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双重大转变

　　由于世界的大转变与中国的第二次大转变相互关联、互动递进，从而形成了近四百年间逐步展开、阶段发展的世界与中国双重大转变现象。其中关系自然极为繁复，但从总体来看，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世界大转变激起中国大转变；二是，双重大转变将促使中国成为“东方枢纽”。
　　在研究世界与中国大转变的互动递进关系时，最令人关切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第二次大转变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进入第二次大转变？
　　总体来看，在世界与中国的双重大转变开始之前，当时欧洲临海地带居民的生计高度仰赖渔猎、手工业特别是贸易。后来，由于东部商路被更加依赖中转贸易的阿拉伯人阻断，从而迫使他们向西探险，寻求通往东方的海上新商路。正是在这种无奈的探索中意外地发现了美洲，继而探明了经南大西洋通往全球的新航路，既为其接踵而来的资本原始积累奠定了大西洋西岸的土地和东岸的人力资源基础，又开辟了由此向全球范围殖民、通商的越洋社会地理关系发展途径。在此基础上，欧洲西部地区率先聚积和形成了通过殖民与贸易足以支配和整合全球社会地理关系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其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极性分积状态跃进极性聚合状态的全球动力中心。反观当时的中国，由于“陆腹裕阔，海牵贫弱”，造成了整体超强的自足自闭特性，从而使西欧与中国在世界大转变中的历史命运正相背反。至于造成这种背反关系的逻辑根源，早已为两千多年前的秦相商鞅所发现，他说：“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在此，所不同的只是西欧之“务开”，有其内在的主观能动，而中国之“事徕”，则是外界强加的，因而是被动的和不情愿的。这就表明中国在双重大转变之初，只可能处于双重被动地位，而不可能处于双重主动地位，亦即当时中国的大转变只可能被世界的大转变推动，而不可能由中国通过自身的大转变继而去主动推动世界的变化。
　　尽管有上述关系，但在中国第二次大转变之初，由于起自西欧的世界大转变影响，尚限于通过沙俄在严寒的北方以并不很强的势头东进、南下寻求殖民通商的曲折和间接作用状况，所以尽管当时的清王朝虽曾主动涉足中俄平等互动，但其根本意图还是力求偏安，既可防止沙俄支持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分裂叛乱，又可减轻因俄人入商造成的巨额财政负担。再加上中国在当时尚处于酝酿准备阶段的世界大转变格局中具有很大的自持优势，因而足可保证清廷偏安几世。这就使中国的第二次大转变只能以偏安为其起始。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西欧诸国已聚积起了足以在华殖民通商而无需惧怕中国反抗的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随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强烈冲击，最终迫使清廷面对残酷现实，结束偏安，进入双重大转变的受激变动进程。然而，由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侵夺，特别是甲午更惨败于后起的日本，遂使对国民有害无益的帝制清廷被革命废弃。进入“民国”时期，来自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再加上前期双重大转变的累积效应，从而全方位强化了中国社会内部创制与抗敌图存的努力，结果是根基错置的“中华民国”公设短命，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变的革命任务基本完成，转而进入更需耐心和独创性的建设历程。
　　在明确了中国第二次大转变的来历之后，还需了解其在未来双重大转变格局中的发展大势。结合世界大转变向多极聚合形态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由“起飞”向国家复兴目标迈进的大转变要求，我们认为：通过并圆满完成双重大转变的中国必将成为人类世界全方位开放发展的“东方枢纽”。
　　首先，从世界大转变趋势来看，人类世界在经历了单极与两极聚合发展阶段后，目前正处于多极聚合发展阶段的起始端。与人类世界运动的这种历史潮流相适应，各种既存极性中心(北美、欧盟、独联体等)的自适应调整，以及多种潜在极性发展中心(亚洲、南大西洋周围等)的迅速兴起，为处身双重大转变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东方枢纽”的世界历史机遇和要求。
　　其次，从亚洲地区整体发展进程来看，工业革命以来，古老的亚洲逐渐被欧洲发展极强行纳入世界化轨道，这使亚洲地区有史以来首次开始长期面对两相背反的“传统”与“世界”向度的激烈撞击与道路选择，并自觉不自觉地从模仿欧洲列强开始其世界化与现代化进程。当然，外部强制条件也在激烈变动与不断更替，先是通过“十月革命”，将欧洲一极由性质相近的一种势力变成了自相对立的两股势力，然后，随着亚欧大陆两端殖民帝国主义最终一搏的破灭，使美国乘势而起，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的头号超级大国，而苏联则作为其意识形态对手与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抗争。在这一剧烈变动的历史长过程中，东亚海洋国家日本成为模仿欧美的急先锋，并以“脱亚入欧”为帜志，反戈亚洲体系，而中国的民众革命则作为相反方向的努力与其殖民帝国主义行径相抗衡。这样一来，真冷战的世界就促成了准冷战的亚洲。如今，世界冷战结构虽因苏联解体而告终，然而亚洲内部准冷战的结构却仍难见其尽头。从理论上讲，彻底消除由外因激起、内因助推的亚洲准冷战结构，有待中国“东方枢纽”地位的复兴与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并最终完成新型亚洲和平发展极性结构的设计与建构。
　　再从中国自身大转变的情况看，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地理系统的构成不但具有地域辽阔、陆海兼备、资源丰富、产业多样、人口众多等特征，而且在空间位置上居于亚欧大陆与太平洋及印度洋相交地带的中枢位置，邻国众多、文化背景多样。处在这样特殊的世界关系交汇中心地位，既便于全面恢复和强化东方邻国之间传统的互利交流，也便于将来自亚欧大陆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强大洲际联系汇集在这里，从而为使中国社会地理系统逐步发展成为人类世界全方位开放发展的“东方枢纽”，提供充分的社会地理关系空间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第二次大转变现已进入国家复兴之前的起飞攻坚阶段，继续开放发展与和平交流既是占人类总数近1/4的成员的共同意愿，同时也是其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继续转变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必然为众多的周边邻国以至整个世界提供各种便利的东方交流与开发中枢条件，从而在服务东方以至整个世界的同时，促使中国自身通过双重大转变逐步成长为人类世界全方位开放发展的“东方枢纽”。
　　最近四百年间世界与中国的双重大转变，不但为促使中国成为人类世界全方位开放发展的“东方枢纽”提供了外在的世界历史机遇和客观要求，同时也造成了迫使中国非如此努力不可的内部需求与利益驱动。既然有配合如此完备的内外主客观条件，中国社会就必须竭其所能，努力肩负起建构和维护“东方枢纽”，以造福于自身和全人类的繁荣与进步事业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