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不同，亦相与谋

　　读完汪丁丁先生《道既裂，勿相与谋？》(《读书》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一文，深受启发。孔子遭遇尼采，已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处境，问题在于，我们是像孔子那样扔下一句“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拂袖而去呢，还是不回避尼采的利刃，亦不要被他的利刃所吓倒，道不同，亦相与谋。
　　吉拉德·西格尔的文章“Does China Matter？”，其标题颇能镇住一些中国人。实际上，在西方人那里，一切在我们眼里天经地义的事都可能成为问题，西方的历史，几乎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历史。从“神本”到“人本”，从“王权”到“人权”，如果没有把“神本”、“王权”当做一个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就不可能产生。现在，西格尔把中国当做一个问题(或麻烦？)来研究，虽然缺少善意的因素，但那是他的自由，或许也是“全球化”时代所必需。遗憾得很，他的研究结果是中国不能成为他们的一个问题，这恰恰表明中国成了我们的问题了，而我们把中国当做一个问题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虚幻之“道”阻碍了中国人对具体问题的思考，执著于所谓天人相参于“一”，拒绝与他人对话，拒绝拷问既定之秩序，比如，世俗与王权之间就从未有过真正的对话。而西方是首先实现了内部的对话，才随着历史的发展才将眼光转向东方的。比如“人权”等等问题，在西方启蒙思想者那里首先是以反对本国专制王权而提出来的。
　　“Does China Matter？”本该由我们自己提出，今天却出自一个西方人之口，我们是不是感到又被“后殖民”了一回？中国知识分子连“Does China Matter？”还未弄明白(或不想弄明白？)，就被西方这个假想的庞然大物搞得昏头转向，是谁设置了这个圈套？中国知识分子何以这么容易受骗？
　　伏尔泰说：“种我们自己的园地要紧。”值得注意的是，在种我们自己的园地时，不能再用传统的农耕技术了，而应像西方曾经利用我们的指南针、火药那样，干一点实际的事情。“道不同，亦相与谋”，才能寻求到现代大同世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