
　　离开上海前在南京路步行街的书店里买了《糖》、《上海宝贝》。有朋友得知说：“不妨带上飞机翻翻，然后就留在飞机上。”言下仍是不屑，倒弄得我越发好奇。
　　近年中文小说读得少。无论朋友送的还是偶尔听到推荐找来读，少有读得下去的，多是半途而废，或者看了几页就丢开。有时疑惑究竟是谁出了问题：我自己？小说家？还是这个时代？这回先看《上海宝贝》，却看得飞快，连自己也好笑——难道真和在飞机上看有关？
　　上回也是在飞机上，正巧赶上放去年一部好莱坞片The Thomas Crown Affair，男女主角都是时髦漂亮的都市人物(男的就是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故事围绕一桩艺术盗窃案展开，拍得既轻捷机智又浪漫刺激，很酷，看时的感觉像在用眼睛吃冰淇淋。《上海宝贝》也有这种漂亮和速度，但更年轻更颓废，像在幽暗的滑冰场上吃一支柠檬味的棒棒糖。只是好莱坞冰淇淋吃多了，吃完会马上忘在脑后，这支棒棒糖却不这么简单——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制造。读毕脑子里居然闪过一句话：“女士们先生们，请脱帽，卫慧来了！”这好像是当年美国某篇报评的标题：“Ladies and Gents，Hats off，Here Comes Bob Dylan！”我当然绝非暗示卫慧是鲍勃·狄仑，那可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小说的确给我一个鲜明感觉：一个文学新人登场了，一种新都市小说在中国出现了。
　　先要声明我的阅读偏见：因为彻底是城市人，到北京郊区下乡一年更破了原先对田园诗意的幻想，我一向对农村小说隔膜，闻见泥土味就打哈欠，见到“王富贵进了李有才家，先蹲下了”或者“男人咂吧着烟袋，眯缝着眼看着婆娘大奶子一颠一颠地在灶间忙活”这样的句子就倒胃。喜欢俄国小说里的乡村描写，也欣赏阿城的“知青”小说，因为那其实是贵族和城市文人眼里的“异国情调”。究其根底，这褊狭是因为自己生长在城市，住过并且喜欢的也都是大而老的城市：北京，纽约，芝加哥。可当代中国大陆没有摩登都市，自然难出摩登都市文学，这事无可奈何，怪不着作家们。
　　其实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出了一些个性鲜明的城市小说，从刘索拉，徐星，到九十年代的王朔，都是。不过那里面的城市和人物仍留有很强的革命年代习气，即便反叛，那反叛的对象也极其明确，是正在衰败中的主流。那里面的“反英雄”还带着英雄主义年代的夸张姿态。　　当然，刘索拉多些青年艺术家的寻索、问号(她笔下的女孩买买东西弄点脂粉就会自惭肤浅，要做灵魂拷问)，徐星多些边缘青年的灰暗无聊，王朔则更多军干子弟加市井的张狂油滑。这些小说又都有北方城市人的作风。大手大脚，大批大笑，大说大闹，大鱼大肉。甩得很。
　　当时上海的城市小说家如孙甘露，同一代人，风格就全然两样。他写城市的办法是营造一场场温柔华丽的白日梦。那时的上海物质太贫乏，太少寻欢作乐的场所，从唯美者的眼光看出去真是一片苍白简陋。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变革命文体为文体革命，变乡村的乌托邦为城市的白日梦。身边没有，那就让想像中的霓虹灯亮起来，踱进那想像的酒吧里，听那想像的时光倒流爵士乐。孙甘露不走写实的路而耽于形式试验，我想一半也是给逼出来的，是上海式的对粗糙钢硬文化的抵抗。
　　卫慧和棉棉是另一代上海人。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她们描写的都市风景里消失殆尽，那一切好像从未发生。当然决没有在现实的都市风景中消失，这一点任何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在上海街头走上五分钟就会明白——并非全是红男绿女广告霓虹灯。但她们的小说把这一层干净彻底地剥离出去了。厌烦？回避？麻木？抑或是所谓政治淡化给了新一代人新的眼睛？不管是什么，反正此事免谈，谈也没用只落个不酷不漂亮。在这一点上“新人类”俊杰们个个彻底“识时务”——或者说干脆长在时务中。令人感叹“向前看”和“向钱看”到他们这里算是真正开花结果，开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都市“恶之花”。
