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历史写给平民看

　　公元前八十八年秋，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决定立六岁的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后，借故把太子的母亲——自己晚年所纳的妃子钩弋夫人押进女囚牢房，随后处死。
　　这个故事我早听说过，过去二千多年了，我还是感到满含血腥的悲风自历史深处扑面而来。《风起云扬·汉书随笔》里《杀母立子》一篇专论此事，提出在当时制度和智慧水平下，武帝为防止外戚夺权，只能如此，接着作者竟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光是杀母立子一事所表现出的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大手笔。”读完全书，感受到作者对英雄主义的过分神往和对碌碌众生的过分轻视，在大部分篇幅里，或展现英雄伟人的雄才大略，或津津乐道他们的权术与倾轧，碌碌众生只是英雄伟人演出历史时的道具，弃之毁之杀之毫不足惜——钩弋夫人、江充的家属、北地太守的全家、霍光的全家、董贤的妻子……鲜血淋漓腥臭扑面表情各异堆积如山的人头，丝毫不影响作者给予杀人者极高的评价，甚至多多少少证明着杀人者的雄才伟略不同凡响。
　　作为“受过海外热风洗礼”的新史书，《风起云扬》自有它精彩的地方。作者对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社会财富性质的飞跃、循吏和酷吏、天道神明观的作用、古中国法治不兴的原因、知识的分配和权力的分配等都做了非常精当和启发性的评论。
　　是的，这是一本矛盾的书。新史家之所以走出一条从体制上评论历史的新路，正是因为认识到历史上没人能越出自己所处的体制，“形势比人强”。有了这样的认识，新史家才写出不同于“英雄史”的“社会的历史”，或者叫“平民史”，在这里，历史的主角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动，历史由万民和自然合力造就。作为一位新史家，为什么作者一边对人性和体制做出极富理智的剖析，一边却近乎非理性地陶醉在关于英雄伟人的神话里？
　　本来人性中有种非理性的自信的冲动，全凭非理性的自信，我们才在非理性的宇宙中挣扎生存下去，在这自信的支配下，人类与天斗，与地斗，然而也与人斗，互相斗，“他”变成“我的地狱”。非理性的自信不加以理性的约束，就是历史上各种人为疯狂惨剧的来由。所以我们在屠杀中看见崇高，在仇恨中看见亲爱，在极恶中看见极美——“狞厉的美”。“轻车俊马，远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姑衍，登临瀚海’，斩、俘共七万余”(《风起云扬·汉书随笔·大将霍骠姚》)。四字骈文，声调铿锵，作者和读者都从描写杀戮的文字中得到某种快感。作者所佩服的黄仁宇先生说：“凡一件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我们无庸强调其改造期间之痛苦。而且只在缕述其积极性格时，才能对历史存信心，而接受其仲裁。”不知黄仁宇先生说的对宏大历史所存的“信心”和那非理性的“自信”是否有点相通，反正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极富理智的历史作者，在被英雄伟人屠戮的弱者面前，竟显现出那样的冷酷与麻木。对于众多的读者(特别是青年男性读者！)，作者那些有价值的思考很可能因抽象而被忘却，而对强权暴政的叹服向往、对权术与倾轧的乐此不疲，却因人类天然的兴奋点而长存他们心中。人性是已然的东西，非人力所能消灭。因而作者和我们都不需自责，惟为群体的安全计，对人性中非理性的自信加以理性的警惕和疏导，似乎是每个人应该想想的事情。
　　中国人传统思想里的“太平盛世”其实仍是统治者的一个大玩物，统治者可以让人民过和平富足的生活，但这种所谓和平富足，不过像“麒麟出现”、“远国来朝”什么的一样，是供统治者赏心悦目自我陶醉用的，是“太平盛世”这件大玩物上的装饰品之一。虽不是以人民为刍狗，但也不过是以人民为爱犬，假如人民想争自由平等，想争做“人”的地位，那就大大的犯忌了。统治者觉得不能拥有这大玩物时，也从来不惜毁掉它，看看鲁迅对杀人魔头张献忠的评论吧。其实汉武帝和张献忠易地而处，他们所干的勾当，是不会两样的。写历史的人，本不必“歌颂”人民，但至少该写个平民保护自己的《通鉴》。平民——平凡、庸庸碌碌、无常、无告、无望，可他们理应和雄才大略们一样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没有“洞察一切的睿智”、“独一无二的原创性”这类玩艺儿，保护自己就只有靠改进出一套较好的制度，而非危险的英雄神话——英雄是平民的鸦片。
　　(《风起云扬·汉书随笔》，卢敦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第一版)