　　先说卫慧。这《上海宝贝》写得漂亮。显然作者是那种集天赋、聪明、良好教育于一身的青年作家，第一本长篇就出手不凡。先要说她语言好。有中文系毕业生爱用现成词组的倾向，但这种不雕字的“懒惰”也使她行文显得没有负担，轻松流畅，速度快。写人写景都简洁敏锐，清凉利索，有情却不酸，有节制而不造作，有见识但从不往深里走。颇有上乘商业文学之风。
　　性写得不错，在大陆当代小说里绝对是个突破。直率，干净，毫无老派的扭捏造作，躲躲闪闪，也没有没见过大天的穷造势，光打雷不下雨的文艺腔。往往直奔主题，但又永远有技术处理。比如写性高潮，竟杂用武侠小说和卡拉OK流行歌曲的套话，就是一种聪明的处理，那些早使滥了的港台腔居然有了一种风趣。这书中心主题是性欲，场景又一概精选时髦新潮之地，人物一律务要性感年轻，香港人讲的时装杂志上那种所谓“有款有形”，外加频频搔首弄姿，估计把它拍成电影也会好看——当然导演可别认错了门类偏要玩深沉严肃还要老少咸宜，就照那路特自恋特“艺术屁屁”(“artsy－fartsy”我看也只能这么译了)的黄片儿拍就行。
　　《上海宝贝》为中国“新人类”们摹了幅精致、潇洒、洋气的肖像。这些“新人类”们是谁？“另类”这个词在书中出现多次，但卫慧笔下的人物怕算不得真“另类”。他(她)们太时髦风雅，太工于心计，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的自嘲十分cute，有点撒娇。在拜金享乐的时代他们既有钱——至少是不缺钱——又知道怎么享受钱。在道德暧昧的环境里他们洒脱果决，说干就干。而他们所有的“疯狂”都是既性感自恋又小脑清醒边界分明的。一不犯上，二不辱洋，三不毁己。“不慎”决不等于“犯傻”，他们遵守游戏规则，明白什么是真危险真安全。他们是聪明人，决不会把事情搞滥搞大发了搞得无法收场。说到底，他们其实是光怪陆离非驴非马社会中一群得心应手的弄潮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从生活方式到道德观念，中国这条古老的大船终于驶到了新旧交替循环并存的阴阳界。满街处处有老树开新花的妖娆之气，好比老年人久病之后施行整容术，那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深刻的恐怖和悲哀，而战胜无奈感的有效办法便是及时行乐。“上海宝贝儿”们是一族玲珑剔透的行乐高手。从老主流的角度看，他们当然是道德败坏自私自利的叛逆。从新主流的角度看，他们则是附丽其上尽领风骚的晶莹泡沫。他们一边标新立异，一边占尽便宜。
　　且拿书中引用的几位西方文化偶像来约略比一比异同。主人公倪可开篇就宣布自己的头号偶像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这不无道理。一提米勒小说，人们先会想到放浪形骸的感性生活哲学对禁欲式文化的反叛。中国新人类们的确可以由此找到灵感。不过相似到此为止。同是半自传体小说，米勒的主人公是从布鲁克林区跑去浪迹欧洲的穷小子，感官享乐既是反禁欲的又是反商品的，充满破口大骂整个美国清教徒式资本主义生活的狂野。倪可的反叛则是名校女生非要下社会闹点不轨的恶作剧方显得卓尔不群、潇洒不俗。归根结底，她还是那种好人家调养出的娇女孩，野也野不出大圈儿去，在外边搞得实在乱了累了还是会回家喝了妈妈的粥睡觉。
　　更重要的，卫慧笔下人物根本就是商品化生活的产物，对物质非常依恋相当势利眼。可以说这态度本身也是对过去那种反商品反物质文化的反动，从物极必反矫枉过正的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因此这里的性也就基本是商品的性，享乐是物质的狂欢。放浪形骸的外壳酷肖，精神上它与米勒正好相反。
　　此书爱援引的文化偶像还有美国六十年代“在路上”一代。那是全社会普遍繁荣下美国中产阶级子女对父母生活方式的叛逆，激烈反物质反越战，处处洋溢理想主义和左翼乌托邦幻想，连吸毒也紧连着精神超越。《上海宝贝》是两极分化，后殖民文化的产物，颓废得实惠，虚无得彻底。即便夜夜狂欢天天派对，此地既无理想也无乌托邦。
　　这样说下去，无论与米勒还是“在路上”一代相比，卫慧小说都是另一种动物，扯到一起不免有羊头狗肉之嫌。书中杂引旁征的还有不少，像五彩缤纷的玻璃纸，此处不及一一剥析。总的看，《上海宝贝》其实是一本包装得滴水不漏光滑圆润的“超级商品”——这词我也是从书中借用。都说王朔当年写的是商业小说，和这一比立刻显得破绽百出，几乎浑身窟窿。王朔那张嘴哪肯见好就收，说着说着就毒辣起来，逮谁杀谁，真情毕露。这小姑娘却玲珑剔透，章法分寸面面俱到。
　　记得有位英国作家说过：谁把“sex and shopping”(性和购物)写好了谁的小说就好看。《上海宝贝》汇两者于一炉，恰有这路的好看。所以女主角和女同性恋接吻前一定有红缎刺绣手袋做过渡。即便在公共厕所里和老外性交，作者也不忘提醒读者她穿的是CK牌内裤。这种细节的确至关紧要，但凡马虎一点，露出摊子上买的十块钱两条的大裤衩，那这场好戏可就整体掉价，从风流直跌为下流了。
　　颓废的气氛，本是钱堆出来的，而新钱自然又比不得老钱，处处必得着意强调品牌。美国时髦青年作家Bret Easton Ellis，小说也以写sex and shopping著称，外加暴力。但那大约是纽约洛杉矶后雅皮的都市感觉，男性的，要冷酷得多。那真是把强调品牌的性和颓废写到极至，零下多少度，写死掉。就这样，美国评家们还老骂他这种一路铺陈的反物质主义是假的——就像《肉蒲团》反肉欲是假的。跟他比，卫慧的sex and shopping潮而不冷，处处弥漫良家小女子乍得珍宝的温馨怜惜。
　　又想到美国的新人类叫“X一代”(The X Generation)，父母正是六十年代叱咤风云的“Baby Boomers”。“X一代”的大致特征是：沉迷身体和消费，高科技化，无明确政治态度(politics)。除去吃抗压抑药片(吸毒早不新鲜了)，无聊的郊区生活等美式问题，中美两国新人类们的确还是颇有相通之处的。就连那种女权而不主义的阴性感觉也像，大概这是全世界“后女权”女性们的共同特征吧。这种自恋内敛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其实早有先声。二十年代《沙菲女士的日记》就有了影子，不过那时男女接个吻已经了不得，丁玲又看不起金钱市侩，给日后走向左翼留了口子。但定神想想，那沙菲一路发展到世界末，可不就成了这倪可嘛！
　　《上海宝贝》里两位男性形象也耐寻味。中国男人的性无能，在张贤亮那里是政治压迫造成，此处已蜕变为金钱压迫。男主角天天的性压抑由金钱始——他既不能挥去母亲为钱弑父的阴影，又寄生于这母亲从海外汇来的钱。而三角关系的另一角，又是金钱与异族的象征：那位“眼睛蓝得邪气”、“器官大得吓人”、“在中国业绩出众”的德国公司主管马克，正与幼稚、懦弱、性无能的天天相对应。性与力，资本与自信成熟，全集中在马克这西洋男人身上。对手如此强大，天天只有自毁，可怜的中国男人。可怜的中国女人。
　　最后说几句棉棉。单看这本《糖》，棉棉作为小说家的才华技术不如卫慧。她的叙述语言高不成低不就，不使劲儿成了流水账，一使劲儿又成了文艺腔。“天空伟大而灰暗”，“她美得很细节”，“他的歌声伤感得很完美”，“他爱我爱得像一座铜像”……我的天，编辑居然也不给她把把关。不过，就透过这么糟糕的语言，也能感到一股诚意，隐约看到另一幅城市青年的素描——就像听有些蹩脚的蓝调，它可是真蓝。棉棉笔下的人物更像真“另类”。《糖》里的下层经验更野，情感更真。这些自称“狂野的无产阶级”的摇滚青年，潦倒放荡中有真失落，有对人生意义的怀疑和对朋友的仗义。虽也自恋，但还有自卑，混乱，做人的原则，以及难以消除的不安全感。他们不太乖巧。技术不好可以改进，多少优秀作家年轻时的东西简直不能看。但心灵真诚这恐怕是一个好作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品质了。
　　棉棉的女主角也爱美，但总是没钱。她敢穿华亭路上十块钱两条买来的内裤，并且以这内裤穿在她身上像五十块钱买来的而自豪。《糖》里的性与爱也直率，有粗糙的边边角角，不cute也不那么漂亮，设计感不强，那痛苦失望倒更可信些。
　　总之，糖并不太甜，宝贝倒真是宝贝儿。
　　二○○○年四月五日于香港薄扶林道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